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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是必然，是因为世界各地的文明不平等发展的，有的发展得快一些，有的发展的慢一些。发展的快的，视自己为文明人，把发展的慢的当成野蛮人。嘲笑、欺压甚至是侮辱，对那些人进行奴役。在这种欺压的过程中，仇恨在积累，交流中发展的慢的文明在慢慢赶上来。或者由于内部，或者由于外部的原因，发展慢的文明，去掉了束缚自己发展不起来的枷锁，爆发出来惊人的力量。突然爆发，掀起一场波及全世界的狂潮。
如果蒙古带来的世界性大乱还看得不清楚，那徐平前世最后一场世界狂潮，是如何发展起来，并影响全世界的，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在欧洲大发展的时候，位于欧洲中部的日耳曼地区小邦林立，一直发展水平落后，被周围的几家视为野蛮人。由于宗教改革，去除了阻碍自己发展的枷锁，他们展现出了惊人的爆发力，发展水来迅速赶了上来。在崛起的过程中，不断地诉诸武力对外扩张，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被卷入，规模和烈度空前。
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全世界被剥削者联合起来抗争的国际主义运动大发展。由于日耳曼文化中又蛮又轴的特质，与革命斗争的坚决性、毫不妥协性相契合，通过理论底层的哲学这种方式，被引入到了共产主义理论当中。否定之否定的辨证法哲学，充分展现了这种日耳曼人的蛮与轴。与这个体系不合的，肯定是不合的世界错了，不是理论错了，不顾一切向里硬套。随着共产主义的传播，这种特质几乎影响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一直到冷战结束，日耳曼人掀起来的这一场狂潮才算落幕。二战失败，他们从武力上被世界否定了。冷战结束，从文化上被否定了。
一言不合就是杠，只有你死我活，没有妥协合作。换到中国文化来，这种特质就是法家的蛮横，只要能把对方摁倒，我就赢了。没摁倒，肯定也不是我错了，只是一时实力不济罢了。世间事没有对或者错，只有实力够不够。第二次世界大战，日耳曼人还在亚洲找到一个好朋友，同样具备这种蛮和轴特质的日本。
认识到了这种世界性大潮的复杂性，最好的办法就是置身事外，扎紧篱笆，让他们在天下之外闹个沸反盈天。随他们闹，不要影响到自己。
徐平前世，日耳曼人的大潮已经落幕，以后还会不会有？最大的可能是还会有，而且很可能已经在酝酿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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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蔡襄之错
吃喝一会，一直不说话的吴充道：“相公西北大胜，重整禁军，总觉得是要天下休养生息的时候，却又一下国政大变。相公正当青春，是否求治过于急切了？”
欧阳修道：“西北灭党项，败契丹，有此功，相公还有什么功可求？如此做，必然是真有大事，我等思之不及罢了。”
吴充不说话，蔡襄举杯一饮而尽，把杯按在桌上道：“相公所言，太过庞杂，一时也能以理得通透。我就不明白一点，相公言欲抑势力之家对小民的侵夺，要在天下均田方税之余，还要凭田土出徭役，不出人则出钱。又要官把城镇之间的场务、酒楼、邸店，凡令人指射的一切卖出，只留官派吏直管的。还优先卖给乡间大户，太过麻烦。如今三司钱粮广有，有银行在那里，把官营之业全部卖出又如何？盐铁非善政，不得已而行之。”
欧阳修道：“相公自有道理，我们官位低微，或有不知情之处。”
蔡襄脾气最倔，一听欧阳修的话，眉毛一扬：“有何不知情处？逐匈奴，行盐铁，汉武帝之政。徐相公灭党项，又有李相公去西北经理西域，无非是要效武帝故事罢了！”
吴育咳嗽一声：“君谟，相公一再言，君子当论迹不论心，以君子为北辰行之，你又行诛心之论了！朝廷如此做，相公自有深意。朝廷为政，势力之家和平苦之民为两端，现如今乡间小民艰难，故行此政纾缓民力。城镇里面，朝廷管得严，抑势力之家太过，产业凡有尺寸之利，必收于官。紧处当松，松处当紧，朝廷从容处置之。”
蔡襄嘴角一撇：“何处为紧？何处为松？说得过于玄了！若真是为小民着想，何不把天下之物一没于官，天下之田一没于官！有场务，有营田务，自经营之。怕势力人家借田土和场务盘剥小民，收入朝廷，朝廷总会怜民爱民！”
吴育道：“此话我还真问过，你猜一猜相公是怎么答的？”
蔡襄道：“这何用猜？无非全没入朝廷，朝廷管之不及而已。若要管，必要新召无数官吏，冗官冗吏如何平？相公虽有大功于国家，终是人也，何必身背此怨！”
吴育笑道：“是以说，君谟，你不去究事情如何，不肯用脑，只是猜人，如何能知事情端的？徐相公曾言，本朝宰相，功以赵忠献相公为首，德以王文正相公为第一。忠献相公佐命之功无人可及，文正相公以‘怨归于己，恩归于上’居相十数年。徐相公对宰相治政第一条，就是文正相公的‘怨归于己，恩归于上’。相公何许人？出西北统军，其余大臣三辞四推，相公慨然赴任。灭党项，败契丹，编练陇右之军。朝廷要调，相公把手下最得力之将、最强之军拨付出来。军功如此，说除军权，相公立即上马回京。”
说到这里，吴育摇摇头：“君谟，你要改！徐相公当政，再是如此随口评论，只怕不会一笑置之。相公此人，对官员合不合职任极是较真，你这样是犯了谏官的大忌！”
吴育和蔡襄都是福建路莆城人，关系不比旁人，这是真地在劝他。
蔡襄知道自己说得过了，不再说话，只是喝酒。
欧阳修瞪了蔡襄一眼，问吴育：“君谟说把天下之物收为官有，又有何不可？”
“天下有余物，官以租赋收之，以官营之场务夺之。此物尚余也，入势力之家。官收此物为何？官员俸禄、养军之费之外，当治生产，使世间钱粮越来越多。治生产，自然于天下有好处。只是场务必有余利，此余利用全用于治生产，非不想也，势不能也。三司再大，岂能天下之钱一一全管？此必托之于下。托之于下，必有贪渎之吏上下其手，年深日久越贪越多。是故，把天下之物没于官，非抑势力之家取平苦之民余物法也，是纳势力人家于朝廷内也。此等人得利，朝廷当怨，日久必生乱。”
在生产力达不到的情况下，强行把天下公有，不是消灭剥削，而是把剥削者收入了政权内部。初期是政权这个交集撑大，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两个集合几乎全部纳入，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跟早期的剥削社会生出阶级一样，在交集里仍然会分出阶级。最终的结果不是消灭了剥削，而是改成了在政权内剥削，换另一种方法进行斗争罢了。这个时候的政权，承受被剥削者的全部怨气，相当于剥削者的背锅侠，还怎么维持？
以为如此做从此跳出了治乱循环，实际上治乱循环只是换了一个面目罢了。
为什么封建时代的欧洲没有治乱循环？这没什么好解释的，中国家天下的封建时代同样没有治乱循环。发展不到那样的水平，矛盾在各家解决了，很难形成波及天下的大乱。
欧洲走出家天下之后有没有治乱循环？当然有，一次一次的经济繁荣和经济危机，换一个名字就不是治乱循环了？治乱循环不可怕，只要走出了封建时代，实现大一统，几乎无法避免。怕的不是治乱循环，怕的是天下兴亡，及时改革调整，千万不要走到那一步。
非要天下不再出现治乱循环了，真没有办法，社会发展总是这样来来回回的。
不解决不行，经济危机不允许发生，资本主义的事情我们不许有，这是日耳曼人那种又蛮又轴的劲头。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两全其美只是暂时的，矛盾是发展转化的，好的总有一天变成坏的，坏的有一天说不定就变成好的。这没有什么可怕，不能想着把子孙后代的事情也做了，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们因时制宜及时更改。
韩愈和柳宗元建立的政权的合法性在人，在人的表现就是查天下治乱，乱的时候要及时更正，治的时候要努力坚持，实际上是非常先进的，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旧两党除了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间的争执，轮流上台执政的理论基础就在这里。这个理论基础，就是两党制国家轮流执政的内在原因，哪怕徐平前世，世界第一大国依然是如此。
仁义之道就真是没有弊端了？当然不是。只是意识形态下这个弊端不是弊端罢了。这样做要求政权对社会的掌控力足够，调整还得及时，对政权的执政能力要求很高。一旦政权失去这样的能力，对社会掌控不足，仁义之道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此时宋朝对农村的掌控力还是比较弱，在城镇的掌控力过强，徐平在制度上的改革措施，就是针对这两个方向来的。农村要开始收权，建立自助的各种组织，由官方进行制度和财政上的支持，帮助他们对抗地主的剥削。在城镇开始放权，放松对行会的管制，放开价格管制，并引导农村的资金投向城镇，引导工商业的发展，开启工业化时代。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徐平前世改革的过程，不过面临的条件不一样，所取的方向和政策措施不一样罢了。前世改革面临的是农村和城镇的掌控力都过强，表现出来的就是城乡同时放权，放下官方的包袱，向社会要发展的动力。
过了这个阶段，社会推动发展的动力枯竭，用于发展的社会剩余向少数人集中，新的社会危机便又出现。改革的措施便就要反过来，重新收权，官方来背起发展的责任。
城乡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改革措施的不同步，只是现在改革初起，徐平同时向城乡一起下手罢了。随着生产力发展，工业化的进行，城乡差别慢慢消失，政策措施才会同步。
改革初起，必然会出现负作用。如在农村，收权之前一些利于发展的基础设施，道路和桥梁，开渠和开荒，诸如此类，是由乡村的势力之家完成的。甚至新式农具，也是由这些人家购买，投入到实际使用当中去。一旦收权，农民的自助组织尚不具备这个能力，可能会出现基础设施建设的倒退。此时要由官方出面，及时扼制住这个倒退趋势，使社会生产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发展的正常轨道上来。
以矛盾论的观点，政策措施必然是有利弊两个方面，会相互转化，真正的万世法其实是没有的。为万世开太平，不是固定一个政策，从此无忧，而是告诉后人，这个政策有利有弊。现在用是利大于弊，当矛盾转化，利不是利，弊不是弊，要及时改革。
不管是势力人家，还是平民百姓，都是政权之下的民，没有好与坏，没有哪个是朋友哪个是敌人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对于社会中的每个人来说，平苦之民可以成为势力人家的一员，势力人家也会跌入平苦之民，这都是社会的正常现象，不必视作洪水猛兽。在内部分阶层，阻挡这种转化，就是在给自己埋地雷。
不管是把自己人当朋友，还是把自己人当敌人，都是丧失了政权的执政立场。执政党不要在内部找朋友来支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