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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作战自然是由日军部队（731部队）来实施。届时，日军士兵由于不注意，皮肤和口腔接触病菌的可能性极大。另外，在实施细菌战之后，友军也可能会进入细菌污染地区。
由于这种缘故，必须掌握预防和治疗的方法，否则，马上就会有导致产生“悲剧”的可能。如果由于进行细菌战，而使友军蒙受损失的话，那么，开展细菌战就毫无意义了。
彻底打击敌人，认真保护自己，是进行细菌战的要诀。因此，必须“研究”针对鼠疫、霍乱、伤寒等病毒的菌苗，并研究血清疗法或利用其他药物的化学疗法等。
在大规模的细菌战中，需要大量预防用的菌苗。部队为了生产大量的细菌，同时，还要开发研究预防和治疗用的菌苗。
为了制造菌苗，必须进行许多实验，需要大量的血清。为此，有必要使“马鲁太”处于健康状态，并发胖。
有一原731部队的人员回忆说：“部分‘马鲁太’被注射细菌发病以后，以当时731部队最好的疗法，来控制‘马魯太’病情发展，因为他们想尽可能再次使用‘马鲁太’，也想从患病而尚未致死、又复原了的‘马鲁太’身上抽血或作为标本来使用，这种‘马鲁太’作为研究材料来说是十分宝责的。”
保证“马鲁太”获得充分营养的第三个目的是研制细菌战的“武器”。
731部队把老鼠和寄生于老鼠的跳蚤作为传播鼠疫病菌的有力媒体来加以研究。研究如何让老鼠和跳蚤传染上病菌，并让它们接触或聚在人体上，研究用什么方法在敌后和前线大量放出活老鼠和跳蚤……而利用“马鲁太”来解决这些难题是有用的。
细菌武器不仅仅采用小动物和昆虫，把炭疽菌和伤寒菌等放入食物中或投入井水和饮水之中，就是最好的“武器”。他们研制了滲入细菌的巧克力糖和馒头，用来进行实验。为了进行这种实验，也需要健康的“马鲁太”，又丝毫不承认他们的人性。
部队研制了自来水笔式的细菌手枪和手杖式的细菌枪，来实验这些“枪”的效果，马鲁太是最有用的。
养肥“马魯太”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为了研究防治中国东北地区的地方病。
当时驻苏满边境的日本军队的部分官兵中，蔓延着一种原因不明的流行性出血热。据估计，这种疾病是由某种病毒或立克次氏体引起的。731部队曾使用“马鲁太”研究流行性出血热。
“马魯太”与“圆木”之间
731部队关押的俘虏，一律被叫做“马鲁太”，这一事实是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的军事法庭上查明的。
让我们引用当时的公审记录——《关于目前日本军人被起诉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事件的公审文件》（1950年，莫斯科外语图书出版社出版）的一段吧。
出席法庭的是前军医少将川岛。他在731部队中历任总务部长、第一部长（负责研究细菌的部门）、第四部长（负责制造细菌的部门）等职，是部队中的一个资深军官，战后曾被苏军逮捕。
以下是国家检察官斯米尔诺夫提出的问题和川岛的回答：
问：你们为何不在日本而在满洲进行细菌战的准备呢？
答：满洲是同苏联相邻接的国家，战争开始时，从满洲地区使用细菌武器比较容易和方便，而且在满洲进行有关研究细菌武器的实验非常方便。
问：在满洲进行实验的“方便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
答：之所以说满洲非常方便，是因为在那里有充分的实验材料的缘故。
问：“实验材料”指何而言？是否是为供实验使用而送往部队的人？
答：就是这个意思。
问：部队里使用何种隐语来称呼实验牺牲者？
答：把他们叫做“马鲁太”（MARUTA）。
问：在监狱里你们是按照他们的姓名关押的吗？
答：不，他们都有编号。
问：那么，这些人最终都必须死去吗？
答：是的。
问：你作为专门研究细菌的人，采用蔓延杀人性的传染病作为战争的手段，难道不知道会带来可怕的灾难吗？
答：是的，我知道这一点。
问：你难道不知道鼠疫及其他传染病引起的可怕的灾难也会蔓延到中立国家去吗？
答：是的，我知道这一点。（以下略）
山田清三郎著《细菌战军事审判》记录当时公审法庭上有关“马鲁太”问题的对话，记述如下：
问：部队使用何种隐语来称呼实验牺牲者？
答：把他们叫做“马鲁太”（MARUTA），是材料的意思。（带点的‘字’是作者注的）
这是同一次公审法庭，同一场面的对话记录，但是却漏掉了山田清三郎著《细菌战军事审判》中提到的“‘MARUTA’是材料的意思”这一句。
从编写《细菌战军事审判》的前后情况和山田的经历来看，可以认为山田的叙述是准确的。据原731部队人员一致的证词，关押在特设监狱中的俘虏，都一律叫做“马鲁太”。
记录各种实验时，按其性别，在表格上单纯地填上阳性“马鲁太”或阴性“马鲁太”。这些都是731部队中表明实验材料的专用语。
“马鲁太”就是“马鲁太”，它是否意味着什么“圆木”材料，队员们是不知道的。
“公审文件”中漏掉的前军医少将川岛关于“‘MARUTA’是‘圆木’材料的意思”的附带说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被告人川岛在公审法庭上如实地解释了在部队内部表明实验材料的“马鲁太”这个词正如山田所写的，是“材料”。
可是，后来在把公审记录译为日文时，译者使用了可以切削、搬运甚至可以燃烧的“圆木”这个日语词汇，估计是那时删掉了附带说明部分。我想法庭上的实际对话可能是这样的：
问：部队里使用何种隐语来称呼实验的牺牲者？
答：我们把他们叫做“马鲁太”。“马鲁太”是实验材料的意思。
731部队中使用的隐语“马鲁太”，在《公审文件》出版以后变成了“圆木”。“圆木”是植物，而“马鲁太”是被剥夺了人格的人。把活生生的人叫做“材料”，这就是731部队的恶魔性之所在。另外，“马鲁太”也有作为“实验动物”的野山羊的意思。
自此以后，正如《公审文件》中那样，其他文章中也决定使用“圆木”。
审俘要领
“马鲁太”从关押之日起，“人”这个固有名词就被抹掉了，而是用编号来称呼。但是，其中也有个别人的姓名流传下来。
牡丹江的老铁路工人孙朝山、木匠吴殿兴、修理工朱志敏、沈阳的爱国人士王英、大连的商业公司职员钟民慈、山东省的中国共产党员邱德思和乌克兰的苏联红军战士德姆契柯……
留下姓名的人都是在关东军宪兵队、哈尔滨特务机关逮捕和审讯中坚持斗争到底的人。
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员邱德思，“在日本宪兵队的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直到最后忠于自己的人民，未做叛徒”。（引自《公审文件》）最后，被送往731部队遭惨杀。
苏联红军战士德姆契柯顽强地拒绝提供有关苏联的任何情报，坚持不开口回答问题。
尽管哈尔滨特务机关“把他的手脚捆绑起来，吊在屋梁上，严刑拷打”，但是德姆契柯始终坚持未供出任何情况。（引自《公审文件》）因此，被送往731部队。
对于拒绝审讯、坚持斗争的俘虏进行的拷打是很残酷的。这里有一份关东军宪兵队的手抄文件。这份题为《审俘要领》的文件表明当时这些“马鲁太”在731部队关押之前，遭到了如何残酷的拷打。在“总则”部分：
第1节 本审讯是基于搜集情报的目的进行的，不包括旨在调查犯罪行为的审讯在内。
第2节 对于投降者、逃兵、逮捕的敌方间谍、非法越境者、流浪者、迫降者、被俘又逃回我军的人员、新占领地带的居民、从敌区逃回的居民等进行的审问，除特殊情况外，均可参照审俘方法执行。
731部队创设时的哈尔滨则相当于这里所说的“我方新占领地带”。对该地区的居民参照本审俘要领。
在第一篇——对俘虏的调查的“通则”部分的第三节：
第3节 通过审俘获取情报，比使用间谍或其他手段搜集情报更加容易和迅速，常常可以获得利用其他方法所难以取得的重要情报，各部队及各级司令部均应致力于审俘，这是至关重要的。
审俘要领说，从俘虏口中获取情报，比利用间谍和其他手段获取情报更加容易和迅速，而且重要情报多，因此要重视审俘。（第4节至第59节未收录）
第60节 对怀疑我方措施或相信敌方宣传而顽固拒绝供述真情者，可给予绝对保护（具体给予生命安全或前途光明等“保证”），揭露敌方宣传的欺骗性，提高对敌我态势的认识（总之，做出有利于我方的证明）。一旦思想发生转向而自供者，常常有利于用来说服后来获得同样性质的俘虏。
关东军宪兵队逮捕的“抗日分子”是抱有坚定信念的犯人，应让他们了解日本是不可战胜的，使之转向。一旦转向的人，在逮捕到同样的“抗日分子”时，可以作为说服人员发挥作用。
第61节 被审讯者为保护自己，有时希望在“内部”说明自己了解的情况，尤其是关于军事力量的情况等。所以应通过用套话的策略或以赞杨的方法来获得可靠的资料。
第62节 根据情况，有时进行拷问有利，但不少情况下又往往伴随着弊害。所以，事先要研究是否使用拷问的形式，不致于以后对这种方法感到遗憾。
在这里解释一下审问要领中的拷问方法。
恶魔的送终水
第63节 持续进行拷问，给俘虏在肉体上造成痛苦，使之除陈述真实情况外，别无消除痛苦的方法。
所以，对于为了加快审讯速度而持续进行的拷问，意志薄弱者比较容易吐露真情，但他们也有可能为了迎合拷问或为摆脱眼前的痛苦而说谎。意志坚强者有时会增加反抗情绪，或在审讯后对帝国留下极坏的感情。
审俘要领说，由于给俘虏造成肉体上痛苦，使之感到除自供外，别无逃脱拷问的方法。俘虏为了逃脱痛苦，有时会做出迎合性的陈述，这反而使我们弄不清其实情况。对那些意志坚强者进行拷问，会促使其增强反抗心和反日感情。所以，要做到毫无遗憾。
第64节 通常在两种情况下实施拷问：对已掌握确凿证据者，只让俘虏就内容供出真情，而且通过拷问完全有可能取得情报；对意志薄弱者，估计完全有可能屈服于拷问。
第65节 实施拷问的手段，应着眼于容易实施、没有残忍感、痛苦持续性大且不留下伤痕。但是，需要使对方感到生命危险时，则不应顾及伤害如何，而应保持“持续性”。
简言之，就是最好采取：容易实施，表面看不残酷但痛苦的时间持续长且又不留下伤痕的拷问手段。有时有必要使俘虏感到“再这样坚持下去就将被杀害时”，应毫不踌躇地留下伤痕。持续进行拷问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如果判断必须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