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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发货除非特别通知。”
“他说为什么取消了吗？”
“亲爱的，按他的一贯做派，他会说吗？”
次日一早，伊舍伍德取消了本周所有的约会，又租了一辆车。他在公路上疾驶了整整五个小时。先向西，到布里斯托尔。再向南，沿着海峡的方向，穿过德文郡直到康沃尔郡。天气同伊舍伍德的情绪一样不踏实，一阵玻璃珠子大小的雨点落过后，冬日苍白的阳光又弱弱地冒出了头。然而风却一刻也没有停过。风好大，费了伊舍伍德好大一番功夫才控制住那辆小小的福特雅仕。他利用停车的空暇吃了午餐。他只匆匆停了三次，一次加油，一次小便，第三次是在达特穆尔。当时他撞上了一只海鸟，于是他用一只空塑料袋隔挡着手指，捡起了尸体，为死鸟念了一段简短的犹太祈祷词，然后庄重地抛入草木丛中。
他到达加百列的房舍时，还不到三点。加百列的船上盖着帆布。他穿过小径，按响了门铃。铃声响过二遍后，他就开始捶门，最后自己动手拉门闩。上锁了。
他透过玻璃窗窥看着洁净无尘的厨房。加百列是从来不会烹饪的人——丢给他一块面包，或是少许米饭，他就能支撑着跋涉五十英里——不过即便用加百列的标准衡量，厨房也显得过分洁净了，而且过分空荡。他走了，伊舍伍德下了结论，会离开很久一段时间。
他走进后花园，沿着屋舍边缘走着，查看着每一扇窗户，盼着其中有一扇是加百列忘了锁的。不过那可不是加百列的做派。
他原路返回，再次站在了码头上。硝烟般的云层从海面滚滚而来，盖住了河面。一颗肥嘟嘟的雨点砸在他的额头正中，滚过眼镜，沿着鼻梁滚下来。他摘了眼镜，河面的景观模糊起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擦了脸，又戴上了眼镜。
眼前的景物重新清晰起来，他这才发现一个小男孩就站在几英尺外。他似乎是凭空冒出来的，如同一只悄然跟进猎物的猫。伊舍伍德没有孩子，对孩子的年龄也全然没有概念。他猜想这位面孔紧绷的小家伙大约有十一二岁吧。
男孩说道：“你偷偷摸摸地要干什么？”
“我没有偷偷摸摸，你这个倒霉的小东西又是谁呢？”
“我叫皮尔。你是谁？”
“我是这房子住客的朋友，我的名字叫朱利安。”
伊舍伍德伸出手去，男孩却站着没动，身体僵硬，似乎被拴住了。
“他从来也没说过有个朋友叫朱利安。”
“他没说过的事情还多着呢。”
“你想干什么？”
“和他谈谈。”
“他不在。”
“这我看得出来。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他没说。”
“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没说。”
雨下得更大了。男孩站定了不动。伊舍伍德伸出一只手遮住了脑袋，转身看着房舍。“你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吗？”伊舍伍德问道。
皮尔点点头。
“村里还有其他人吗？”
皮尔摇摇头。
“他是替我打工的，”伊舍伍德说道，似乎在承认什么错误，“我是他修的那幅画的主人。”
“是伦勃朗还是韦切利奥？”
伊舍伍德微笑着说道：“韦切利奥，我亲爱的朋友。”
“那幅很美。”。
“的确很美啊。”
他们并排站了一阵子，对雨水浑然不觉。在加百列的这位小小哨兵身上，伊舍伍德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又一位难民，到加百列家里寻求庇护，拽着加百列的衣角；又一个受损的灵魂，需要加百列的一双巧手来修复。
“谁带他走的？”伊舍伍德最后问道。
“一个秃顶男人，走起路像个当兵的。你认识他吗？”
“真不幸，我认识。”伊舍伍德向皮尔微笑着，“你饿吗？”
皮尔点点头。
“镇上有什么地方能喝茶吃甜点吗？”
“有，还有馅饼呢。”皮尔说道，“你喜欢香肠馅饼吗？”
“以前什么味道说不清了，不过每一次感觉都不同。你要不要先征得父母的同意？”
皮尔摇摇头：“那男的不是我父亲，我妈也不会在意的。”
阿里·沙姆龙于第二天夜里抵达特拉维夫的洛德机场。拉米等在大门口。他领着沙姆龙穿过人群，来到一间机构属员和特殊客人专用的房间……沙姆龙脱下欧洲式的商务套装，穿上了卡其布裤和短夹克衫。
“总理今晚就要见你，头儿。”
沙姆龙心想，特别行动的事情他就不要再插一脚了吧。
他们驱车进山，直奔耶路撒冷的方向。沙姆龙翻看着公文箱里的一大堆文件，消磨路上的时光。
一如往常，总理的联盟内部又出现危机了。为了到达他的办公室，沙姆龙首先得穿过一条烟雾弥漫的走廊，同里面一帮争执不休的政治家谈判一番。
沙姆龙向他汇报了行动进展的情况，总理全神贯注地听着。他是位天生的谋略家。他从气氛令人窒息的学术界开始他的职业生涯，随后进入了外交部这个是非窝子。当他进入政坛的时候，对官僚体系里的那套厚黑学早已娴熟于心。他能在党内地位的一路飙升，得益于他过人的智谋，更得益于他的全套政治手腕：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推脱、撒谎、误导，甚至彻头彻尾地敲诈勒索。在他眼里，沙姆龙是他的同类——这个男人，无所顾忌，只要是为了他认为正当的主义。
“只有一个问题。”沙姆龙说道。
总理不耐烦地瞥了一眼天花板。又是那句他喜欢说的话：“给我解决办法，不要给我问题。”对这种喜欢说些烂俗格言的人，沙姆龙有一种天然的反感。
“本杰明·斯通。”
“他怎么了？”
“他的生意做得很糟糕。一屁股债，拆东墙补西墙，东家的朋友们快受不了他了。”
“这会影响我们吗？”
“如果他悄无声息地垮台，咱们会怀念他的银子的。但是如果他很难堪地垮台，他会把我们也弄得很不舒服。我认为，他恐怕知道得太多了。”
“本杰明·斯通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悄无声息。”
“懂了。”
“去年你们在大卫王酒店给他拍的那些私密录像能不能派上用场？”
“当时似乎是个好创意，不过斯通对于公众丑闻的耐受力越来越高。就算全世界都看见他和以色列妓女发生关系，我也不能确定他是不是会真的感到难堪。”
“门外的那些政治家是我的问题，”总理说道，“不过我恐怕本杰明·斯通是你的问题。只要你认为适当，随便怎么处理吧。”
第二部 考验
11
大战之前，莫里斯·哈勒维是马赛最杰出的律师之一。他和妻子蕾切尔住在时尚社区的席尔瓦贝尔大街，那里是本土化的犹太成功人士聚居的地方。他们的房子庄重富贵。他们以身为法国人而骄傲。在他们心里，自己首先是法国人，其次才是犹太人。的确，莫里斯·哈勒维同化程度太深了，他甚至很少去犹太人的教堂。然而德国入侵以后，哈勒维一家在马赛的诗意生活戛然而止。1940年10月，维希“合作政府”颁布了《犹太人地位法》，将犹太人降为维希政权下的二等公民。哈勒维被剥夺了律师行业资格。他被勒令在警察局注册，后来他和妻子又被强迫在服装上佩戴大卫之星的标志。
到了1942年形势恶化了，盟军进攻北非后，德军进入了维希政权的法国。法国抵抗力量对德军实施了一系列致命打击。作为报复，德国的保安警察在维希政权的协助下采取了血腥的杀戮。莫里斯·哈勒维面对威胁，再也不能坐以待毙了。当时蕾切尔已经怀孕。要在马赛的乱局里照顾好新生儿，那将是无法承受的负荷。他决定离开城市到乡下去。他用积蓄在埃克斯城外的山里租下了一处村舍。一月份，蕾切尔产下一名男婴，取名艾萨克。
一周后，德国人和法国警察开始集中犹太人。他们花了一个月才找到莫里斯和蕾切尔。二月的一个晚上，在一位当地的宪兵陪同下，一对德国党卫军军官出现在村舍门前。他们给了哈勒维一家二十分钟收拾好一包行李，不得超过六十磅重。就在德国人和宪兵在厨房等候的时候，住在隔壁的妇人出现在门口。
“我的名字叫安妮·玛丽·德拉克洛瓦，”她说，“我去市场的时候把我儿子托给哈勒维一家照顾了。”
宪兵查看了记录。记录显示房子里只住着两名犹太人。他把哈勒维夫妇叫出来，说道：“这个女人说那孩子是她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莫里斯·哈勒维一边说，一边趁着蕾切尔还没出声就用力地捏了她的胳膊，“我们只在午后时间替她照顾一下。”宪兵怀疑地看了看莫里斯·哈勒维，又一次查看了他手上的记录。“快带上孩子离开，”他对那妇女呵斥道，“我真想把你关起来，就凭你居然把法国儿童托付给这些肮脏的犹太人。”
两个月后，莫里斯和蕾切尔夫妇在索比堡集中营遇害。
法国解放后，安妮·玛丽·德拉克洛瓦带艾萨克去了一座犹太教堂，对那里的教士讲了当初在埃克斯发生的故事。教士说她可以把孩子交给犹太家庭收养，或是由她自己抚养，二者由她选择。她把男孩带回了埃克斯，将他同自己信天主教的孩子们一道养大。1965年，艾萨克·哈勒维在尼米斯娶了个女孩子，名叫黛伯拉，他们回到马赛，在席尔瓦贝尔大街父母亲的旧居里定居下来。三年后他们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取名萨拉。
巴黎
米歇尔·杜瓦尔是巴黎最炙手可热的时尚摄影师。设计师和杂志编辑尊敬他，因为他的照片气场强大，热火的性感颇能吸引眼球。杰奎琳·德拉克罗瓦认为他是头猪。她知道，他所成就的一切都来自对模特的虐待。她可不愿意同他合作。
她下了出租车，走进圣杰克大街的一座公寓楼，米歇尔的工作室就在里面。有一整个小组的人正等在楼上，化妆师，发型师，服装师，纪梵希公司派来的代表。米歇尔站在一架梯子顶端，调整着灯光。他样子好看，齐肩的头发，身材像猫。他穿着黑色的皮裤，拉得很低，箍着他狭窄的髋部和一件松松垮垮的套头衫。杰奎琳走进来的时候，他朝她眨眨眼。她微笑着说道：“很高兴见到你，米歇尔。”
“我们会拍得很好的，对吧？我有这个感觉。”
“希望如此。”
她进了更衣室，脱了衣服，对着镜子以专业的冷静査看着自己的外表。就外表来说，她的美貌惊人：高挑，双臂双腿曲线优雅，精致的腰肢，淡橄榄色的肤色。她的胸部在审美上是完美无瑕的，结实，浑圆，不大不小恰到好处。摄影师一向喜欢她的胸脯。大多数模特都讨厌拍睡衣照，然而对杰奎琳却从来不成问题。她一直以来都片约不断，档期总是排不过来。
她的目光从身体转移到自己脸上。她的头发乌黑卷曲，一直披到肩上，一双黑眼睛，又细又长的鼻子。她的颊骨宽而勻称，下巴尖，嘴唇饱满。这是一张绝对天然的脸，没有经过整容，她很为此自豪。她身子前倾，仔细察看着眼睛周围的皮肤。她不喜欢自己看到的东西。其实那还算不上皱纹——只是隐隐约约的细线。这是岁月的痕迹。这已经不是一双小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