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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项城就是袁世凯，对于有地位有名望的人物，不直呼其名而称其籍贯，乃是一种尊崇的表示。
杨度说：“我也知此事不大容易，但假设革命派不让出总统来，袁项城他又怎会支持民主共和呢？”
汪精卫说：“这也是的。不过，革命党人流血奋斗而换来的国家，竟由满清的总理大臣来当总统，这在感情上总说不过去。”
“这有什么说不过去的。”杨度说，“湖北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不就是满清的协统吗？除开上海的陈其美外，哪个独立省的都督不是过去的大员？湖南的焦达峰就因为资望浅了坐不稳，还得由贡元出身的议长谭延辏Ю醋霾判小？蠢矗窆拇笞芡郴怪挥腥迷畛抢醋霾耪虻米。鸬娜嗽菔被姑挥姓飧鐾Ｕ飧龅览砘骨刖佬窒蚬蟮车耐久墙睬宄刃捶庑鸥瓶饲看菪畔ⅲ雒嬖诠蟮衬诓啃獭！�
汪精卫这些日子里得到袁的不少好处，又见袁是一副真心拥护民宪的架势，对袁很有好感。同时，现实摆在这里，袁也是总统的最合适人选。于是答应给黄兴写信。
杨度又将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的事与汪精卫商量。汪立即意识到，杨度是想通过这个会来表明自己是君宪党的领袖，日后转而支持民主，民国政府就得用高官为酬劳，暗自称赞杨想得深远。既然他可以借此来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我何不也借此来显示自己在民宪党里的领袖地位呢？于是也答应了。
几天后，一份由杨度起草、汪精卫略作修改的《国事共济会宣言书》在《经纬报》上登了出来。
宣言书说，中国自有立宪问题出现，国内就分为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两党。君主立宪党认为，中国以满汉蒙回藏五族人集合而立国，蒙回藏人之能与汉人同处一个政府之下者，全恃满洲君主的羁縻，若满洲君主一旦去位，则汉、蒙、回、藏即刻分离，洋人则会乘机瓜分中国。若要中国不被瓜分，非留现今君主名义不可。民主立宪党认为，别国可行君宪，中国则不能。不是说君主为满人，必欲以种族相仇之见而排除，而是因为君民之种族不同，则人民之权利必为君主所吞没。故君主一日不去，则宪政一日不能确立。
宣言书又说，两党相争在民主、君主这一点上，其他方面，如行宪政，发挥民权，国家领土不得分裂，满汉蒙回藏必须在同一政府之下等等则是共同的。两党的最后目标，即建立宪政国家以救亡图存是一致的。
宣言接着说，现在革命军兴，东南响应，北京政府与武昌军政府各以重兵相持，两不相下，不管谁胜谁负，都必然使得民生涂炭，财力困穷。若以保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君宪党人不忍为。若以保一民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民宪党人不忍为。两党都不愿眼看南北相斗而让外人得利的后果出现。
宣言书最后说，两党之政见何去何从，非两党所自决，必也诉之于国民公意。因而两党人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意在使民主、君主这一问题不以兵刃而以和平解决，故发起国民公议，以国民之意公决之。无论所决如何，两党都必须遵守，不服从者即为国民公敌。实行本会宗旨之时，其对于北京政府之行动，由君主立宪党任之；其对于武昌军政府之行动，则由民主立宪党任之。
宣言书之后，又附了一个国事共济会的简章。
宣言书登报第二天，方表来杨度家，表示愿意入会。杨度很高兴，马上封他一个干事，拿出五百银元出来，叫他到天津闹市区租一间房子，挂牌办公。自从杨度离开湖南后，方表几乎成了一个失业者，没有经济来源。现在好了，他怀揣着五百大洋，兴高采烈地赴天津走马上任。
汪精卫对此事本不热心，他有许多事要做，登过报后，便不再过问了。
杨度则希望有很多人来参加国事共济会，把这个会办得热热闹闹。他又起草一个致资政院陈情书，请资政院议决具奏请旨，召集临时国民会议以决民主、君主问题。又起草一个呈请内阁代表书，请内阁代奏皇上，明降谕旨停战，开国民大会。
谁知七八天过去了，方表从天津来信说，天津本会无一人前来申请入会，问北京进展如何。杨度看到这封信后，心里只有苦笑。登他的门的人虽有，但都不是前来入会的，而是来指责他的。指责他凭什么自封君宪党代表，又讥笑他是哗众取宠，想出风头，这一纸宣言书于时局有何用？张謇、汤化龙等人则来电说，他们原来主君宪，而现在早已和民宪党一起干了，劝杨度改弦易辙。接下来是资政院根本就不开会讨论他的陈情书，内阁也不替他代奏。社会各界是如此的不合作，令杨度大为扫兴。
汪精卫来槐安胡同告诉杨度，武昌那边对他这个宣言书反对甚为激烈，一批同盟会的老战友甚至大骂他出狱后被朝廷收买了。同志们批评他，宣言书上说什么“以去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此民宪党所不忍为也”，这种话居然出自一个同盟会评议长之口，岂不是彻底背叛了同盟会的革命宗旨？推翻满虏君王就得流血，不流血，满虏小皇帝会自动退位吗？革命党人就是要以流血牺牲来唤起人民的觉醒，来驱逐满虏君王和他的大大小小的走狗，中国只有经过一段时期的流血后才会有新生的到来。关于国体的事，没有什么公决不公决的。老百姓昧于长期的君主制度，不知民主为何物，很多人只会赞成君主而不会赞成民主。革命党人是先知先觉，应当教育后知后觉。还有人怀疑此事不会是汪兆铭做的，汪兆铭的大名被杨度盗用了。！
于是汪精卫对杨度说，取消这个会算了吧，没有一点实益，徒招无穷口舌。杨度说看看吧。又过了七八天，入会的没有增加一个，说风凉话的越来越多。看来这国事共济会是绝对共济不出一个名堂来了，杨度无奈，只得吩咐方表摘牌回京。他自己写了一段简短的解散宣言，说几句“今者武汉血流，兵事方殷，和平解决之难已为天下所共见，共济会之所主张已归无效，特宣告解散，惟天下伤心人共鉴之”一类的话，交《民主报》发表了事。
杨度想：既然君宪党人不愿意与他合作共济国事，自己日后跟着袁世凯改行民主立宪，他们也没有资格指责自己背弃主义了。公开的目的虽没有达到，私下的目的则已达到了。
北京的国事共济没有任何收效，武昌对袁世凯却做出了出人意外的接纳。
已独立的十四个省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尽快组织一个临时政府，以便联合对付清廷。这个建议首先由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提出，电请革命军各省区派代表来武昌商量。
由于当时交通混乱，这个电报八天后才到上海。早在六天前，江浙两省都督就已经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建议在上海召开独立省代表大会，讨论组织全国性的统一机构问题。第二天江浙两省的代表就到了上海，并致电各省，派人来上海开会。不久，各省代表陆续到了上海，通过代表大会组织提纲，规定每省派两人作为该省的代表，其中一人为都督指定，另一人由谘议局指定。黎元洪的电报到达上海后，各省都尊重武昌的首义地位，认定武昌为中央政府所在地，每省的两位代表中一人去武昌参加会议，一人留在上海专事联络。
代表们到了汉口后，正值武昌城里战火激烈，于是借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各独立省区第一次代表会议，公推谭人凤为议长。谭人凤与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人关系亲密。黄兴接到汪精卫从北京托人带去的信后，与谭、刘、宋等人商量。大家都认为从实力来说，民军远不如北洋军，战争继续下去，将对革命党极为不利，停战和谈是最好的办法。尤其是袁世凯赞成民主共和，则更是难得。谭人凤对袁的突然转变立场尚有点怀疑，黄兴等人则以两年前袁向东京革命党输诚一事证明袁早有民主倾向。至于黎元洪，他觉得由袁来领导这场革命，比起革命党中任何一个人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要对自己的胃口，他力主让袁世凯做未来的大总统。黄兴等人则认为让大总统给袁世凯可以，但必须有条件。革命党当前最高的目标是推翻朝廷，袁世凯要以推翻朝廷作为换取大总统的先决条件。谭人凤同意将此事交代表大会讨论。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指示该国驻汉口领事葛福向代表施加压力。
早在袁世凯任驻朝鲜通商大臣的时候，朱尔典便是英国驻汉城领事。从那时起两人便结下了友谊。二十余年来，朱尔典一直以英国代表的身份支持袁世凯，这也是袁世凯走红官场的一个重要原因。葛福受命向会议代表转达北方提出的两个和平方案。一个是全国性的和平方案，由袁内阁代表清政府与一个能代表全部独立省区的组织谈判。一个是局部性的停战方案，由北洋军在武汉方面的最高统帅冯国璋与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进行以湖北地区为限的停战谈判。
葛福在转达这两个和平方案后，又代表朱尔典透露了大英王国政府对中国战事的看法：希望早日停战，由袁世凯妥善处置善后事宜。
英国明摆着支持袁世凯，这给与会代表很大的心理压力。既然革命党的核心人物也都同意停火，并以推翻朝廷作为条件同意袁世凯为大总统，而与会的各省代表们又何尝不想战火早熄，新政府早日成立，以便在中央政府或在省政府里获取重要的职务？遂一致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
决议案由黄兴亲自派人送至北京交给汪精卫过目，汪立即转给杨度，杨又连夜告诉袁世凯。袁自然很高兴。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尚有许多具体事情要考虑，要商谈。独立省区推出伍廷芳为和谈全权代表，又推举汪精卫为伍的参赞。
伍廷芳为广东新会人，年轻时即赴英国留学，得法学博士学位。后经张之洞推荐，历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钦差大臣。伍廷芳长期受西方文化影响，对民主宪政甚是景仰，为革命党人所尊敬。恰好他三年钦差大臣期满回国，幸运地担负起历史所付予他的重任。
袁世凯任命他的老友唐绍仪为总代表，又要杨度充当唐绍仪不公开的助手，秘密斡旋南北议和。
八 杨度对革命党人亮了底牌：袁世凯不是曾国藩
杨度的学部副大臣其实没有做多久便被免去了，袁世凯许诺将有要职相委。学部是个冷清的衙门，杨度对它本没有多大的兴趣，更何况是个副职，因此他并不在乎。他要为即将诞生的新国家建立更大的功劳，以便在未来的内阁中占取一个更重要的席位。
由袁内阁邮传大臣唐绍仪率领的北方谈判团，气势庞大排场阔绰地乘坐专车南下，杨度不是代表团的正式成员，而是作为一个宪政专家身份随团出发。专车开得很慢，每到一个较大的车站，便有当地的官员们在站台上等候，恭请赏脸下车休息。谈判大员们也不谦让，大吃大喝一顿，然后再带着大箱大箱当地土产上了车。有的甚至还提出要看看名山胜水，观赏前朝古迹，说是机会难得不可错过。唐绍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