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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听了这几句话，悄悄地流下了两滴感激之泪，说：“好，谢谢你了，伊滕博文先生那里，也请公使代我转达此意。”
“伊滕前首相就在客厅，你去见见他吧！”
梁启超见林公使答得如此坚决，觉得没有必要再去与伊滕讲了，何况他还有许多事情须立即料理，便说：“我不去了，我要赶紧回寓所。”
说罢，急急忙忙离开日本使馆。梁启超回到寓所，赶紧将几捆来往信件烧掉，又将文稿杂记等一律焚毁，然后将书籍和日常衣物匆匆整理一下，到了断黑时，提起一个皮箱出了门，再次来到日本使馆。使馆门前乱糟糟的，趁着混乱之际，他飞快地跑了进去。林公使把他安置在一间小房子里，然后去和伊滕博文商量。伊滕说：“梁启超这个青年是中国宝贵的灵魂，救下他，是做了一件好事。你出面想个办法，让他逃到日本去。到了日本后，我来帮助他。”
第二天，谭嗣同在浏阳会馆静坐了一天。他摹仿父亲的手迹，假冒了几封父亲给他的信。信上大骂他不该办新政，并声明与他断绝父子关系。谭嗣同知道自己的事必定要牵连到父亲，身为巡抚的老父到时便可以借此而减轻责任。到了傍晚还不见有人来抓他，便将自己的诗文手稿和一叠家书放进一口小木箱里，提着这口小木箱来日本使馆会梁启超。托梁启超替他妥为保管。梁启超要他留在使馆里不要到会馆去了。谭嗣同再次坚决地谢绝，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先生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说罢二人相与拥抱而别。
这时，恰好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正在使馆里，林权助便和郑永昌商量了一个逃跑路线和接头的办法。
次日，郑与梁化装成外出打猎的样子，背着两支双筒猎枪，使馆的汽车把他们送到前门火车站。二人上了车后，林又给有关方面挂了电话。他们在天津站下了车。刚一出现在月台，梁启超便被一个人认出来了。那人立即告诉天津站的巡逻人员，巡逻员马上跟踪他们。当发现有人跟踪时，郑急中生智，带着梁跳上海河岸边的一条帆船。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钟了。郑拿出十块银元给船老板，请他赶快开船去塘沽。帆船开出不久，巡逻员坐了一只小汽船追了上来。当时塘沽的上游方向停泊着日本的军舰，下游方向停泊着日本的一只商船，巡逻员以为他们会逃向商船，遂在商船旁边等着。就在这时，帆船开到军舰边，按照预先约好的信号，郑领事挽着白手帕，舰长把他们接上了军舰，立即启航。就这样，梁启超侥幸地逃到了日本。不久康有为通过英国的帮助逃离虎口也到了日本。在伊滕博文和首相大隈重信的照顾下，梁启超和康有为在日本住了下来。梁为自己取了一个日本名：吉田晋。康也取个日本名：夏木森。
后来，梁启超得知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的噩耗，心中悲愤不已，尤其是谭嗣同能逃而不逃，甘愿以一己之流血来唤醒国民的崇高献身精神，更令他又敬又叹。为了纪念谭嗣同，纪念他们所共同建立的那番为国家和人民造福的轰轰烈烈的新政，梁启超含泪撰写了著名的《 谭嗣同传 》，刊登在他主办的《 清议报 》上。这份报纸传到国内后，引起了舆论界的巨大反响。
五年来，梁启超除受康有为之命在日本及檀香山、新加坡、澳洲等地建立保皇党组织外，他的绝大部分精力是用来办报纸，以此来唤起民众，鼓吹自由、进步、民主、民权、宪政等一系列新思想。他先在东京办《 清议报 》，继而去横滨办《 新民丛报 》，又办《 新小说报 》。他所主办的《 新民丛报 》风靡海内外，是所有报刊杂志中最受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青年所欢迎的宣传品。赋闲在家的黄遵宪写信给梁启超，说《 清议报 》远胜《 时务报 》，《 新民丛报 》又远胜《 清议报 》。《 新民丛报 》上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为人人笔下所无，却又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
梁启超学识渊博，精力过人，除办报写政论文章外，他还写了不少学术著作。古今中外的各种流派思想，杰出人物，都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梁启超成了日本留学生心中的偶像，大家出自内心地敬仰他，愿意与他交往。一段时期里，孙中山与梁启超过从甚密。梁表示赞成孙的革命主张，甚至有意将两派合为一个会，推孙为会长，梁自任副会长，只是由于康有为的坚决反对没有实现。正是从那时开始，康梁之间的思想分歧便越来越大了。
梁启超回到横滨，得知杨度已来到东京后，便作书一封。信上说：五年未曾晤面，时常想念，知已到日本，不胜欣慰。本欲到东京来把酒畅谈，无奈外出日久，报馆事务繁多，一时不能抽身。过几天是明治节，特为邀请令兄弟郎舅同来横滨过节，以慰云树之思云云。梁启超不知杨度的寓所，便将信寄给住在东京的王照，托他转给杨度。
二 王照的一句话，道出了戊戌政变的真正原因
王照字小航，乃是戊戌变法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他原是礼部的一个主事，却不料一封参劾将六个堂官一齐参倒，这是清朝自开国以来没有过的怪事，一时间轰动全国。事情是这样的。
新政推行不久，礼部尚书许应骙上了一折，说经济特科考试时务策论，为非常之举，不妥，宜与正科一样，改试八股。这是明目张胆地与新政唱反调，御史杨深秀、宋伯鲁合词劾之。光绪皇帝很讨厌许应骙阻挠新政，想罢黜他。协办大学士刚毅出面为之说情。这是新旧两派正面交锋的第一次。
到了七月中旬，礼部主事王照写了一个折子，请皇上游历各国，扩张眼界，又建议设立教部以扶翼圣教。因为王照官阶低，不能自己上奏，于是请许应骙交递。许不肯。康广仁对王照说，皇上号召广开言路，岂容大臣阻蔽不达，宜劾之。王照性格勇直，当即具折参劾。侍郎坤岫、溥颋令掌印者勿收。王照气得捧着折子外出，声言前往都察院告状。坤岫等只得允为代递。许应骙得知后大怒，也赶紧上一折，说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又说他请皇上游历各国，是将皇上置于险地，居心叵测。光绪皇帝见到许的奏折后大为不悦，批示交部议处，又批示今后条陈事件，各堂官应将原封呈进，毋庸拆看。部议将许降级。光绪皇帝恼怒处分太轻，一气之下，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坤岫、徐会澧，右侍郎溥颋、曾广汉六个堂官全部革职。赏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以昭激励。特擢李端棻、裕禄署礼部尚书，耆寿、王锡蕃署左侍郎，萨廉、徐致靖署右侍郎。这道命令一下达，举国为之鼓舞欢忭，争求上书，每日各署都要递数十封条陈，光绪皇帝从鸡鸣阅至日晡犹不能尽，而王照也因此而名闻全国。到了政变时，王照自然成了拘捕名单中的一员。在外国人的帮助下，他也及时离开北京逃到日本。先是和梁启超一起住东京马场下町，后来梁去了横滨，他便一人住。当时王照接了梁启超的信，即向友人打听，知杨度住在饭田町田中宅，遂持书前来拜访。
当田中老人将印着“礼部主事赏三品顶戴四品京堂候补王照”字样的名刺交给杨度时，他惊讶道：“是小航先生来了！”
杨度对王照早已心仪，见面之后，方知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子。大家入乡随俗，按照日本人的方式，盘腿坐在榻榻米上，一边品茗，一边闲谈。杨度看了梁启超的邀请函后，甚是高兴，说：“小航先生，明治节那天，我们一道去横滨吧！”
“我就不去了，前些日子才从卓如那里来，这次就不陪你了。”王照想了一下，又问，“横滨你熟吗？”
“不熟。”杨度摇摇头，“我两次从横滨上岸后，都是立即转车来了东京，连街市都没看。”
“那山下町，你找得到吗？”
“我想找得到的。”杨度满有把握地回答，“卓如信上把线路已画得清清楚楚了，况且我们兄弟的日语都还可以，路在口上，弄不清楚就问，总可以找到的吧！”
“你们到底年轻，学话学得快。”王照感叹，“不瞒老弟说，我来日本五年了，还只能用日语说些日常话，要和他们的学人谈学问，和政治家谈政治，还很吃力哩！”
“年纪大了，学语言是困难些。读日文版的书没有问题吧！”杨度自己其实也同样不能用日语谈论深层次的话题，但他一向自视甚高，相信不出一年就可以做到这点。
“读日文书倒不成问题，只是用日文交谈和写作难以提高。”王照似乎为这点很头痛。
“小航先生，这几年您在日本都做些什么呢？”杨度问，他知道短期内不可能回国，如何充分利用在日本的日子，多学些有用的知识，他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王照的经历，或许可引为参考。
“我想做的事情很多，但至今一事无成。”王照端起方形单耳日式茶杯，浅浅地喝了一口，说，“先是一个劲地学日文，但日文未精。继而想写一部关于戊戌年新政的书，把我自己所参与所知道的一切如实记下来，公之于世。写了一半，南海先生要我去组织保皇党。南海先生的家长作风，我又习惯不了，不久就退出来了。后来又想继续国内的《 说文 》研究，想想在异国研究中国的文字，又自觉不协调，也搁下来了。只有间或应卓如之请，在他所办的报纸上写点诗文，倒还有点小作用。”
提到诗文，杨度想起了王照写的《 方家园杂咏记事 》在海内外传颂甚广，便说：“小航先生，您的《 方家园杂咏记事 》记录了戊戌政局中鲜为人知的史实，大家都喜欢读。您这就是在写历史，以后还可以多写点这方面的诗文。”
“那只是些东鳞西爪的事，还谈不上历史。”王照笑了笑，又端起了茶杯。
杨度想起了一事：“小航先生，您在《 方家园杂咏记事 》里说，西太后惟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这样。”王照望着杨度，正色道，“世人都说戊戌之变是因为太后要维持祖制，皇上要效法西人，彼此政见不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王照望了一眼手中的茶杯，杨度估计杯子里大概没有水了，起身提来一只大肚短嘴三耳鱼纹仿古陶壶，给王照的杯子续上深酱色的浓茶。王照喝了一口，继续说下去：“又如太后黜瑾、珍二妃，世人都说瑾妃、珍妃支持皇上，故太后迁怒于她们，其实是她们卖官惹恼了太后。卖官鬻爵这门子生意，朝廷里只能由太后独揽，别人不能染指。瑾、珍二妃原以为太后可以这样做，她们也可以学样，事情就坏在这个‘学样’上。所以依我的看法，推行新政，如果奉太后为主，让她出头露面，那么新政就是对的了。我早就把这个想法跟康南海先生说过，他是个固执己见的人，不但不接受，还说那拉氏是万不可造就之物，绝对不能让她来主导新政。结果让太后觉得皇上是借变法之名在与她争夺权力，故而要拼死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