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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庄宗，承武皇之遗业，假大义、挟世仇，以与梁人百战而夷之，乃有天下。可谓难且劳矣。然有二臣焉：其为韩、彭者，李嗣源；为寇、邓者，郭崇韬也。嗣源居不赏之功，挟震主之威，得国兵之权，执之而不释也。庄宗无以夺之，而稍忌其逼。崇韬常有大功于国，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庄宗苟能挟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则嗣源虽怀不自安，而有顾惮，非敢辄发也。庄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所倚，故崇韬以忠见疏谗疾日急。使其营自救之计，乃求将其征蜀之兵。庄宗归国中之师，属之而西。崇韬虽已举蜀，捷奏才上，而以谗死矣。庄宗知得蜀足以资其盛强，而不知崇韬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邺下之变，嗣源以一旅之众，西趋洛阳，如蹈无人之境，其迁大器易若反掌。且内有权臣窥伺间隙，乃空国之师勤于远役，固已大失计矣。而又去我之所与与彼之所畏者，则大祸之集，可胜救哉？虽得百蜀，无救其失国也。使崇韬之不死，举全蜀之众，因东归之士，拥继岌，檄方镇，以讨君父之仇，虽嗣源之强，亦何以御之？盖嗣源有韩、彭之逼而不践其祸者，庄宗无高祖之略故也。崇韬有寇、邓之烈，而不全其宗者，庄宗无光武之明故也。嗟乎！人臣之祸，起于操权，而速祸之权，莫重于制兵。崇韬谋逭祸自全，而方求执其兵，此于抱薪救火者何异也？
【五代论】
唐以陵夷蹙弱，遂亡天下，而真主未兴，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获暮失，合其世祀，不数十年。自古有国，成败得丧，未有如此之亟者。然窃观之，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
梁祖起于宛朐群盗之党，已而挟听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谓一时之奸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业已大，固当气吞而志灭之矣。借使不遂及于子祸，则其后嗣有足以为庄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旋踵也。后唐武皇假平仇之忠义，发迹阴山，转战千里，奄践汾晋。及其子庄宗，以兵威霸业，遂夷梁室而王天下，可谓壮矣。然天下略定，强臣骄卒遂至不制，一倡而叛之。不及反顾，而天下遂归于明宗。至于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犹庄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业，而有强臣骄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于天下乎？晋人挟震主之威，乘衅而起，君父契丹，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孱昏肆虐，而北人骄功恃强，殚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之欲，乃负反之。及其所以蒙祸辱者，不可胜言。观其所以自托而起者如此，则晋安得而后亡哉？汉祖承兵戈扰践之馀、生灵无所制命起，视天下复无英雄，慨然投袂而作者，乃建号而应之。而天下之人无所归往，亦皆俯首听役于汉。然一旦委裘，而强臣世室已不为幼子下矣。故不胜其忿，起而图之，侥幸于一决。而周人抗命，卒无以御之，而至于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谓一时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孺子不足当天之眷命。而真人德业日隆，已为天下之所归戴，则其重负安得而不释哉？由是观之，自梁以迄于周，其兴亡得丧，世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
又尝究之，若唐之庄宗与夫末帝，皆以雄武壮决转斗无前，摧夷强敌，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昏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变于邺下，晋祖之甲倡于并门。彼二王者，乃低摧悸迫，儿女悲涕，垂颐拱手，以需死期，无复平日万分之一者，何也？有强臣骄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无以自救之也。
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强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骄兵。臣非故强也，恃勋赏之积而卒至于强；兵非故骄也，恃战役之勤而卒至于骄。故古者拔乱定倾之主，不忧天下大计之不集，而深虞大臣之或强，战士之或骄。故常先事而董治之，使其操制常在于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国家安强；举而遗之冲人弱息，而变故不作。彼以乱继乱者则不然：方其图天下之即集也，日责功于将，而责战于士。责功之亟，则凡所以酬将者未尝恤，其或至于强；责战之切，则凡所以抚士者未尝病，其或至于骄。是以天下略定，强臣倚骄兵而睥睨，骄兵挟强臣而冀望。一旦相与起而迫之，反视其身，彷徨孤立，而大事且去。则虽有平日壮决之气，持是而安归哉？此唐之庄宗、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由此故也。嗟乎！图天下于亟集，而不计其既集之利害者，终亦亟亡而已矣。
兵书战策 ＇商君书＇全文
◆更法第一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
于是遂出垦草令。
◆垦令第二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敝。农不敝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官不敢为邪。民平则慎，慎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
无以外权任爵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无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大夫家长不建缮，则农事不伤。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则故田不荒。农事不伤，农民益农，则草必垦矣。
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酤少，民不能喜酣姡В蟪疾晃谋ァＩ挑伲蛏喜环阉冢幻癫荒芟埠▕＇，则农不慢；大臣不荒饱，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
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乱农之民欲农，则草必垦矣。
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盗输粮者不私稽。轻惰之民不游军市，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私，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
百县之治一形，则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迂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则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民不饥，行不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
令送粮无得取僦，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速徕疾，则业不败农。业不败农，则草必垦矣。
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餉食之，则奸民无主。奸民无主，则为奸不勉。为奸不勉，则奸民无朴。奸民无朴，则农民不败。农民不败，则草必垦矣。
◆农战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从壹空而得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民不偷淫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