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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以后历代统治者钳制学术自由，文化上也就没有多大发展了。即使是民主共和制有千般万般好处，有人说它不宜，要行君宪制，也要让人家说话。”
“对，对，正是您这话！”杨度见谈话很投机，忙趁热打铁。“袁大总统很赞成我们组建一个团体来讨论国体问题，还特地说严又陵先生中西学问都很渊博，德高望重，一定要请他参加。我这是奉袁大总统之命，特来恭请您参加这个团体的。”
书生味十足的严复直到这时才明白，为何杨度过去从不往来，这段时期如此殷勤，原来是奉了袁世凯的命来请我参加他们的团体的。他心里颇为不快。倘若杨度不抬出袁世凯来，他或许会参加，现在他反而不愿参与了。
“这些事还是你们后生辈去弄吧，我今年六十三了，又衰病如此，怎么能参与？假设我年仅天命，又或者虽过花甲而未病，我跟着你们再风光一回，即使杀身亡家也无所谓。”
杨度说：“大家都说您是烈士暮年壮心未已。听了您刚才的话，我更有这种感觉。我们其实不敢多劳动您，只要您肯赏脸参加，赞同行君宪，就是给我们很大的支持了。”
严复不明确表态，却提出一个问题来：“你们要改用君宪，一定是心目中有了一个英明的君主。这一个君主是谁呀！”
这还要问吗，这老头子是真不明白，还是故意装傻？杨度这样想过后，认真地回答：“当今中国，还有谁能坐这把黄龙交椅呢？当然是袁大总统了，这是天心所归民心所向的呀！”
严复的脸色刷地变了，坚决地说：“袁项城做总统还勉强说得过去，做立宪制的君王，他不够格。”
杨度没料到老头子会如此坚决地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愣了一下问：“老先生，为什么袁大总统不能做皇帝呢？”
严复严肃地说：“若是让袁项城做历史上的一般帝王也未尝不可，但现在要让他做立宪制的君主，他不是那块料。不是说他没有宪政方面的学问，那不要紧，你们这班子人可以帮他制定。我说的是他没有宽阔的胸襟和容人的气度。”
“袁项城不行，什么人行呢？”杨度试图以此来堵住老头子的嘴。
严复说：”要说中国的皇帝料，上上之选是汉光武帝、唐太宗，降格以求，则曹操、刘裕、桓温、赵匡胤也还算可以，其他人就不配论了。”
杨度心里冷笑道：老头子说的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话。这等迂阔的人，想必也不能办成什么事，倘若不是看在早年的名声上，根本犯不着在这里磨嘴巴皮。心里虽这样说，口里的话还是客气的：“老先生，您的话固然不错，但汉光武、唐太宗毕竟历史上不多见，宋、元、明、清都没有出过这样的皇帝，王朝也照样建立，照样巩固。何况许多人都说过，袁项城就是今天的桓温。按您的标准，他也可以做个中等君王，为何不可以辅佐他做个皇帝呢？”
严复冷笑：“袁项城比起桓温来不啻差之千里！”
说着又摇起折扇来，一副十足的老名士派头。
杨度跟不少大名士打过交道，知道对付这种人一是捧，二是镇，双管齐下，方可奏效。
他于是挺直腰板，敛容正色道：“严老先生，二十年来，随着《天演论》的广泛传播，您也名满海内外，千千万万有志于国事的读书人，从《天演论》中学到了许多古来所未有的新知，因而对您的崇仰，近世以来几无第二人可比。我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留学生们都说出国前所有的新学知识几乎都是从严译名著中得来的，又说无侯官严先生，则无中国之新学。于此可见您对中国的影响之大。”
杨度说到这里注意看了一眼严复，只见他停止了摇扇，脸上露出微笑。显然，他是爱听这种话的。
“严老先生，”杨度接着说，“中国之有立宪，完全是受西方的启示。中国要想强大，亦非得学习西方走立宪的道路不可，舍此别无出路。但不幸的是，四年前革命党惑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大部分国民甚至包括袁大总统在内，出于对朝廷的失望和对革命党的信赖，匆匆忙忙地在中国选择了民主共和的国体。此国体实行了四年，有识之士都已看出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民性，然既己实行，再要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我们几个人决定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迎难而上。老先生负西学泰斗之望，一言九鼎，且早已英明地看出中国不宜行共和。所以我们恳请老先生以国事为重，以自己的信仰为重，不嫌我们人微言轻，不惧世人不负责任的指责，参加我们发起的这个学术团体，并出任理事长，随时给我们的行动以指导。”
严复说：“老朽说话办事，向来只认真理不恤人言。明说吧，你们发起的这个团体，我并非不愿参加，只是我不愿意捧袁项城为帝。”
杨度心想，只要他肯列名筹安会便是胜利，于是说：“袁项城身为总统，多少人想巴结尚且找不到门路，您受他的格外器重，却不愿违心地讨好他。您的这种风骨令我钦佩。”
杨度再捧了严复一下后郑重地说：“老先生，请恕我说句直话，您若因为不同意袁项城为皇帝便不参加选择国体的讨论会，晚辈以为这与您几十年来以国家民族为重的一贯态度略有背离。中国应改变国体行君宪制，与拥立袁项城为帝是两回事。首先要解决国体问题，其次才来谈拥立谁为皇帝。国体的选择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至于立谁为帝还可以再讨论。在大是大非上老先生一向态度分明，我们也希望老先生在晚年再为国家和人民做件好事，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以廓清民众的疑惑而坚定智者的心态。定下君宪制后，我们再来商讨谁为君主的事。我看袁项城固然可成为候选人，孙中山、梁启超、黎元洪、徐世昌，甚至严老先生您，都可以成为候选者，到那时再取决于国民的、公意。”
严复笑起来了，说：“皙子先生你真会说话，老朽连官场都不愿进，还想做皇帝吗？老朽最相信曹孟德那句话，做皇帝等于被架到火炉上受燎烤，那日子是绝对不好过的。当然，老朽不想做的事，天底下想做的人多得很，那时再看天命属于谁吧！”
杨度说：“老先生这话最是说得好，天命不可违。天命属于谁，我们就尽力拥戴他；天命不予，强推也是空的。”
严复说：“皙子先生，今天话说得很多了，我也累了，要休息了。你们如果硬要老朽参加你们的团体，那就列个名。一不过我得事先声明两点：一是我决不做什么理事长之类的头领；二是你们开会也好，其他活动也好，我都不参加。这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老朽重病在身，无力应付，尚望各位见谅。”
杨度起身说：“老先生肯列名，已是我们的光荣，也是国家的大幸了。至于其他一切，我们都完全遵照您的意见。”
七 梁启超公开宣布：复辟帝制一事，哪怕全国都赞成，我也断不能赞成
孙毓筠游说刘师培的事进行得十分顺利，几乎是一拍即合。刘师培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也是个图实利不重节操的人。他在北京虽有许多头衔，却无一实职，著书立说又卖不了几个钱，经济上比较拮据。刘师培的老婆爱交际好打扮，花费很大，常抱怨丈夫没本事，使得她在人前人后无脸面。
刘师培这些年是够气沮的了。他十八九岁便投身政治，前前后后弄过不少名堂，先是醉心秘密暗杀，后来又参加革命排满，再后来又办社会主义讲习所，最后又鼓吹无政府主义，皆一无所成。他与别人共事也难以协调。他与章太炎因为既是革命者又是学问家，原本很好，后来因为章说了他老婆的闲话而两人闹翻了。他对孙中山起先很是尊敬，不久又参与倒孙活动，大肆对孙进行人身攻击。他很早就参加光复会，以后却又和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大闹别扭，甚至暗中对陶进行盯梢侦察。到了最后好不容易看准了端方，谁知端方死于非命，自己也冤里冤枉地被关了起来。
有认为负绝世之才，混迹政界十多年，却一无所得，眼见别人个个高宫厚禄趾高气扬，刘师培已够自惭了，经老婆这样一抱怨二奚落，他更加颓丧。孙毓筠一说起筹安会，刘师培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在为袁世凯做皇帝鸣锣开道了，而袁的皇帝是一定可以做得成的，到那时新朝建立，论功行赏，至少可以入阁做个实权在握的总长。刘师培满口答应。他只提一个要求从筹安会开办费中预支五万银元，他要用这笔钱去讨好自己漂亮的老婆。孙毓筠说这好办。刘师培便这样进了筹安会。
比起刘师培来，李燮和的进入，则让胡瑛多费了些口舌。
李燮和曾是一个勇敢的革命家和激烈的反袁派。早在十一年前，三十刚出头的湖南安化人李燮和参加了黄兴的华兴会。华兴会失败后，李燮和流亡上海，结识了陶成章，参加了光复会。不久李去了日本，在黄兴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刘道一等人发动萍浏醴起义时，李燮和与胡瑛、孙毓筠一样也回到国内，准备参与这次起义。起义很快失败了，他辗转去了南洋。在南洋以教书为业，并在华侨中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在陶成章掀起的倒孙风潮中，光复会南洋支部负责人李燮和也积极配合倒孙。广州起义中、李燮和捐弃前嫌，热心为黄兴募款，并回国欲参加起义。但起义旋告失败，他逃回湖南老家。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受黎元洪之命，他前往江南策划湘籍军警起义。
李燮和与上海青帮大头目陈其美一起发动上海起义。上海光复后，他被推举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他原以为可当上沪军都督，却不料此职被陈其美夺去了。李愤而去吴淞，自称吴淞分府都督，不受陈其美的辖制。那时江苏一省同时出现五个都督。章太炎建议李去都督号，改称光复军总司令，李接受了。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李燮和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那时正是南北议和之时，革命党中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光复会的首领们都倾向于拥立袁世凯为推翻清廷后的民国大总统，独李燮和坚一决反对。他在《时报》上发表一封给孙中山的公开信，指出革命党不应与北方停战议和，议和已使革命党内部出现了争权夺利的不良现象。此风若蔓延，将有可能使革命党重蹈洪秀全的覆撤。李燮和还明确指出，从甲午之战、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到，目前的武昌起义，这一段历史已充分证明袁世凯是一个玩弄权术反复无常的小人，决不可信任。
然而后来时局的发展完全与他的愿望相反，孙中山退位，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他的北伐理想也成了一场春梦。总司令当不成了，他再次回湖南。宋教仁血案后，他从湖南来北京参与调停。袁世凯聘请他为总统府高级顾问。
袁之不计前嫌的举动，使他颇为感动，孙中山的退位使他失望，黄兴、李烈钧的二次革命也使他失望。李燮和比较来比较去，还是认为袁世凯才真正具备干大事的气概，能够稳定中国局势的目前还只有袁一人。
胡瑛对他说起筹安会，准备再推出一个皇帝来，李燮和感到突兀，不想参与。后来想到，若是拥戴袁做皇帝成了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