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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国历史，必然是内外有别。对内可以用阶级斗争为主去分析，因为这是内部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对外则要以文化冲突去看待，因为这是内外交往的主要矛盾。只强调一面而完全否认另一面，不管是倾向哪一面，要么不实事求是，要么别有居心。
历史的大势当中，是不能针对两方，一定要指出一个坏人一个好人的。因为人类社会的这些矛盾，是不断在变化的。既斗争，又融合，在斗争、融合中社会不断前进。有时候以斗争为主，有时候有交融为主，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主要矛盾。
汉族文化传统起于农耕，农耕又有大庄园、小自耕农、公有大农场的区别，每种生产方式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文化。认为农耕的文化就是千年不变的，不实事求是。所以这个年代去接儒家的道统，特别要强调“以意逆志”，合适的认，不合适的改。
胡风则是起于游牧，也分自由散漫的公社式和残酷的部落式，文化同样不同。
农耕文化的自由主义倾向，表现为“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强调自耕自食，天人合一。游牧的自由主义倾向则表现为自由散漫，不受拘束，向往大自然。这两个倾向在民族的交流、融合、碰撞中不是主流，存而不论。
游牧文化中恶劣的自然环境，朝不保夕的生存处境，出现了一种只顾眼前，不讲以后的倾向。同时由于生存条件过于恶劣，一旦得到了改善便容易不思进取，对于自己得到的资源，死也不肯放手，对地位丧失之后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而缺少交流，各自依靠自己面对大自然的生存处境，又让他们对于人与人的关系非常漠然。我给你什么，你就拿什么来换，人与人之间只有简单的利益关系。如果不能交换，则就靠武力抢夺，武力抢夺在他们看来不是一种罪恶。这种抢夺的极致，便是抢人，把人如牛羊一样做为奴仆。
农耕则相对稳定，虽说是靠天吃饭，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劳动。与游牧不同，农耕条件下人组织起来，是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人定胜天的。所以便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我自耕自食，不求于人，你让我做事得给我个理由。不管是完税纳粮，还是参军打仗，总得说服我，不然不做，不去。说破天去，我自己种地自己吃，什么都是多余的。而组织起来可以人定胜天，比如修桥铺路，比如兴建水利，都能够改善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在另一个方面，又有守望相助，愿意承担责任的倾向。这两个倾向结合起来，便是每一个人都有保护自己，不服别人管的性子，但又有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历史在发展，文化在变，但这种精神的内核却不会变。所以汉人文化既有各过各的互不打扰的一面，又有面临困境，勇于冲上前去，以大无畏的精神承担责任的另一面。
如果说，阶级分化导致了部落、民族、国家的产生，那么这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便就导致产生了不同文化的部落、民族、国家。在部落与部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交流与冲撞中，便就发生了迁徒与融合，战争与妥协，同时伴随文化的消失、改变与新生。
可以认为这种交流融合无罪，但不表示这个过程中的集团和个人无罪。不能够用人类文化交流的性然性，来为这个过程中的人和集团脱罪，不然就是对其他人犯下新的罪行。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可以用后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上的古人，随意臧否，不然你已经成为了百年之后人们的笑柄。一个人的言和行，总有其历史局限性。
客观、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才能够指导未来。出于某种目的，掩盖历史事实，篡改历史结果，是对历史的亵渎，是对现实的欺骗，是对未来的误导，是一种犯罪。
历史的洪流中不应该指出哪方是好人、哪方是坏人，因为各自有各自的立场，有坚持自己各自文化与传统的责任。一个农耕传统的人，来到游牧地区，不做改变，还要坚持自己的文化与传统，会被游牧民族看作小偷。而一个游牧的人，到农耕地区还要坚持自己传统与文化，则会被视为强盗。一个人如此，一个集团也是如此，行为有好与坏、正义与犯罪之分。在你家里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到别人家里去做，还要怪别人不配合就是岂有此理。以此为理由大开杀戒，穷凶极恶，就是恶贯满盈，罪大恶极！
而从五胡乱华开始的游牧民族南迁，确实表现出了强盗的作为。你可以认为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是正常的，但不能够为其强盗行为脱罪，不然就是一种背叛。肆意杀戮，中原大地血流成河，十室九空，这种罪行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为后人之戒。
一个人要有是非观，一个民族要有是非观，一个国家同样也要有是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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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2章 战是义战
只有理清了什么汉，什么是胡，将要进去的这片土地是胡地还是汉地，徐平才能确定自己执行什么政策。战争都要杀人，都要流血，必然伴随着血腥杀戮，但战争依然分正义和不义。把所有的战争混为一谈，因为都要杀人，而认为都是一个性质，是混淆视线。
徐平此次出兵，从在镇戎军时就讲得很清楚，是兴义兵，诛不臣，吊民伐罪。这不是为了好听这么讲，而是此次出兵就是这个性质，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只有正义的战争，徐平才可以用战争来改造军队，不然是没有一个结果的。
秦派大将军蒙恬统兵三十万，北逐匈奴，设朔方、九原郡，不是贪图这方土地，而是因为匈奴不断以这里为基地，南下侵犯。秦对匈奴的战争，是被侵略之后的反击，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不提匈奴年年南下烧杀掳掠，而把这场战争当作拓地之战，是混淆是非。
汉时因之，再次因为匈奴年年南犯，多次反击。封狼居胥，勒石燕然，为汉人两大武功。不是因为这两场战争杀的人多，缴获的物资多，而是因为这两场是汉人对侵略的反击作战，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只有正义的战争，才可以称为武功，而不是以战绩来分。
各人种地，各人吃饭，农耕文化中有这样一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精神在。但同样的，你若犯我，我必犯人，惹了你就要承担后果。来烧杀抢掠的时候耀武扬威，被打得屁滚尿流的痛哭流涕，汉从没心情理会你这种丰富的表情。
秦设朔方、九原，汉置河西四郡，一千多年的时间，这里已经成为了汉地。
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当然不是温情脉脉，而是充满了血腥和杀戮。你年年来打我，我打还你就得乖乖接着。从秦汉时起，这里就已经是汉人故地，不是汉人抢来的，是你年年来犯我不得不占这里，是你自己送来的。你愿意送出来，汉人已经接住了。千年时间，这里住的已经是汉人，生产方式已经是汉人的生产方式，文化已经是汉人的传统文化。
生产方式会影响文化倾向，所以番胡犯边，抢占土地，总是毁坏农田，变成牧地。同样地汉人反击占住的土地，也会广开沟渠，开辟为农田。党项所占的银、夏等州是汉人故土，其余地方是朔方、九原两郡的一部分。
徐平要灭元昊，取朔方、九原故地，是恢复汉土，不是侵略战争。是以这一战的目的地，徐平一再强调是九原城。朝里的文官们心领神会，时时强调北进是吊民伐罪，至于不明白的人，也不需要明白。
唐时迁党项入汉人故土，迄今两百年，大宋争过几次，最后也认了。元昊上台，倒行逆施，强令国内的人髠发，着胡服，用胡语，这可是汉人没有做过的。徐平在重新占领的汉土上移风易俗也不是强制性的，元昊可是不照着这样做就要杀人。
叛宋为不臣，虐民以为罪，元昊无论对内对外，都已经恶贯满盈，死不足以抵罪。李佛玛被俘还可以在开封城安然渡过一生，元昊则无此可能。只要被徐平抓住，必要把他枭首于大军之前，以谢天下。
什么是逆历史潮流而行？讲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元昊就是倒行逆施。说他举兵叛宋是被宋压迫瞧不起，是没有良心。什么是逆天下大势？元昊死后，这一带很快大兴农业，党项迅速汉化，可见这里是汉地，汉化是大势所趋。无论对内对外，元昊都是历史的罪人！
讲重文轻武，说胡人入汉地之后因为迅速汉化导致王朝灭亡，后人对其痛心疾首，你的是非观在哪里？要不被汉化，老实待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南下来犯，汉人王朝去打过你吗？我又要占住汉地，还要保持自己的文化，天下间哪来的这种好事？汉人势弱，被你占住土地已经是天大的耻辱了，因为你不会劳动，还要为奴为婢为你耕种织衣，汉人天生欠你的啊！认为强盗抢人天经地义，抢了你就要世世代代骑在人的头上，强盗逻辑跟强盗去讲！汉人要的是自耕自食，打仗我自己会打，不需要弄个什么族群来装模作样！
汉人组成一个集体，必先问这个集体是什么，会为每个人带来什么。认可了，再问我要做什么，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必要讲价钱，讲价钱的不叫集体，要做工赚钱我来跟你攀交情？你出多少钱我做多少事就好，大家各不相干。被认可了的集体，才有资格讲责任和义务，而只要被认可了的集体，也无所谓我的付出值得不值得。
家庭如此，家族如此，国家同样如此。站在国家的角度，要先想被不被国民认可，站在民的角度，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中间没有价钱好讲，让承担义务的国民不满意，就是国失职。民不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则就要被遣责，甚至惩罚。
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这不是欺骗，是匣清大家的责任和义务。做国君万人之上，就要承担起国君的责任和义务，做不好，则君失德，天下共逐之。我没有义务为你做牛做马，只是承认这个集体，这个集体中你是君，我是民，大家各自做好本分。
对于一个人来说，你感觉这样对你没有意义，但对天下万民来说，则是必要约束。没有找到约束君主责任的办法的时候，君失德表现出来的就是天下纷起，王朝更替。
汤武革命，其命惟新，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价值观。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你本来是不是个有德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居天下的时候要表现得是个有德者。你失德，则大家群起反抗天经地义，是正义之举。此时没有不忠，只有天下大义。
汉人从自己农耕的传统文化中是不会发展出来愚忠的，不管君还是民，都一样的是忠于天下。民对这个天下不尽忠，就要受到惩罚，君对天下不尽忠，天下就反了他娘的。
把一切仁义道德虚无化，都归结于欺骗，让人相信世间只有实力，只有金钱，那或许是未来，但却不是功史。用这一套来解释历史，就是把历史虚无化，把道德庸俗化。
什么是汉风？对皇帝来说，不可失德，不然就要接受惩罚。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你不像个君主的样子，群臣劝谏，甚至破口大骂，你老实听着，好好改正，不然换人。
“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这就是胡风。老子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