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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就是朝廷受困于日益吃紧的财政支出，到了宋仁宗的儿子宋英宗时候，国家财政已经是入不敷出，从老百姓那里弄来的钱已经养不起越来越庞大的官僚队伍了，年度亏损一千五百七十余万贯，占当时财政收入总数的百分之十二。
于是王安石上万言书，言变法之事。
宋仁宗把万言书束之高阁。
历史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王安石继续上万言书。
继位的宋英宗还没来得及细看，就神圣而庄严地死掉了。历史同时也证明，他的死是正确的——至少少了许多烦心事。
王安石继续上万言书。
这回宋神宗来了，这哥们儿顽皮，什么事都敢干，见了王安石的万言书，觉得甚合朕意。
那就开搞。
如何一个搞法？
王安石的经济政策纵横交错，勾连错合此起彼伏，需要许多大部头的经济学专著才能够说得明白——惜乎《推背图》不是经济学专著，所以我们在这里主要扯一扯对当时民生影响最大的一部分：
《青苗法》。
该法令规定：由官府向没有钱购买青苗种子的农家贷款，是为青苗钱，春耕时贷出，秋收时收回本息，利息为百分之二十。
稍微有点高，不过在当时也说得过去了。
《青苗法》一出台，立即遭到了守旧派人士的激烈攻讦，这些人士都曾是王安石最铁的哥们儿，他们在当时的地位，任何一个人也不低于王安石。
王安石那边也是兵强马壮，再加一个小人济济，战斗力空前强大。
何以小人都跑到王安石的阵营中去了呢？
无他，神宗严重支持王安石，凡倡言变法者，一律升官，于是许多小人压根儿搞不懂变法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就已经成为了变法的拥趸。
朝堂上大家开吵，吵到了脸红脖子粗、指着对方鼻子骂娘的地步。宋神宗是裁判，小旗一挥，哨子一吹，司马光回去砸缸，顺便写好《资治通鉴》；苏东坡流放，去和佛印和尚扯皮；易学家邵雍，你回去关门算卦，别在这儿掺和；理学家程颐，回去发展你的理学，别的事少管。
就这么定了。
变法开始了。
国库迅速地充实了起来，神宗喜不自胜。
与此同时，大宋驿路两旁的树上，挂满了悬梁自尽的百姓，黑压压的尸体从遥远的边境直挂到京城，让宋神宗吃惊得合不拢嘴巴：我靠，这帮老百姓，你们这是干啥呀，不就是一个变法吗，怎么弄到了这份儿上？
没有什么原因，再好的经济政策，一旦和权力挂钩，就会在实施的过程中变形扭曲。
王安石的法令好不好？
好，好得不得了，这些政策目前仍然是当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的，全世界人民都在用，怎么就不好了？凭什么说不好？
官府不是不可以出面贷款做生意，贷款给无钱耕种的农家一条生路，有什么过错？
谁都没有错。但是，经济政策这玩意儿，是关乎民生的大事，是需要一个平等交易的基础的。
什么叫平等交易的基础？
说明白了就是凡是做生意，都是有亏有赚，天底下只赚不亏的生意，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两个平等的人做生意是这样，可换了有权力的官府，那就不一样了。
如果负责《青苗法》贷款的是平民，一旦贷出去收不回来，贷方就得寻求破产保护，保护归保护，你还得破产，这就叫生意。
但官府跑进来一掺和，事情就不一样了，官府是不会做亏本生意的，说得更明白点，官府做的全都是亏本生意，反正不是自己的生意，王八蛋才愿意让它赢利。
但官府是永远也不会承担生意上的亏空的，权力站在他们一方，做的是霸王生意。
所以官府做生意造成的亏本，最终只能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官府做得生意越多，生意越大，老百姓亏得就越惨。
具体到《青苗法》上来，贷款的时候，官府为了自己的政绩，乱贷一气，根本不管能不能收回来。可到了收回本息的时候，又不肯接受任何一笔亏空，不接受烂账，就只有把利息提高到百分之三十，甚至是百分之四十。
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地方有一万户人家，《青苗法》要贷出一万笔，其中赢利八千笔，亏本两千笔，这是最正常不过的生意，而且是赚大发了的生意。
但官府拒绝接受亏本的那两千笔，就提高利息，把这两千笔转嫁到其余的八千户头上。
这样一来，到了明年的时候，因为八千户人家已经有两千户被官府的霸王生意搞到破产，亏损已经上升到四千笔。官府继续转嫁，于是来年的生意亏损总数达到八千笔。
再过一年，亏损的笔数回落到两千笔。
那八千人脱贫了吗？
非也，那八千人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吊死在路边的树上了。
还剩两千人，他们要负担超过一万六千笔生意的亏空，除了也跟着大队人马去上吊，他们哪还有别的出路？
变法就这么失败了。
至少看起来变法是失败了。
保守派人士卷土重来，着手恢复旧政，搞着搞着，大家看出不对劲来了，尤其是反对变法最为激烈的司马光干出来的活，越看越有点不对头，再仔细揣摩揣摩，敢情，司马光做的事正是王安石当时干的。而且不惟是司马光，别的保守派人士也一样，都在干变法派人士的活。
这下子可乱了套了。
保守派人士和变法派人士就这样走到一起来了，彻底混淆了两个派别的阵营。现在已经没人能够弄得清楚谁是变法派，谁是保守派了。
最离奇的是，明明变法失败了，当初反对变法最激烈的司马光，甚至公开为王安石鸣冤。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无他，皆因这天底下的事情，最容易不过的就是指责别人的过失了，最难的就是让你自己来干了。王安石的变法是这也不对那也有错，既然都不对，那你们谁能够拿出一个既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又能让国家库府充实的方案来？
这个方案谁也拿不出来。
反倒是王安石的方案，大家左看右看，这不是挺合理的吗？
既然如此，那当初数以万计的悬梁而死的百姓又是谁逼的？
小人！
既然不能从体制上找原因，就只能归结到人性上来了。
再好的事情，让坏人来干，也干不出个好来。
经是好经，都是歪嘴和尚念坏了——这话我们现在还经常听到。
这个就是最终的结论了。
不管对错，反正现在大家都这么说，谁要是敢唱反调，大家骂也骂死你了。
王安石的变法，除了经济领域之外，军事上也搅和了进来。
时有建昌军司理王韶，客游陕西，访采边事，回京后上平戎三策，该三策大意如下：
结论：西夏可取。
对策一：欲取西夏，先取河湟。
对策二：欲取河湟，先取诸边。
对策三：欲取诸边，先做生意。
这边冷不丁冒出一个西夏来，不过对于西夏我们大家并不陌生，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的虚竹小和尚，就是和西夏公主搞到了一起，小和尚搞西夏公主的故事很好玩，不过那都是金庸先生搞怪。事实上，西夏的公主非但没有被少林寺的小和尚搞过，相反，大宋反倒让西夏搞得惨兮兮。
说西夏把大宋搞到惨兮兮，这话一点也不假。早在宋真宗搞澶渊之盟的时候，西夏就没消停过，后来西夏出来一个英雄人物李元昊，改国号大夏，从此西夏人民站起来了，大宋人民闹心的时候来临了。幸好大宋和契丹两家罢兵言好了，所以当时的大宋把全部精力放在应付大夏胡搞上，名臣范仲淹当年就在边关领着大家跟西夏的兄弟们开打，还写词，曰：塞外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障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范仲淹老人家想家了，想去岳阳楼上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是李元昊兄弟这边没完没了，搞得范仲淹好不郁闷。
李元昊善于用人，比范仲淹高一筹。曾有两个书生混不下去了，就跑到边关，改名为张元、李昊，故意招摇过市，想吸引范仲淹的眼球，可是范仲淹没弄清楚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就没理会。俩书生就生气了，一生气就跑到了西夏，还是叫张元、李昊，这一次李元昊可没放过他们哥俩，立即封官给钱，从此之后这哥俩就死心塌地地帮着李元昊找大宋人民的麻烦。
西夏的兄弟们死缠烂打，是大宋君臣的一块心病，所以这一次王韶上平戎三策，立即引起了宋神宗的注意。宋神宗仔细一研究这三策，连声叫好，就让宰相王安石瞧瞧，王安石也没细瞧，就看到上面有做生意的建议，也跟着连声叫好，于是各民族兄弟就开始做生意了。
生意一做，就有了麻烦，麻烦来自于总有些兄弟太不要脸，硬跑人家地盘上去跑马占地，于是就吵架，吵急了就动手，搞到最后，王韶亲自出马，打进西夏，搞了个小规模的自卫反击战，大长了大宋人民的志气。
但是人家西夏也不是吃素的，也派兵马杀进来，长长人家大夏人民的志气。就这样，边关的摩擦愈演愈烈，终于引出了宋神宗亲征西夏、累及百万士卒埋骨异乡的惨烈情况。
正如《推背图》上这一象所云：
朝用奇谋夕丧师，人民西北尽流离。
韶华虽好春光老，悔不深居坐殿墀。
看看这一象上说的，实在是离奇之至，不只是说到了西北用兵，甚至连王韶的名字都点出来了。怎么看这一象都像是当时的文人看到西征的惨烈，情不自禁地胡诌了几句，又不知怎么回事给弄到《推背图》里来了。
第二十象 权臣蔡京父子乱政的预言
象二十 癸未 离下乾上 同人
谶曰：
朝无光，日月盲，
莫与京，终旁皇。
颂曰：
父子同心并同道，中天日月手中物。
奇云翻过北海头，凤阙龙廷生怛恻。
这一象轮到了我国伟大的书法家、特坏的大坏蛋——蔡京父子出场。
“朝无光，日月盲”，这是老臣司马光逝世了，他的死终结了一个神圣的时代。自此而后，大宋的朝廷上再也见不到因为国事而发生的激辩，相反，这一时代的游戏规则以小人们之间的钩心斗角为主。但你不能责怪小人们的无行，小人就是要钩心斗角，不钩心斗角还叫什么小人。
责任在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身上，如果制定规则的人只喜欢和小人一起玩，那正人君子绝对是没咒可念的。
“莫与京，终旁皇”，蔡京的名字就藏在这句谜语诗里边了。
但有件事却是奇怪得很，史学家都在说蔡京误国，可是他到底干了什么坏事，这个连正史上都找不到多少。许多正人君子们干的事比他脏多了，可大家照样原谅了他们，为何偏偏要对蔡京纠缠不放呢？
更何况，蔡京还算得上新党的继承者，所谓新党，指的是变法派，其开山的鼻祖当然是王安石，下一届掌门人是章惇，而蔡京则是第三任掌门。
还有还有，蔡京的书法天下知名，北宋的苏黄米蔡，四把交椅蔡京赫赫占了一把啊。
说蔡京这个人坏，是史有定论的事情。蔡京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吩咐找一个教书先生来教导他们家的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