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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命令，把招贤的对象确定在“宾客群臣”范围内。所谓“宾客”，就是山东士子，地位排在群臣之前，可见秦孝公的用心。
《求贤令》一出，果然山东士子闻风而动。这就引出了一个比秦孝公还要伟大的人物——商鞅。
商鞅原是卫国人，是卫君小老婆的后代（雅称“庶孽公子”），本名公孙鞅，也叫卫鞅。他后来被秦孝公重用后，受封为商君，因而后世称他为商鞅。
商鞅自幼好学，曾师从博学的鲁国人尸佼。《史记》上说他“少好刑名之学”，刑名之学就是初期的法家学说。可以说他各家学说都通，但真正膜拜的还是法家理论。
学成后，他痛感卫国（今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日渐衰微，不足以施展才干，就去了西边的魏国。当时魏惠王想争霸，重用法家人物公叔痤，任其为丞相。商鞅迷恋法家，就投奔到公叔痤的门下，做了个相府的小官——中庶子。
公叔痤对这个落魄的白衣公子印象颇好，临终前，把商鞅推荐给了魏惠王，说此人可接替自己为相。
魏惠王嫌商鞅年少位卑，没有吭声。公叔痤就屏去左右，说：“大王若不用卫鞅，就宰了他吧，勿使他走出国境！”
魏惠王应了一声，就走了。
出门上了车，魏惠王长叹一声：“唉，公叔怎会病成这样子，叫我把国家托付给卫鞅，岂非荒谬？”
过后，公叔痤想想又不忍，转过头来，把这事告诉给了商鞅，让商鞅赶快逃命。
商鞅笑笑说：“大王不能听您的话用我，又怎能听您的话杀我？”
商鞅没逃，果然也就没什么事。
就在他干得没滋没味的时候，秦孝公的《求贤令》传到了魏国，商鞅立刻抓住机会，打起背包就出发，西出函谷关，到了秦都栎阳。
他这一去，就成了千古留名的人物。不仅如此，他后来所做的一切，直接影响了华夏政治文化的最后定型。
开辟大一统帝国的秦始皇，其灵魂就是商鞅。
而后来开创了华夏帝国范式的汉朝，不过只是“汉承秦制”。再后来的唐、宋、元、明、清，不过只是改朝换代。
真正的革命是在商鞅的手中完成的。
我们的命运是在商鞅那个时代就被决定了的。
商鞅这个奇峰突起的青年政治家才是我们真正的政治精神之父。他的白衣之袖掠过的微风，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得到！
第九章震烁古今的《求贤令》（2）
商鞅到了栎阳之后，绝非像《大秦帝国》电视剧里演绎的那样神气活现，而且秦孝公也不可能未卜先知，做好了迎接这位神人的准备。
商鞅入秦后，估计是潦倒得够戗，不管他的祖先是卫国的什么公子，他都只是一个无职无权的草根知识分子。公叔痤给的那个“中庶子”职务，据考证，要不就是个小官儿，要不就是“干儿子”之类的身份。
他遇到了所有草根青年遇到的问题——没有上升的通道。
他见不到秦孝公，没人给引见，也没有信访途径。《求贤令》并不是给草根人员准备的！
但是，他看准了秦国是急需人才的，所以不肯就此打道回府。在秦国，他一住就是两年，两年后，终于找到了一个门路。这个门路说来不够体面——是他结交了一位宦官（寺人）景监。
景监把他推荐给了秦孝公。
有关的史书里，把商鞅见秦孝公的过程描述得活灵活现，但究竟是不是真的，只有天知道，我们不妨当故事来看。
商鞅第一次游说秦孝公，谈的是“五帝之道”，孝公不感兴趣，听得直打瞌睡。谈话完毕后，秦孝公唤来景监，发火道：“你这位客人是个妄人，我怎么能任用？”
景监没料到是这个结果，忙跑去责备商鞅。商鞅一笑，请景监再帮忙引见一次。
第二次，商鞅大侃“三王之道”（夏禹﹑商汤﹑周武王），秦孝公也很厌烦，摆摆手说：“要实现五帝三王的大业，那太遥远了，我不能等。凡有作为的君主，都是在生前就名满天下，安能闷闷不乐等好几百年以成帝王（岂不是要在坟墓里憋闷死）？”
商鞅心里有数，于是第三次求见，说这回可以拿出真货了，是“五霸之道”。
“五霸”是哪五霸？史书上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孟子》里所说的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事实上，春秋数百年间，追求并达到霸主地位的君主不止五位。这五位或其他什么人，不过是其中的几个典型而已。
一听说“五霸”，秦孝公来了精神，马上传见商鞅。这次两人谈得很投机，秦孝公与商鞅谈着谈着，“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
——古人谈话是跪着的，孝公不知不觉就挪到商鞅坐着的席子之前了。如此一连数日不厌。景监很好奇，私下里问商鞅：“您的什么观点挠着他的痒痒肉了，让我们国君这么高兴？”
商鞅哈哈一笑：“我是以强国之术游说国君，国君大悦之！”
上级需要什么，你要有数啊，否则不成了南辕北辙？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30岁的商鞅拿着魏国法家李悝的《法经》，给23岁的秦孝公“普法”时，分明就是一对儿激情澎湃的愤青在纵论天下大势，哪里会像电视剧《大秦帝国》演的那样，是两个40后、50后人员头挨头地在谈阴谋？
我们的古代史，真是很神奇啊。
据描绘，商鞅与秦孝公的这场促膝恳谈，是经历了一波三折的。
孝公首先埋怨商鞅，为何不一次就把好货都抖搂出来。
商鞅巧言道：“是怕有违君上之意。霸道这东西，很独特。帝王之道是顺乎人情的，而霸道则逆人情而为。”
秦孝公闻言变色：“君主怎能拂逆人情而为？”
商鞅便旁征博引道：“昔日管仲相齐之时，分国为二十五乡，令四民各守其业，民始感不便，群起反对。后新法见效，齐国实力大增，九会诸侯，一匡天下，君享殊荣，民得实利，这才知道管仲用心之良苦。”
孝公一震，有所悟：“管仲辅齐桓，成就霸业，愿闻其术为何？”
商鞅道：“国不富，何以兴兵？兵不强，何以御敌？欲国富，则应劝农；欲兵强，则应劝战。如何使民乐于耕战？唯有重赏罚。赏罚有信，政令必行，则国富兵强只在反掌间！”
秦孝公拍案叫道：“像这样，不难啊！”
商鞅略摇头：“法虽好，须有行法者。有行法者，须得专任。专任而一，若因二三个人鼓噪而心生犹疑，也不能成事……”
秦孝公听得入神，催促道：“先生请接着讲。”
商鞅此时却要告退，秦孝公面露不快，问其故。
商鞅说：“请君上细想三日，如可，臣再继续抖搂。”
散场后，景监埋怨商鞅：“君上大悦，何不讲完，难道先生想以此要挟君上？”
商鞅答道：“我担心君上犹豫半途而废呀。”
但只过了一天，秦孝公就想好了，派人来召商鞅。商鞅却以三日约期未到，不肯去。景监劝他还是去，商鞅道：“一开始就失信，今后将如何取信于君？”
第九章震烁古今的《求贤令》（3）
接下来，才有了着名的数日倾谈（据说是三天三夜）。
他们两人的这番谈话，其影响远胜于后世三国的“隆中对”。他们在谈话时，秦的首都已经迁回雍城，我们这里且将之称为“雍城对”吧。
“雍城对”的内容，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商鞅是吃透了李悝精神的，李悝的《法经》主张实行严刑峻法，以匡正人心、建立秩序、激发生产力。
以《法经》里的“杂律”为例，有以下数条：“淫禁”，禁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狡禁”，禁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城禁”，禁人民翻越城墙而出；“嬉禁”，禁赌博；“徒禁”，禁人民聚众开会；“金禁”，禁官吏贪污受贿。
又以“金禁”一条为例，规定丞相受贿，其左右要伏诛；犀首（魏国官职名，将军）以下受贿的要处死。
变法后的魏国法律如此之严厉，实令人惊叹！
实行这样的严刑峻法，有两个主要作用：一是打掉老世族的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约束人民，使之老老实实地生产、作战。这当然符合秦孝公的强国之愿。
而商鞅后来的变法，基本是李悝思想的具体化和放大化。特别是商鞅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壹”。
“壹”，是要求整个社会的思想和行动高度一致，将国家控制在政令统一的专制之下，如商鞅所说：“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见《赏刑篇》）又说：“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见《壹言篇》）
这都是一个意思。
最触动秦孝公的，大概就是这个“壹”学说了。这无疑是要在中央集权制中，大大地提高君权，以强大无比的君权来控制整个国家。如此，就能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把老世族的势力剥离出去。
秦国的行政体制“壹”化了以后，保守贵族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设置的障碍及其惰性，就会被摧毁；国之富强，也就在眼前了！
——切中要害呀。
无怪乎秦孝公要听得三天三夜不合眼。
对话结束后，秦孝公决心已定：要重用商鞅，实施变法。但他仍有疑虑：秦之贵族，是与中央集权融为一体的，若变法受到贵族强烈反弹，恐怕实施不易。
按秦旧例，如有大事不决，要举行朝议，广泛征求意见。于是，秦孝公决定将变法与否，交付朝议讨论，以试探贵族的态度。
这场朝议，请了商鞅参加，反对派领袖是甘龙（秦国大夫）、杜挚两位，结果开成了一场辩论会。辩论会由秦孝公主持。
因为有翔实的历史记录，下面就让我们在两千年之后，来欣赏一下这场舌战实况，领略一下战国时代人们的精神风采。
秦孝公开场白：“卫鞅劝我变法，极言变法为强国之术，然而寡人恐天下有非议，而不能决定下来，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商鞅：“疑行无名，疑事无功。犹犹豫豫的，就既留不下名，也办不成事。而且……超凡脱俗者，定会受世俗诽谤；有独立思想者，必傲视小民。愚蠢者只看事情成还是不成，智者则从一开始就能看出苗头来。草民是不可与之谋划一件事的开始的，只可与他们共享事成之后的成果。高尚者必不和于俗调，成大功者跟老百姓有什么可商量的？据此可证：圣人做事，假若可以强国，就可不依照旧例；假若可以利民，就可不遵循旧礼制。”
秦孝公：“不错。”
甘龙：“不是这样的。圣人不改易民俗而实施教化，智者不变法而治国。依据民俗而教化，不需费劲儿就可成功；沿袭成法而治国，官吏轻车熟路而草民安之若素。”
商鞅：“（哂笑）甘先生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旧俗，学者溺于所闻，这两类人，居官守法是能行的，但不能与之讨论超过既定法律之外的事。三代不同礼而成就王道，五霸不同法而大展霸业。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智者创立法则，而愚者受制于法；贤者变更礼制，而平庸者受拘束于礼制。”
杜挚：“（摇头晃脑）没有百倍之利，不能变法；没有十倍之功，不换家伙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