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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到1982年出现了教科书问题、修改宪法问题以及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不久又出现了满洲国建国纪念碑问题，等等。人们在议论日本右倾化，担心出现军国主义化的危险，使人不由得感到某种非常可怕的力量，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开始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出版此类书籍在某种意义说应该是合乎时（宜）的，或者说这是一种巧合吧……”
（多久市J·T先生来信的部分摘要）
（括弧内文字均系作者所加）
另外，在实录中，对汉语的日语注音，得到了许多人士多方的指教。在此深表谢意。
部分媒体提出批评说“恶魔的饱食”是否是日本共产党的宣传品，我想借此机会说明一下个人的看法。
《恶魔的饱食》发表的媒体是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作为秘书协助我工作的下里先生是日本共产党党员，由此产生了这类批评。我估计在这种批评的背后潜伏着下述情况：
可以说，在日本人那里存在着对“到处是收容所的苏联社会”的阴暗印象，存在着“讨厌共产主义”的观念。的确，目前苏联式社会，没有真正的政治上、思想上和人性上的自由。以武力为后盾的露骨的扩张欲望，以及有关国家的一些不明朗的阴暗面，令人不能对苏联放松警惕。它显示出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差距。
日苏关系的历史和北方领土问题等更促使日本人对苏联产生了更坏的印象，不少人把对苏联的这种印象和共产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把共产主义置于自由和民主主义的对立面上。
我不打算在这里论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没有这个任务。那些概念本身有很多不同含义。西欧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对民主主义的解释也不一样。
本来，共产主义是表示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种用语。资本主义立足于私有财产制度和契约自由原则之上，而共产主义思想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办法提出了建立一个以财产共有为基础的未来社会。
对此，民主主义主权在国民，作为行使的政治形态，它是同一个君主或独裁垄断权力的君主政治或专制主义相对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果产生了独裁政治。虽说有过这样一段历史，但是，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共产主义与作为政治形态的民主主义相对的概念产生了混乱。它同对苏联式的社会的阴暗印象以及战前和战时的反共教育是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日本人讨厌共产主义思想的基础。
战时或战前，只要一说“赤色”，人们就像细菌一样感到害怕，从贴上这种标签的人家的门前经过时，赶紧快步而过。当时，可以说“赤色”成了罪犯或大坏蛋的代名词。这种思想残余至今在日本人中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不少人并不进行深入的思考，只是觉得讨厌。我的秘书是日共党员，就硬把我和该党拉扯在一起，把《恶魔的饱食》说成好似该党的宣传广告一样，令人感到他们企图利用日本人讨厌共产主义的心理。他们知道许多读者会远离共产党的作品，甚至有这样的情况，他们不惜以执著的态度攻击因我们的过失而误用的照片，攻击的次数大大超过了此书的发行量。
另外，有人认为《恶魔的饱食》为了追踪日本侵略中最残忍的场面，伤害了日本人的自尊心；批判侵略也势必会影响到人们对体制的选择（自由主义社会呢，还是社会主义）。而这些会被别国情报战、谋略战的战略所利用。因为情报的破坏力不比武器差；情报战对于宣传媒体置于政府控制之下的苏联式的社会或独裁国家来说，是单方面有利的。自由主义社会的自由是极权主义社会最廉价、无抵抗的而又有效的战略目标。
的确，在情报战中，保障国民“知道权利”的自由主义社会和没有“知道自由”的极权主义社会相比较，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但是，在报道（思想、言论）自由的情况下，说揭露本国不好的情况，就是伤害了国民的自尊心，甚至会影响到对体制的选择，这种意见是说不通的。我们为了取得包括思想、言论自由在内的人的基本自由为根基的民主主义，付出了无数的代价。我认为对于能够保障不隐瞒对本国不利的情况，可以有公布的自由，这种国家体制，不仅不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毋宁说是一种自豪。当要人们对不存在报道自由的社会和保障能够揭发其阴暗面的自由体制做出选择时，人们会毫不踌躇地选择后者。
也有人批评说，《恶魔的饱食》过分依赖于美国方面的资料。第二集的资料，主要是根据美国的情报公开而取得的。为了确保构成民主主义根本的自由，甚至连对本国不利的情况也能够予以公开（虽说国家安全保障上有限制）。从美国的这种姿态，人们可以看到坚定的民主主义。在《恶魔的饱食》中，没有苏联方面的资料，毋宁说，显示出美国的强大，取得了同“战略成果”相反的效果。在军国主义的统治下，《恶魔的饱食》是绝对不能出版的。今天之所以能够出版，是民主主义的成果。
第02章 美苏在731部队问题上的争执
同约翰·鲍威尔的交谈
关于约翰·W·鲍威尔，只知道他是出生于中国的记者，现居住在芝加哥。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任何资料。
1981年秋《原子能科学家公报》旬刊发表了他写的一篇短文。这家杂志是由美国科学家主编、在芝加哥市发行的。
这篇题为“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的论文，揭露了以石井四郎中将为首的731部队，以向盟军提供丰富的细菌战资料为条件得以赦免战犯罪责的经过。
论证的依据，是使用了在美国国立档案馆发现的若干份档案。发现这些档案，并写此论文的就是鲍威尔。由于鲍威尔论文的发表，731部队问题不期而遇地在日本国内和美国几乎同时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鲍威尔也许是一位有美国国籍的中国人……他的年龄多大，为什么对731部队如此关心，他以什么为契机知道有关731部队档案的存在？虽说我们事先已通知了他，但仍不知道他会怎样接待突然来访的日本客人。
鲍威尔的家，坐落在教会大街坡道的中间，是一幢刷了白粉的二层木结构楼房。一层是个有大橱窗的店铺，玻璃窗上写着“鲍威尔商店”几个金色大字。橱窗里摆了些旧的陶制茶壶、用藤编织的椅子、鸟的羽毛、大小不一的发光的金属管制成的旧式西服衣架等，毫不在意零乱地摆放着，是一家旧货商店。
反法西斯主义的记者
我们按了电铃，听到里面有人从二楼走了下来，接着商店右侧的便门打开了，一个满头黄发约六十来岁的白种男子探出半个身子。他穿着一条宽松的茶色裤子和一双旧鞋，身穿红绿条纹的运动衫。此人身材魁梧，气色很好的脸上戴着一副黑边小眼镜，身高约1。75米左右，手中还握着一支钢笔。
“Oh！……Happy to see you！（噢，我很高兴见到你！）”他的话明显地带有对来客等待巳久的高兴语气，他就是约翰·W·鲍威尔本人。
作为简单的礼品，我们向他赠送了《恶魔的饱食》一书和几张照片。鲍威尔眼晴闪着光芒，很高兴，就像机关枪一样，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鲍威尔于1919年生于中国，父母都是美国人。父亲是位有名的记者，在上海发行了名为《中国评论》的杂志。由于受父亲的影响，鲍威尔也成了该杂志社的记者，进行报道，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鲍威尔对细菌战表示强烈的关注是在1940年。这一年的五六月间，日军在中国中部城市宁波进行细菌战，731部队出动兵力，从空中撒下了大量的鼠疫跳蚤，使这一带地区流行了鼠疫。无论城市或农村，有很多人都因染上鼠疫而死亡。
鲍威尔说：“凑巧那时我在宁波……日军在当地进行细菌战的结果，使许多中国农民像虫蚁一样，被杀死了……我无比愤怒，对日军产生了反感。”那时，鲍威尔才21岁。
鲍威尔对法西斯主义怀着强烈的仇恨。由于日军侵略上海，发生了父亲被日军逮捕入狱的事件。
日军侵占上海以后，鲍威尔的父亲谴责日本“不宣而战，单方面以武力入侵”，因此，以“侮辱日本天皇”为由而被投入上海监狱。结果，在狱中因营养失调而造成截断双脚的悲惨结局。
后来，他们全家都回到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鲍威尔这个“中国通”得到赏识，入伍从事对敌宣传工作。他的父亲于1947年逝世。
在搜捕赤色分子的旋风中“牺牲”的山羊
战后，鲍威尔很快又来到中国。他想再把杂志办起来，但失败了。于是作为一个记者，开始实地观察起中国革命的实情。
1953年，鲍威尔回到了美国。他写了很多有关中国新政权的文章，成了一位有名的“中国通记者”。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内刮起了麦卡锡主义的风暴。所谓麦卡锡主义，就是从1949年开始，以麦卡锡参议员为中心进行的“搜捕赤色分子的旋风”。
麦卡锡注视着美国国内文化界和知识界的动向，委员会常传唤文化界人士。凡被认为是“赤色分子”的人，就被开除公职，甚至连名演员卓别林也成了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
有些议员为了迎合这股潮流，追随参议院议员麦卡锡，参议员切纳就是其中之一。
参议员切纳目光紧盯着报社、电台以及学校发表的文章和演讲内容。他曾把许多知识分子传呼到切纳委员会，给他们打上“在美国不受欢迎的人”的烙印，从而剥夺了他们的职业。鲍威尔也成了切纳委员会的牺牲品。
鲍威尔写过一篇题为“美军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的细菌战源自731部队”的文章，引起了切纳的注意，于是，切纳委员会便指责鲍威尔是一个“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损害美国利益的人”，企图把他从所有的媒体宣传舞台赶出去。
然而，鲍威尔没有屈服。他在受审过程中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公开它所掌握的有关细菌战的档案。终于，进行了十年艰辛的法庭斗争，把政府追得理屈词穷，不得已撤销了对他的审判。
鲍威尔回忆道：“就是这个缘故，我就奇怪地与细菌战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十年里，我们曾辗转地从旧的家搬到另一个家……因为我和妻子都很穷，所以就把旧家具全部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搬到新的家。后来，这些旧家具可真起了作用……”
当时碰巧出现了“旧家具热”。妻子西露比亚把丰富多样的旧家具做资本，开了“鲍威尔商店”，维持了几乎处于失业状态的丈夫和两个孩子一家四口的生计。
为一度萌生于心中的疑问找到答案，这对一个记者或作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奇怪的是，就在笔者撰写《恶魔的饱食》的同一时期里，从1981年夏天到秋天，鲍威尔也孜孜不倦地埋头在美国国家挡案馆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认真地发掘有关731部队的文件。
由此而产生鲍威尔在《原子能科学家公报》上发表的题为“历史上被隐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