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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非奠基者，但却是发端者。
大宋立国近七十年，澶渊之盟也已近四十年，新的社会现实，正在催生新的文化。徐平西北大胜之前，内部逐渐恢复繁荣起来的同时，外有契丹强敌，又有党项叛乱，让这个时候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不得不与传统的文化割裂，寻找另一条出路。表现在学术上，就是“疑古惑经”。旧的理论已经指导不了实践，他们要突破牢笼，别开新局面。如果没有西北的大胜，这些人会压抑许多，对制度和文化更加不自信，更倾向于对人对内的挖崛。在西北战胜了党项，实际上已经把文化开始引入另一个方向，他们的表现注定与历史上不同。
从汉朝之后的学术传统，是以官方认可的传和注为核心的，一切都本于此，学者不得在此之外重发新论。至韩愈和柳宗元发起挑战，但并没有获得官方认可。不过他们开了一个好头，后来的人接了上去，现在到了收获果实的时候了。
能有现在这个局面，赵祯的推动功不可没。真宗时候，曾经还想沿续唐朝的做法，以大儒对经典重新注疏，作为官方承认版本，最终没有成功，到赵祯就彻底放弃这想法了。
前几年《富国安民策》颁行天下，有经学宿儒问赵祯，这些内容非出于经典，是先贤所未述，这样由朝廷颁行是不是太草率了些？赵祯回答：“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源，可谓博矣。然学者不得聘其说，而有司务先声病章句，以拘牵之。而吾豪俊奇伟之士，何不以奋焉。”以皇帝的身份，正式承认学者可以不尊从古注疏。
这几年以京城为中心的士子的主流，是把《富国安民策》吸收到新的文化体系中，以李觏为代表。而天都山的大胜，又开了另一个方向，即《春秋》的尊王、攘夷之论。
刘敞出自《春秋》研究的世家，他自己在这上面用功很深。到了徐平幕中，随着战事连战连胜，正在影响着他走向一条新的道路。《春秋》一千年余来，纷纷杂杂，涉及到的各种著作、思想不知有多少。但说到底，还是一个尊王，一个攘夷，核心是华夷之辨。
现在党项即将收复，便面临一个问题，宋与党项的争端，是华夷之争，还是中国内部之乱。总之一句话，是内乱？还是外战？这关系到以后国策，不纯是文字之争。
这些年轻人现在除了每天做些杂事，还议论着徐平在军事政策上的文化含义，上追三代，下联当世，要从文化传统、精神内核上理出一个头绪。另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讨论这次党项叛乱的性质。用一个高大上的名词，便是《春秋》学。对党项的处理原则，将直接影响到以后宋朝对外的态度，如何定义战争，如何处理争端。如果他们讨论出来一个结果，得到了徐平的认可，那么就很可能成为宋朝成例，为后世所遵循。
读书人的心思确实是多，在与这些人接触之前，徐平都没有向这方面想。不过他们想的也有道理，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战争也不只是简单的战争。不在这件事情上统一思想，那如何面对后面的对契丹之战？你一言我一语，更加没个谱。
本来读书人的思想没有分岐，元昊髠发，易服，立文字，明显是异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就是一场外战。但徐平对元昊的判决已下，檄文已传四方，明言元昊叛宋为不臣，虐民以为罪，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徐平的定性，明明是内乱。
在前方连战连胜，国势蒸蒸日上的时候，主持这些事情的徐都护不可能是错的。如果自己想的与徐都护不同，那一定是自己错了，要重新回头审视自己的学习和传承。
这一点思想上的别扭，直接促成了刘敞大胆地完全抛弃前人见解。不光是连历代的注和疏不理了，就连左丘明、公羊、谷梁这三传也完全扬弃掉，直接从《春秋》原文找答案。
真论经学的水平，徐平连赵祯都不如，跟这些用心在这上面的年轻人相比，就更加说不到一块去。不过他还是愿意听他们议论，给自己以启发。
闲聊了一会军中杂事，张载突然对徐平道：“通经以致用，明天理以治人事。都护在朝中，三司新政致天下太平，西北连胜而服四夷，大丈夫功业不过如此！有此功业，必有非常之学。小子们在都护幕中，日常俗务缠身，不能时时聆听教诲，岂不惋惜！今夜风清月圆，都护有暇，何不提点我们几句，以后求学少走许多弯路。”
徐平一愣，看众人不但是张载，所有人都充满期待地看着自己。在他们心里，还真地以为自己有什么惊世绝学，只是没有表露出来？经学，自己是真地不行，这不是学习能力的问题。实际上徐平自从决定考进士开始，便一直用功于历代经典，读书并不比别的读书人少。不过他前世已经有一套完整的哲学方法论，要接受新的放弃旧的不可能，只能是把自己前世的理论方法跟这个时代结合起来。这更加难，非一朝一夕之功。
前世徐平所学，无非唯物主义、辨证法、矛盾论、实践论、个体与整体、普遍与特殊等内容，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都是学校教的。徐平所长，不过是学得还算扎实。
看着大家期待的目光，徐平想了一会，突然心中一动，笑着站了起来。
这是徐平帅帐，有用来进行战事分析的黑板。走到黑板前，徐平掂起一枝粉笔，在黑板上写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
这句话出自《道德经》，这没有问题，这年代讲三教合一，已经成了河湟一带高僧的契嵩便就对儒家经典用功很深。这时儒家的排外，主要针对的是佛教，以欧阳修为最。
用粉笔从黑板上“一”字处连了一条线出来，徐平写了“君子”二字。又从“二”字处连了一条线出来，写下“仁”字。再从“三”字处连一条线出来，写下“义”字。
这句话本来是什么意思不重要，君子、仁、义本来是什么意思同样也不重要，以意逆志，六经注我，新的思想不应该被旧的思想所束缚住。徐平要用自己的辨证法和矛盾论重新解释这一句话，这三个概念的含义。前世的思想，要为这个年代的思想推开一扇门。
这并不完全是生造。这句话不是为了这么解释说出来的，但确实包含了这个意思。君子、仁、义确实不是像徐平所想这样定义出来的，但从提出来，到后面洋洋洒洒文章，又确实带了这样的脉络。徐平新的理解，很容易就从故纸堆里找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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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0章 以仁为本
见众人一副迷惑的表情看着自己，徐平道：“我起自进士，入仕以来，先历州县，再入三司。为官做的是实事，做实事讲的是提纲挈领，你们或许重说理，说理是不是这个规矩我说不清楚。兼览博照，多知道一些别人做事的办法总是不会错的。”
众人点了点头，知道这是徐平做事的办法，在三司如此，在军中也是如此。尽量以最简洁的方法把事情说清楚，理出其中的头绪，才好找出合适的对策。儒生确实不习惯这样做，因为他们要旁征博引，加之自己发明，这种说理办法与他们相性不合。
徐平又道：“你们讲天理人欲，辨人之性情，述仁义道德，探治乱之源。人生于天地之间，本于地气风俗，必受天理影响，却未必一切都由天理而定，很多东西还是由人自己来思辨做事形成一个样子。故曰天理存于人欲之中，要讲人的事，还是要看人自己。”
张载点头，转身对身边的人道：“都护所讲，柳河东之论也。”
徐平心中暗道一声惭愧，在社会推崇韩愈的大背景下，他却喜欢看柳宗元的文章。刚开始是以为自己不喜欢跟这些儒生一样寻章摘句，所以才喜欢看柳宗元的小品文，直到最近自己的思想开始成形，才知道那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后世曾把这两百年间的八个人合在一起，称为“唐宋八大家”，其中唐朝的便是韩愈和柳宗元。前世学到这里，总是以为这是八个文章写得最好的文学家，现在想通了，知道并不是这样划分的。“八大家”，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立场的划分，其次才是文学成就。这八个人，是后来宋学的最核心部分，他们确立了一种文化传统，并由此试图确立政治制度。
韩愈祖追孟子，希望能够重建儒家道统，讲民重君轻，是宋朝的主流。而柳宗元则把天理从人世的政治中剥离出去，天理和人间的治乱不再合一，治乱就是人的事。由此而来的观点，就是“天下为公，非一姓之永祀”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哪一家人的天下，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源头和理论基础。因为没有天理的加持，则人间的帝王传承就失去了神圣性，他们的正统，只在于治还是乱。
徐平前世的印象，总是认为中国古代专制的文化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自由与民主的基因。所以他在朝堂为官，一直战战兢兢，哪怕与赵祯的关系非常亲密，也不敢有丝毫让人抓住把柄的地方。现在想明白了，只要知道有“唐宋八大家”这一个名头，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韩、柳就是宋朝文化最重要的基因，柳宗元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宋朝人的文化和政治，历史上的很多政治现象和制度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
韩愈随着孟子升格运动，在后世哪怕思想被篡改，文章被删减，到底还是保留了一个名字。而柳宗元则没有这么幸运，他的思想基本在宋朝昙花一现。而在当时，柳宗元是比韩愈更激进，对旧文化的传统斗争得更厉害的一个人，受到的挫折也更多。
依着徐平从前世学来的知识，在宋朝实行虚君制度，甚至君主立宪之类，会不会成为千夫所指，没有人认可？不会。这本就是这个年代文化的主流，从范仲淹评寇准“左右天子方为大忠”，就能知道这个时候的读书人是怎么想的。真宗之后的几个皇帝，不是受到这种文化压力，哪里会有那么高的自觉向文人士大夫让权。
后世的政治制度不在于会不会被这个时代接受，而是在于可能水土不服。不考虑文化传统，不考虑政治实际，到头来最终还是一场空。人类发展有其本来轨迹，凭空嫁接来的制度开不出美丽的花朵，更加结不出美味的果实。宋朝华夷之辨再次兴起，本就是对唐朝兼容并蓄、优待异族政治的反思，意识到兼采汉人和鲜卑文化和制度的路走不通了。历史事实是连一个鲜卑文化近千年都消化不好，还想再消化另一个，委实有点难。
路是要由自己人走出来的，不然到头来会发现是条假路。
徐平思想转变的最大障碍，是他前世对中国文化转统和这个年代价值取向不同。徐平前世所学，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中国不但是在战争中被洋人击败了，而且在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思想等方方面面无一不败。而且在这种巨大的冲击中，最终还是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学习有一部分主动性，是主动去吸收。所以他对历史认识的传统，表现为对古代历史的批判与解构，完全打倒，便于吸收新的知识。凡是中国古代历史传统中的缺点加倍放大，而与那个时代传统相合的尽量不提。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