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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凯勒在北爱尔兰的情报活动戛然而止。当时他在西贝尔法斯特遭人劫持，被押送到亚尔马郡一座偏僻的农舍里。在那里，他被指控为英国间谍。凯勒知道自己处境艰险，他决定放手一搏。当他活着走出农舍时，身后留下了四具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的尸体，要知道这些恐怖分子个个都不是好惹的，其中两人几乎已被碎尸。凯勒回到赫尔福德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天，他在布雷肯比肯斯对自己进行惩罚性的耐力训练，同时给新兵传授无声杀人术。不过军团的司令官和心理学家都很清楚，贝尔法斯特之行已经改变了凯勒。
1990年8月，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五个月后，凯勒的部队开进了伊拉克西部的茫茫沙漠，他们的任务是搜寻、摧毁分散在沙漠中的飞毛腿导弹发射架。这些发射架的存在使恐怖的阴云久久笼罩在特拉维夫上空。1991年1月28日晚，凯勒及其团队在沙漠中定位了一台发射架，这台发射架位于巴格达西北方向一百英里处。他把坐标传给了远在沙特阿拉伯的司令官。九十分钟后，联军的战斗轰炸机低空掠过沙漠，但它们并没有轰炸飞毛腿导弹发射架，而是错误地向特种空勤团的友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事后，英国官员认为凯勒的部队已经全军覆没，尽管他们并没有在战场上找到足够的尸骸证明这一点。
接下来的事情就只是猜测了，不过这些事情也是在谍报的基础上推导而来。伊拉克沙漠惨案发生后几个月，有情报显示，欧洲出现了一位职业水准极高的新杀手。警方线人频频提到一个叫“英国男子”的人，谁也说不清楚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目前，这位神秘的杀手至少是二十多起悬案的嫌疑犯。英国情报机关怀疑克里斯托弗·凯勒和所谓的“英国男子”是同一个人。
资料的文字部分到此已经完结，后面附了两张照片。第一张是加百列在巴黎拍的那张相，上面是他在画廊门口见到的那个人；第二张照片上有一群人，其中有个人的脸上被画了个圈。加百列花了很长时间对比这两张照片，对比完之后，他抓起听筒，给远在特拉维夫的沙姆龙打了个电话。“我有种奇怪的感觉，总觉得自己在哪里见过这个人。”加百列说。他本以为沙姆龙会大吃一惊，结果老家伙只是平静地叫他守在传真机旁边，随即挂了电话。
1988年，加百列·艾隆实施了以色列情报机关有史以来最有名的一次行动：暗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第二号领导人阿布·吉哈德。他在突尼斯对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寓所开展了漫长而危险的监视行动，还在内盖夫沙漠盖了一栋与吉哈德在突尼斯的寓所一模一样的模型屋，在里面训练了一队专门执行这次任务的职业杀手。在四月的一个温暖的夜晚，加百列带领一支侦查突击队闯进了阿布·吉哈德的寓所，开枪射死了吉哈德。当时死者的妻女就在旁边。事到如今，加百列对这对母女漆黑的眼里流露出来的刻骨铭心的仇恨依然记忆犹新。
十八个月后，英国情报机关和空军特勤团为了更好地打击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专门派出一队军官来到特拉维夫学习以色列人的情报经验。阿里·沙姆龙把加百列叫了过去，硬是让他在午餐会上，就突尼斯的暗杀行动发表了一场演说。当时在场的人当中有一位是空军特勤团的中尉。
传真机里吐出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午餐会结束后拍摄的，目的是为了纪念两国情报战士之间的通力合作。加百列向来不喜欢照相，他戴着墨镜和太阳帽掩藏自己的身份，旁边那名男子则直视着镜头。加百列仔细观察着他的面容——没错，他正是克里斯托弗·凯勒。
24
慕尼黑…苏黎世
加百列到慕尼黑时，摩萨德的“递送专员”已经在机场门口恭候多时。“递送专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头发呈焦糖色，手里举着块牌子，上面写着“克莱默先生——海勒公司”。加百列跟着他穿过航站楼和雪片纷飞的停车场，上了一辆深蓝色的奔驰轿车。
“储物箱里有一把伯莱塔手枪，后座上放了一些打包好的胸脯肉。”
“你们专员真是把什么事情都考虑得很周到。”
“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效犬马之劳，”说着，他把车钥匙递给了加百列，“一路顺风。”
加百列坐上驾驶座，发动了引擎。十分钟后，他的车已经风驰电掣地行驶在通往苏黎世的E54高速公路上。
瑞士人的性格孤立又排外，他们对外国人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一旦发觉有什么不对劲，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都会报警。事实上，瑞士人的戒心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在该国运作的外国情报机构都将他们视为瑞士的第二个安全局。加百列对此再清楚不过，当他停好车，信步走向奥古斯都·罗尔夫的别墅时，举手投足之间尽可能表现出轻车熟路的样子。
他想起了几年前机构开展的一次行动。一队特工被派到瑞士，在伯尔尼市郊的一个小城镇潜入某阿拉伯恐怖分子嫌疑人的公寓里安装窃听器。—位老太太看到这伙人守在阿拉伯人的公寓外，遂打电话报警，说社区里来了一伙可疑人物。几分钟后，这伙人被警方拘留。全世界的媒体都报道了这场惨败。
加百列爬上罗森岗路的斜坡，罗尔夫别墅熟悉的侧影连同两侧的塔楼和气派的门廊展现在他的眼前。一辆车呼啸而过，在刚刚形成的雪地上留下了两行漆黑的车辙。
他在门边的键盘上输入了无钥匙进入系统的密码，只听“嗡”的一声响，门锁的插销弹了回去。他推开门，拾级而上。两分钟后，他进了别墅前门，在昏暗的门厅里缓缓前行，一手拿着小型手电筒，另一手拿着伯莱塔手枪。
二楼的走廊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借着照射范围只有铅笔大小的电筒光，加百列摸索着向前行。书房应该在他的左侧。安娜说过，二楼走廊正对着街道的第一扇门就是书房门。加百列扭了扭门把手，里面上了锁——不过也对，不上锁就怪了。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对小型金属工具。真是活见鬼，都多久以前的事了，怎么还是能想起来？已经过去几百年了吧，那时候他还是贝扎雷艺术设计学院的新生，沙姆龙整天站在他的身后大吼大叫：“你只有十五秒钟的时间，十五秒，加百列！打不开那扇门，你的队友就死定了！”
他跪下身来，咬住电筒，将金属工具插进锁孔。不一会儿，在加百列的攻势之下，老旧的门锁终于败下阵来。加百列站起身，走进书房，关上了身后的门。
房间里有烟熏味、狗臭味，还有一阵淡淡的香烟味。加百列举起手电筒，照了照四周。
由于手电筒的照射范围所限，他一次只能看清几平方英尺的室内空间。休息区里摆着几张十八世纪的古董椅子。弗兰德斯文艺复兴风格的橡木写字台看起来古色古香。锃亮的木地板上立着一座书架，书架的顶端与发霉的天花板齐平。
那不是奥古斯都·罗尔夫的书桌吗？
奇怪的是，它看起来并不像是商界大亨的书桌，反倒是乱糟糟的透着股迂腐的学究气。书桌上摆着一沓文件、一本褪色的真皮记事簿、一个塞满了回形针的茶杯和一堆古书。当加百列用食指翻开第一本书的封面时，古卷的气息和积尘扑面而来。他用电筒光照了照书的扉页——原来作者是歌德。
当他合上书本时，电筒光恰好照在案头的雕花玻璃烟灰缸上。烟灰缸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个烟蒂，它们就像用过的弹夹，被随意丢弃在一堆烟灰里。加百列仔细观察了这些烟蒂，发现其中大多数是金边臣牌香烟，但有三支是丝鞭牌香烟。估计罗尔夫老头抽的是金边臣，那抽丝鞭的人是谁？安娜吗？不对，安娜中意的牌子是吉坦。
他把心思收回，开始寻找此行要找的文件。安娜说过，这类文件一般存放在书桌右手边最下层的抽屉里，文件夹上贴着“私人信件”的标签。那层抽屉和罗尔夫书房一样，是锁着的。只不过这一次，加百列准备了钥匙。他拉开抽屉，开始翻找奥古斯都·罗尔夫的私人信件。他找到一个文件夹，上面贴着“马克西利安”的标签。他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文件夹，犹豫了一番，掂量着自己有没有权利翻阅这样的文件。这感觉就像在偷窥别人的隐私，好比晚上出门散步时，透过亮着灯的窗口窥伺一对夫妇吵架，或者看着一位老人孤零零地坐在电视机前。但这份文件会披露什么重要的线索吗？死去的老头究竟保存了哪些关于他儿子的资料呢？加百列能从中了解哪些关于奥古斯都·罗尔夫的信息呢？
他抽出这个文件夹，把它架在打开的抽屉上，翻开了封面。文件夹里夹着马克西利安的照片、欧洲报刊运动版的剪报、车队队友的悼词还有当地报刊关于阿尔卑斯山自行车赛事故的长篇报道。“他是好样的，有这样的儿子，我很自豪，”奥古斯都·罗尔夫，一个声名显赫的苏黎世银行家通过律师发表了这样的声明，“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我对他的思念之情。”所有资料都精心保存着，纸张依然挺括，上面细心地标注了日期和标签。由此可见，奥古斯都·罗尔夫虽然可能对儿子选择的职业并不认同，但他至少是以儿子为荣的。
加百列合上文件夹，把它放回原处，继续寻找那本贴有“私人信件”标签的文件夹。突然，又有一份文件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标签上写着“安娜”。他又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把它抽了出来。文件夹里夹着安娜小时候练琴的照片、演奏会和音乐会的请柬，还有一些关于她的演出和唱片的剪报和乐评。他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了照片上。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安娜在母亲自杀后变得与之前判若两人，脸上的神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加百列合上文件夹，把它塞回了抽屉。该办正事了，他继续往下翻找，终于找到了贴有“私人信件”标签的文件夹。他把它抽出来，放到罗尔夫的书桌上，打开了封面。里面有一堆信件，有的是手写的，有的是用专门的信纸打印出来的。信件的语言五花八门，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这就是瑞士，一个使用多民族语言的国家。加百列快速翻阅着信件，直到最后一封。他又从头翻找了一遍，这一次速度稍微放慢了一些。结果还是一样。
藏画的历史资料不在这里。
加百列用电筒光照了照四周，他想起了自己以前接受过的一项训练。教练把他带到一个装潢像是酒店套房的房间，给了他一份文件，让他在一分钟的时间内找出五个适合藏匿文件的地方。假如当初训练的场地是在罗尔夫的书房而不是一个假造出来的酒店客房，他就可以找出上百个理想的藏匿点。比如他可以把文件放在空心地板里，夹在大书中，埋在地毯或地板下，塞进家具里或者锁在入墙式保险柜中。单单是书房就有这么多隐蔽处，偌大的别墅何愁藏不下一份小小的文件？要知道，罗尔夫可是一个为了收纳秘密藏画专门建造了一座地窖的人。要是他想藏匿什么东西，加百列能找到的几率就微乎其微了。
一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地方却要空手而归，加百列不禁懊恼不已。文件不在这里只可能有两个原因，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