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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这么多的条件！”袁克定脱口而出。
“是的，正因为如此，故能成大事者极少极少。就像我，也只是在过了四十五岁后才渐渐地看得明白，断得准确。大公子要是有兴趣，我今后慢慢对您说。”
这门学问绝对深得不得了，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袁克定想想也是，便说：“好，言归正传吧，请你继续说正阳门。”
“因为怕皇气外泄，所以正阳门不开。前清皇帝最敬重的是西藏的达赖、班禅，就是他们来了也不开门，只是高搭黄轿，让他们越过女墙而进。”郭垣继续说，“我接连几天三更时分登上正阳门，发现新朝与正阳门关系更大。”
“为何？”袁克定顿时警觉起来。
郭垣郑重地回答：“我站在正阳门城楼上遥望南方，红光贵起，直压北京。正阳门为北京正南门，挡住南方红气全靠的是它。眼下南方红气如火如茶，正阳门必须改造，否则压不住。”
袁克定不自觉地向南边眺望。眼底下除鳞次栉比的房屋、纵横交错的街衢、熙来攘往的人流外，他没有看到一丝红光，但他相信郭垣的话是对的。因为复辟帝制最大的反对者是革命党，革命党的领袖大部分都是南方人。就连非革命党并久已驯服的梁启超都公然反对帝制，梁是道道地地的粤人，可见南方的红气确实对北京的皇权压力很大。
袁克定想到此，急切地问：“如何改造法？”
“首先宜改造外郭两偏门，将它们移入内城，于内正门两旁 洞开两巨门，以便出入车马，紧闭内墙正门，使之不接南方旺气。”郭垣转过脸来，以手指着北方说，“其次，宜增高正阳外城前门敌楼。明清两代敌楼门洞设有七十二炮眼，合七十二地煞之义。炮眼东西南北四出，有镇压四方之意。但地煞之旨虽备，天罡之理却无闻。现在宜在南向正面最高处洞开两圆眼，直射南方，此为天眼，专灭天火。明年圣主登基，大公子再来楼上看看，南方红光必然大为削弱。”
袁克定心想：南方的红光我一点都没看出来，更无论增强削弱了，不过既然自己看不出，也只有相信他了。
“第三，”郭垣接着说，“宜将正阳门所有门扇、窗棂、楹柱全部由红色改漆成黄色。”
“这又何故？”袁克定不解。
郭垣一本正经地说：“民国尚红，故其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以红居首，所谓以火德王也。民国建自南人之手，南方丙丁火，红气旺烈，故遥望南方红气勃勃。由民国改为帝国，宜以黄代红，即以土镇火。前清立国二百六十余年，正阳门两次遭火，都给国家造成大动乱。乾隆四十五年火焚正阳门城楼，乃有嘉庆、道光白莲教之变，用兵二十年，灾及数省。到了咸丰朝又出现长毛、捻、回之乱，祸害东南半壁河山，再加之列强入侵京师，帝后逃奔热河。前清王朝因为这把火而由盛转衰。光绪二十六年，正阳城楼再次遭火，义和拳民大乱北方，八国联军蹂躏京师，帝后又一次出逃。这把火终于导致前清由衰到亡。按之史册，复之当今，火实在关系北京王气太密切。正阳楼改漆黄色，以土镇火，乃当务之急。”
郭垣此番话讲得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不由得袁克定不相信。他正要再问下去，一眼瞥见杨度走上城楼，忙打招呼：“皙子你来了，我正与郭先生在查看正阳楼哩！”
杨度见郭垣人虽瘦小，但两目精光四射，知他不是俗辈，便笑着说：“我正要见见郭先生，听听郭先生的高论。”
袁克定向郭垣介绍了杨度。郭垣说：“杨先生习的是孔孟大学问，我这是旁门左道，想必杨先生不能包容。”
“哪里，哪里！”杨度说，“占候卜筮之学，若是没有根柢，想学都学不到哩！”
说到这里，他想起夏寿田曾对他说过史册上记载南海地势尚有不足之处，但不足处在哪里却并没有讲，且问问这位郭先生，也可试探试探他的深浅，便问道：“郭先生，前人都说南海形势最好，宜建正殿，你认为如何？”
郭垣转向北面，朝紫禁城方向望了一眼，说：“南海位置上应天躔，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围包括，理气井然。以峦头论，青龙方面似嫌微略，宜培高东面小山，使之与西边白虎湖水相对称，则全福无遗了。”
杨度听了这番话，心想此人真有学问，不可小觑，正想问问他帝制复辟是否一定成功、复辟之后国运是否隆盛等大事，只见政事堂一个年轻低级官员从城楼脚爬上，对袁克定说：“总统要找大公子和杨先生议事。”
杨度本来是想跟克定商议各省请愿事，现在见总统召见，不如干脆请示总统更好。
袁克定对郭垣说：“今日郭先生对改造正阳门和南海所献方略都很好，请先生先回馆休息，夜间我们再谈。”
道别之后，袁克定和杨度匆匆下了正阳门城楼，直奔中南海。来到居仁堂，见袁世凯与张謇正在高声谈话。在张謇面前，袁克定、杨度都是晚辈，便在一旁坐着听。
张謇笑着说：“克定和皙子来必有要事，我就不多谈了。我只想问一句，眼下京师流言纷纷，都说你很快会将共和改为君宪，自己穿上龙袍做皇帝了，真有这事吗？”
袁世凯漫不经心地端起桌上的杯子说：“季直先生，我们相交三十年了，你还不相信我，我会做那种事吗？中国不宜于办共和，应该改行君宪。这个看法，中外不少人士都有。美国的古德诺博士、日本的有贺长雄博士都是在世界享有盛誉的政治学家，一处在共和制下，一处在天皇制下，他们都认为对中国而言，君主胜过民主。在我们国内，严又陵先生号称西学大师，孙少侯、胡经武、李柱中等人都是革命元戎，他们也认为欲求中国长治久安，非君主不可。但这些话都让他们去发表好了，我受诸位委托办共和，已郑重宣誓过，我怎会改变？”
杨度猛一听这话，心里一紧：难道大总统换了主意，不变国体了？便肃然谛听下去。
“季直先生，辛亥年你来洹上村找我，叫我顺民意出山。我就说过在中国办共和也是可以的，如今我做了四年总统，还能出尔反尔，废掉共和吗？”袁世凯以一副至诚的面孔说，“季直先生，你我相交数十年，我对你说句心里话吧！若万一人心改变，四万万民众都厌弃共和主张君宪，那我袁某人当然也只得顺从大家的意愿，将国体改回去。但有一句话必须讲在先：皇帝宝座，我是决不登的。”
张謇说：“国体既然改回去，你由总统转皇帝，也顺理成章，你为何不做？”
“季直先生，你这话不对，不能说顺理成章。”袁世凯正色道：“若以传统一系，好比罗马教皇那样，则中国的皇帝应属孔子之后，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最适宜，退一步而说，混成旅旅长孔繁锦亦可。若以革命排满而论，则中国的皇帝应属大明朱家之后，内务总长朱启钤、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浙江将军朱瑞都有做皇帝的资格。”
张謇已听出，这位平素以严肃著称的大总统正在跟自己开玩笑，不如索性顺着他的话将玩笑开得更离奇些。老状元公笑着说：“要说让朱家人做皇帝的话，岂只他们几个，还有专治偏头风的郎中朱友芬，擅长演风骚女子的伶人朱素云，他们都有许多支持者，也有做皇帝的资格。”
袁世凯拍着手掌大笑道：“说得好，说得好，凡姓朱的都可以做皇帝。倘若有人说张邦昌那个儿皇帝也做得不错，要寻他的后人继位的话，那季直先生你就是顶合适的了！”
袁世凯这个突发而来的灵感令张謇虽不舒服，亦无从发怒，只得附和着袁世凯的笑声大笑起来。
张謇告辞出门后，袁世凯脸上的笑容已一丝不见了。他对着儿子和杨度说：“你们刚才听出来了吗，这个老头子其实是反对君宪制的。你们不要以为改行君宪会很顺利，像张謇、梁启超这些大名士都是很有影响的，他们很能蛊惑人心，不可掉以轻心。我今天特意找你们来，就是告诉你们一件事。有人告发，蔡锷常常去天津找梁启超，而且棉花胡同近来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出现。皙子，你要去劝蔡锷与其师划清界限，顾全大局。蔡锷长期在西南军界，他在那边有势力，要注意他与那边的联系。张、梁等人再有影响，只不过动动嘴巴，摇摇笔杆，做的是秀才事，成不了大气候；倘若蔡锷怀有异志，动起刀枪来，那才是真正的祸害。”
袁世凯这几句话，说得杨度紧张起来。蔡锷是他推荐的。原本是要这位年轻的将军做护法尊神，若反而站到反对帝制一边，那岂不要坏了大事！于是说：“总统放心，蔡锷这人我了解，我担保他决不会唱反调。”
“你凭什么担保？”袁世凯盯着杨度问。
“蔡锷在日本时，明确地对我说过，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国体 就是日本的天皇制。他出身农家，为人正直重感情。多次对我说过，总统这样器重他，以国士之礼待他，他一定要尽忠报答总统。他说的是真心话。”杨度见袁世凯的脸色略有松弛，接着说，“蔡锷的实力在云南，而云南将军唐继尧已经在段芝贵的密电上签名拥护帝制，这表示云南军界支持总统，同时也说明蔡锷是拥护帝制的。”
袁世凯轻轻地点了点头：“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棉花胡同近日出现的人仍使我怀疑。你不妨叫在京的滇人去试探一下蔡锷的心思。”
“好，我立即去办。”杨度答应。他想起了自己的事，说，“有一事想请示总统。”
“啥事，你说吧！”袁世凯挥了挥手。
杨度说：“改变国体，用开议会的方式不妥，因为各省议员来京聚集，很费时日。”
袁克定插话：“还有一点，那些议员老夫子都是倾向共和的，请他们来投反对票，是自找麻烦。”
“正是这话。”杨度继续说，“不如再组织一个国民会议，采取筹安会内部投票的方式，以投票来表决国体。不过，国民会议要各省重新推选人员，筹安会不能下命令给各省将军、巡按使，故请总统下命令。”
袁世凯说：“我这个做总统的怎能下这个命令，你没有听到我刚才跟张季直说的话吗？这样吧，克定，你去办，你给各省打个招呼。”
袁克定忙答应。
袁世凯又说：“重开国民会议也难，不如在各省开国民代表会议，就在本省投票好了，这样省事。”
杨度立即说：“如此最好，事情会办得又快又圆满。”
这时夏寿田进来对袁世凯说：“严范孙先生特为从天津赶来，说有要事觑谒总统。”
“哦，严先生来了，好！”
袁世凯对严修极为敬重。那年他罢官回籍，百官都回避，惟独严修与杨度亲到车站送行，一直送到芦沟桥。袁世凯是个恩怨分明的人，民国成立后，教育总长的人选，他第一个就要安排严修。但严修以正在天津办教育实业为名婉言谢绝。袁见他不就实职，又送他参政院参政头衔，严修又不受，理由是：他与总统乃知交，不在乎职务有无；民国初建，有许多人在巴望着名位，总统宜以名位笼络这些人，他就不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