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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方式是凭借武力。谁的拳头硬，刀子快，谁就拥有土地、牲畜、女人和荣誉。反之，则成为他人的奴隶。武力的强弱，是唯一的标准和选项。
由此建立的，是“武力社会”。
武力社会是野蛮的，也不能持续发展。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只能靠发展生产力。依靠掠夺来积累财富，则不但成本高，风险大，也不利于全人类。
放下屠刀是迟早的事，问题只在拿起什么。
也有不同的选择。
一部分人拿起了算盘，他们是商业民族。商业民族主张自由贸易，资金的多少便成为支配的力量。由此建立起来的是“财力社会”，资本主义是其典型。
另一部分人选择了权杖，主张根据权力的大小，来决定相互的关系和各自的配额。由此建立起来的是“权力社会”，中华帝国是其典型。
武力社会，财力社会，权力社会，三大类型。
这三种社会类型，历史上都曾经存在。部落国家，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希腊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华夏邦国，则是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
所以，它们都得变。
希腊城邦的方向，是发展为“准帝国”。但，雅典帝国也好，斯巴达帝国也罢，其实不过国家联盟。斯巴达和雅典都只是盟主国，不是宗主国。其地位，与周王国和周天子无法相比，仅相当于齐桓、晋文一类的霸业。20
事实上，希腊城邦永远都不可能变成帝国。因为自由贸易与专制集权，在本质上是不兼容的。因此，他们只能先被马其顿帝国吞并，后被罗马人征服。他们的社会理想则只能到资本主义时代，在其他商业国家实现。
华夏邦国则不同。
邦国是一定会发展为帝国的，因为邦国原本就是政治妥协和政治交易的结果。当时的周天子，并没有能力像埃及法老纳尔迈、亚述国王萨尔贡、波斯国王居鲁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那样，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便只好分封诸侯，分出自己的权力，赎买诸侯们的武力。
很好！以权力换武力，以土地换和平。
问题是，这笔交易为什么能够达成？因为各路诸侯都已经不再是流寇。流寇一旦变成坐寇，就会进一步要求变成王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没有，都是坐寇变的。只不过，转型成功就叫王侯，失败则叫匪寇。成王败寇。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武力转化为权力，武力社会过渡到权力社会，是历史的趋势，尽管那权力是靠武力获得的。
因此，人类早期的战争会有两个结果：一方面，资源和财富会集中在某个特别有武力的集团手中；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同时把自己从武力集团转变为权力集团。这跟黑社会成功以后要做合法生意，是同一个道理。
于是，当某一集团（比如秦国）的武力大到天下无敌的时候，社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发生质变。武力社会必然过渡到权力社会，邦国也必然会转变为帝国。
帝国，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
它的特点，就是集权。
集权是必然的，因为帝国的缔造者原本就是军事集团。军事集团最喜欢权力集中和领袖独裁，因为非如此不能克敌制胜。所以，权力社会的统治者无不集权，也无不把建立和掌握军队当作头等大事。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凭借武力夺取的，也很容易被别人用武力夺去。
更何况，集权并不难，因为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由许多单个马铃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马铃薯”，根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和不受限制的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21
事实上，农业民族更喜欢的也是权力而非武力。权力的滥用虽然也会带来不幸，但破坏力显然小于武力的横行。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别无选择，农业民族宁要暴君，不要暴民；宁肯臣服于皇帝，也不愿依附于流寇。22
帝国制度，呼之欲出。
那么，之前八百年的邦国时代，又作何解释？
邦国是帝国的预备阶段。它跟希腊城邦制度一样，也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实践和探索。但，邦国也好，城邦也罢，都只适用于城市国家。小国寡民，才有可能或者直接民主（希腊），或者直接君主（华夏）。一旦变成领土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就只能实行“议员代表民意”的代议制，或“官员代理王权”的代理制。
所以，大国行民主，只能是联邦；大国行君主，则势必要集权。唯其如此，邦国制度才会瓦解，天下也得重新洗牌。先是侯国变成了公国，后是公国变成了王国。王国都是领土国家，也都实行郡县制。分权制的邦国让位于集权制的帝国，已是势不可挡，势在必行。
但这绝不意味着之前的邦国时代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有这八百年的预备阶段，中华帝国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帝国，却是最典型也最成熟的帝国。
不过这一点，要到汉武帝之后才能看出。
现在让我们回到秦。很显然，秦能够兼并天下创立帝国，一定是因为他们的制度和文化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换句话说，秦人不过充当了历史要求的执行者，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这是他们的荣幸，也是他们的荣耀。23
既然如此，秦又为什么会二世而亡？
秦亡之鉴
一般地说，一个新生的政权如果迅速灭亡，多半只有三种原因：要么是制度有问题，要么是政治有问题，要么是制度和政治都有问题。
秦，是哪一种？
柳宗元认为是第二种：政治有问题。柳宗元说，秦亡和周亡是不同的。周亡在制度，政治没问题。秦亡在政治，制度没问题。秦失于政，周失于制，都很清楚。24
这当然可以讨论。
实际上，周和秦，并不能相提并论。周是八百年而亡，秦是二世而亡，岂可同日而语？因此，也许周的制度和政治都没问题，只是老了。周，怕是衰竭而死吧？
秦，就不该这样。
没错，秦是少年壮志，新做人家，应该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开创出一片新气象来。
这也是大家的愿望。
事实上，大秦帝国建立之初，不但统治者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被统治者也额手称庆欢欣鼓舞。不管怎么说，一个盼望已久的最高权威总算出现了，人们当然不吝以最大的善意，希望他能把幸福洒满人间。25
结果却是失望。秦始皇并没有带来阳光和雨露。他施加于人民的，是暴力，是血腥，是苛政。
秦政即苛政，正如秦制即帝制，这是已被反复证明过的。秦制与秦政，也都是秦主义的现实化。但，帝制和苛政并不画等号，正如专制未必都独裁。有开明专制，有集体专制。西汉初年就是开明专制，唐宋两代就是集体专制。既专制又独裁，要到朱元璋以后。
那么，秦为什么是帝制加苛政呢？
也许，天然如此。
前面说过，秦，是华夏化的戎狄。他们原本是游牧民族，靠着强弓劲弩和铁马金戈，为自己打下一片天地。因此他们崇尚武力，信仰强权，相信重赏之下出勇夫，高压之下出良民，战马兵车出政权。
从秦孝公到秦始皇，都这样。
不难想象，这样一个集团，一个以武力获取权力的军事集团，当他们小鱼吃大鱼，骤然吞并天下，需要巩固政权保卫成果时，能想到的办法又会是什么呢？
也只有军事管制加严刑峻法。
这就是苛政的来历。
没错，作为帝国制度的创造者，秦人对于如何治理和统治新国家，其实一无所知，只能照搬王国时代的成功经验。他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是死路一条。
秦人的错误不难理解。因为就连刘邦，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刘邦称帝以后，有一位名叫陆贾的人常常在他耳边讲诗书。刘邦竟大爆粗口骂道：你老子我的天下，是骑在马上得来的，讲他娘的什么诗书？
陆贾却反问：在马上得来的，也能在马上治理吗？26
这话后来成了名言。
问题是，为什么天下能在马上得，不能在马上治？
因为得天下靠武力，治天下靠权力。
的确，权力和武力是不一样的。武力是暴力，权力则不是，所以权力社会一定会取代武力社会。也因此，即便帝国的权力是靠武力获得和维持的，也只能表现为“非典型暴力”。然而秦始皇他们，却把非典型暴力（权力）当作典型暴力（武力）来使用，岂有不亡之理？
秦之亡，确实在政治。
换句话说，他们还没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他们的灭亡，跟亚述帝国如出一辙。27
但，秦制就没问题吗？
也有。
前面说过，秦帝国的大厦是由两根支柱来支撑的：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这两根支柱互为因果。要集权于中央，就必须消灭世袭的领主和封建的邦国。留下的空白，则由官员和郡县来填补。官员既然只是皇权的代理人，至高权力当然仍在皇帝那里。两根支柱，其实是一根。
独木难支，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显然，秦之亡既在政治，也在制度。政治上的补救办法，是把苛政变成仁政，至少看起来像仁政。制度上的补救办法，则是在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之外，再立一根支柱。只有这样，帝国才真能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秦政必须转变为汉政，秦制也必须转变为汉制。这当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需要探索和实践。但毕其功于一役的，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
这个人，就是汉武帝。
后记 我们有选择吗
从这一卷开始，本中华史进入第二部。
第二部叫“第一帝国”。1
帝国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的分量很重。它历时长达两千一百三十二年，是三千七百年的大约十分之六。之前的战国，是邦国向帝国的转变阶段。战国之前，西周、东周、春秋，是邦国时代。西周之前，是早期国家时代，其中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夏是部落国家。再往前追溯，所谓“三皇五帝”是在史前史，不在文明史。
因此，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可以统称为“前帝国时代”。夏以前，则是“前国家时代”。
前帝国时代和前国家时代的故事，构成了本中华史的第一部“中华根”。这是一段艰难而迷人的旅行。《祖先》是破冰之旅，《国家》是巡航之旅，《奠基者》是寻根之旅，《青春志》是心灵之旅，《从春秋到战国》是高手过招，《百家争鸣》是头脑风暴。百家争鸣之后，秦并天下。
进入帝国时代，海面便变得开阔。
是的。本中华史第二部六卷将要展现的，是八百年的历史。这里面，有两个短命的王朝（秦和晋），一个或两个长命的王朝（西汉和东汉），还有天下三分（三国）和南北对峙（南北朝），内容足够丰富，视野足够开阔。
但，开阔未必是好事，因为容易迷失方向。
把握方向的唯一办法是看清目标。目标是什么呢？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因此，当我们走到秦并天下的历史关头时，不禁要问：有选择吗？
好像没有。
没错，我们确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