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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定给父亲穿上了准备登基用的龙袍朱履平天冠。袁世凯生前没有做成正式皇帝，死后却穿上帝王服去向阎王爷报到。继任的黎元洪则以大总统的礼仪，为袁举行隆重热闹的丧典。在上千副挽联中，有一副竟丈贡缎上的挽联最为引人注目，它以笔力浑厚的书法、措辞微妙的内容，向世人表达了挽者本人的一腔怨愤：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挽联左下角署名：湘潭杨皙子。
袁世凯死了，护国军方面白然不便来北京鞭尸焚柩，只得把惩办帝制祸首十三太保的事再次提起，并声言如不拘杀这十三个人，决不与北京政府达成和议。
黎元洪本来就讨厌袁世凯称帝，他拒不接受武义亲王之封，就是对帝制的公开反对。对惩办祸首之事，他自然赞同。正准备按护国军提出的名单一一捉拿，却不料说情担保的电报一封封飞到他的桌上。
首先是袁克定从洹上村墓庐打来电报，为他的表叔张镇芳和他父亲的老部下雷震春讲情。黎元洪既然礼葬袁世凯，自然也不便拂逆服中的大公子的意，回电准予将张、雷二人从帝制祸首名单中划去。接下来，冯国璋为段芝贵、袁乃宽讨保。冯现在是北洋系的老大哥，黎要巴结他，当然要给他这个面子。于是段、袁的名字也划掉了。然后，李经羲打电话给黎，说严复、刘师培人才难得，不宜关进牢房。严复的名望素为黎所知，刘师培的学问也让黎的幕僚们佩服，这样，严、刘也不通缉了。
黎元洪见四方都来保人，想想自己也要趁此机会保几个才好。寻思本人乃是靠着革命党的力量才有今日的尊荣，又何况革命党潜在的力量很大，说不定哪天一声喊，会又从四处冒出，须预先留个后路。他便以己身做保人，将李燮和、胡瑛的名字划掉，本想连孙毓筠的名字也一块去掉，只是孙为副理事长，目标大，保不得。
十三太保，去掉了八个，其他的如梁士诒、朱启铃、周自齐、孙毓筠四人都有人出来为他们讲情说好话，惟独杨度，普天之下无一人为他说话，相反地，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骂他的文章，斥责他由骚动的进步主义的鼓吹者一变为君宪制拥护者，再变为民主共和的策士说客，三变为帝制复辟的祸首，真是个反复无常、卖身变节的无耻文人。有的文章还揭发他一贯嫖娼宿妓，多年前就从八大胡同里拐走了两个女人，如今又仗势霸占云吉班的红牌姑娘。为了讨好这个烟花女，竟然贪污公款，用三万银元买了一件冒牌字帖送给她，还用四十万元赎出来金屋藏娇，千真万确是个无品无行的风流荡子。又申讨他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仍然坚持帝制不改，与潮流为敌的罪行，是一个不折不扣十恶不赦的头号祸国贼首。“杨度”二字，已被钉死在耻辱柱上。
这样一个人，还有谁敢来为他讨保说情呢？
槐安胡同杨宅，满天阴霾，死气沉沉。
李氏老太太和黄氏夫人向来不看报纸，也基本不外出，对世事的变化不知其详。但西南边打仗、洪宪年号取消、袁世凯死了这些大事还是知道的，又见皙子两个多月不出门。婆媳俩也知道杨家遭到厄运了。李老太太便一个劲地烧香拜佛，祈求菩萨保佑。黄氏则在心里念叨着，盼望丈夫平安无事。亦竹知道丈夫已陷在逆境之中，她也不会说太多的宽慰话，便只有事事顺着他。作为这个大家庭的实际主妇，十来个人的吃穿日用都由她做主，她一天忙忙碌碌的，也没有多少时间去苦恼。这个家庭中有两个女人的内心最为痛苦，一个是叔姬，一个是静竹。
叔姬本不太过问国事，在与代懿感情破裂独居哥哥家的这几年里，她只是借书籍诗词来抚慰心上的伤痕，来抒发她那似乎永远是可望不可及的既遥远又近在咫尺的幽怨的爱情。但这段时期来，她却密切地关注着外部政坛风云。她叫何三爷把京中所能见到的报纸都买下，凡是指责哥哥的文章，她一篇都不放过，读后再剪下来分类保存。叔姬是个聪慧而情感专一的女人，又是一个胸怀较窄而执拗的女人，她看准的路她要顽强地走下去，她看定的人，她要固执地维护着。在这个世界上，她的心中只有两个男子。她初恋的情郎夏公子，她终生不渝地偷偷地爱恋。她心中的偶像亲哥哥，她排斥一切地全盘信任。她并非认为哥哥的事业一定伟大，相反，她并不太赞成帝制复辟，也从不羡慕达官贵人的权势气焰，她只是对哥哥有一种深厚的骨肉之情，她希望哥哥顺遂发达，希望社会能容许哥哥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智。她不能容忍有人用恶毒的语言沮咒哥哥，甚至连一句批评的话都容不下。她知道哥哥正当心事沉重之际，无情绪做事，于是自觉地替哥哥收藏档案，哥哥总有一天会用得上的。
至于静竹，则更是沉陷在极度的伤感中。静竹的伤感是复杂的。皙子的事业没有成功，他固执己见地走上了一条与潮流不合的道路。当年改变君宪信仰，转而支持共和时，他也面临着世人的指责，从而引起苦恼。作为一个普通女人，静竹绝没有什么政治信仰，她也绝对谈不出该以什么方式来救国的大道理。但是，作为一个从苦难中熬过来的薄命人，她从本能上感觉到共和要比专制好，至少老百姓在名义上算是国家的主人。这几个月里，皙子却狂热地从共和功臣又退回到君宪老路上去了。眼下，在他碰得头破血流神情沮丧的时候，尽管在理智上，静竹也知道应该去劝慰劝慰他，但在感情上，她已经唤不出当年那份温馨了。在她看来，自从皙子迷上帝制复辟后，不仅在政治信仰上入错了门，而且从人生价值的取舍上来说，他也走上了邪道。在静竹的心目中，皙子是一个清清纯纯重情重义的男儿，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会靠自己的人品才具做出一番事业来，他会珍惜自己的初衷，会始终如一地爱自己曾经爱过的人，同时也会爱惜自己这个用爱情建立起来的家庭。即使做官，也会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好宫，在外面为百姓办好事，回到家里来是个好丈夫、好父亲。槐安胡同这个特殊家庭组合的前些年，皙子基本上是静竹想像中的正派书生，但这一年来，他几乎完全变了样。
这种变样还不只是表现在沉溺于云吉班，以及后来为富金赎身置为外室，这尚在其次，在静竹看来，主要的是皙子的心变了。他的心里已没有她们姊妹的重要位置了。这明显地体现在他对亦竹的冷漠，对自己的疏淡。
静竹记得，这一年来皙子几乎没有跟她亲亲热热说过几次话。偶尔回家来了，也只是在她的房间里站一会儿，既不关心她的病情，也不多谈外间的情况，只是一个劲地说他忙，说了几句不冷不热的话后便匆匆走了。至于梳妆台上那块绿绸包的拜砖，他甚至连眼角都没有瞧一下。
静竹每每夜半醒来，想起这些事，便会揪心般的难受，眼泪止不住地会浸湿大半个枕头。这时，她常常会打开绿绸，拿出那角拜砖来，失神地看着看着，脑子里杂乱无章地遐想。她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先前那样一个满腔抱负满腹才情的书生，一旦在官场得意，便会很快晕头转向，甚至连自己对着佛祖起下的誓言都会忘记，连自己倾心所爱的女人都会抛弃。究竟是官场这个地方不能进呢，还是皙子本人经不起权势的蛊惑？究竟是人生不能久处顺境呢，还是顺境原本就是一口诱人堕落的陷阱？
有一点，静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她平生所追求的理想破灭了。既然如此，活在这个世上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了，还不如离开为好。她借口病已好，停止吃药几个月了，她自己心里明白，她的生命力正在一天天地减弱。这一点，包括亦竹在内，槐安胡同的其他人都没有觉察出来。
当然，槐安胡同里痛苦最大的，莫过于他的主人杨度了。袁世凯死了，袁克定带着一大群孤儿寡妇回洹上村守丧去了，袁氏王朝的谋士们或被通缉，或龟缩蜗居，已经风流云散销声匿迹了，帝制复辟是彻底失败了。作为帝制余孽中的首犯，杨度一直在痛苦的反省之中。
面对着眼前的现实，一个巨大的疑惑使他始终难以解答。积极鼓吹帝制，固然有想当新朝宰相的一层原因在内，但扪心自问，想为国家谋求一个长治久安的国体的愿望也是很强烈的呀！只要是一个正视现实的人，几乎都不会否认这样的事实：皇帝退位共和诞生这四五年里，中国一天也没有安宁过，不要说宪政没有建立起来，就是连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起码秩序都没有建立起来。过去都说只要把满人的朝廷推翻了，中国就一定会强盛起来，但这几年没有皇帝了反而更乱。袁世凯讨厌革命党，革命党更仇恨袁世凯，那些不属于革命党体系的人也不服从中央政府。这不明摆着是中枢缺乏应有的震慑天下的权威吗？恢复皇权正是恢复权威，而由汉人来做皇帝，正是又有权威，又从异族的手里摆脱了出来，岂不是两全其美！杨度相信，正是因为此，才会有筹安会的宣言得到各省当政者的支持，也才会有全国一致地拥戴袁世凯做皇帝。但是，为什么当蔡锷在云南那么一喊，便会引起举国震惊呢？蔡锷手下只有三千多人，整个滇军也不过万把人，为何他们就敢与中央为敌，又居然屡败前去征讨的北洋劲旅呢？还有，陆荣廷、陈宦、汤芗铭这些人为何那么快就宣布独立响应云南呢？蔡锷是不得重用，积怨在胸，陆、陈、汤这些人都是极受器重而又铁心赞成帝制的呀，人心之变为何如此迅速？
在国外方面，日本的态度也使他百思不解。明明是竭力劝袁世凯行帝制，为何转眼之间又坚决反对呢？一个自己行君宪而强大的帝国，却不愿它的邻国仿效，难道说日本政府存心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难道说当初的劝说，是设下的圈套，有意引起中国的内乱吗？
当初说行帝制，袁克定一倡议，举国都拥护；而今说捍卫共和，蔡锷一发难，又举国都赞同。莫非说，中国各省的当政者都无头脑，只知人云亦云、看风使舵？抑或是中国的政坛上还有另外一些深层奥妙，自己压根儿就没有摸到过？投身政治活动二十余年的帝王学传人，在这场滑稽剧般的变局中，几乎懵懵然了。
不久，由新总统黎元洪签署的通缉令发表了，原来的所谓十三太保去掉了八个，只剩下五个，又莫名其妙的加上三个，他们是原内史监内史夏寿田、原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顾鳌及《亚细亚报》主笔薛大可。此八人“均着拿交法庭，详确鞫讯，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律宽免”。
夏寿田见了这道通缉令真是哭笑不得。在整个帝制复辟期间，他只不过是一个忠于职守得总统信任的内史而已，既非策划者，亦非活跃分子，像他这种身份的人都要被通缉的话，那通缉令上的名单至少要列百人以上！他来到槐安胡同诉苦。
杨度苦笑着说：“这是因为你的内史一职是我推荐的，别人又都知道你是我的多年挚友，把你列进来，无非是要加重打击我罢了。这也是落井下石的一种。”
夏寿田明白这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