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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甚至发展到对禁军的改制当中，现在的军制被广泛质疑。延自晚唐五代，禁军特别是三衙禁军，本来就保留了大量胡风，在认为这样能够加强军队战斗力的文化下，禁军被与整个社会有意地隔离开来。世兵世将，既与社会重文轻武的风气有关，也有这种有意的隔离有关。一般的人，很难融入军队的文化当中，军人同样也不容易融入社会。
徐平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句话最后会引起如此大的风波，这场风波还在不断扩散，只怕没有几年的时间平息不下来。这次朝廷的大争论，影响的不只是大宋，各边疆小国都被波及。他们未来的命运，都会被这次争论的结果所决定，大宋正在从唐朝的影响中走出来。
这个时候，代表契丹来撮合宋与党项议和的刘六符就非常不合时宜了。宋朝对他的态度，正在从最初的礼貌周全、客客气气向态度冷淡、置之不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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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7章 大变将临
远在西北的徐平还不知道朝中的这场大争论，他也顾不上。泾原路的军政关系要仿秦凤路理顺，数万禁军等着整训，天都山一战要论军功，发赏钱，还要顾及大量军队驻扎对地方的影响，徐平忙得脑袋发晕，哪里还能够掺合那些事情。
千年后的思想也让徐平在这场争论中插不进去话，贞观四年的政争，对后来近千年的影响已经被后世遗忘了。后人只记得唐太宗有一个“天可汗”的荣耀，却已经忘掉直到唐玄宗，那几个皇帝的正式称号是“皇帝天可汗”。唐朝是胡汉大交流大融合的朝代，只是这种交流与融合绝不只是限于唐朝时期，历史上最少要到明朝才最后完成。
党项哪里来的？唐朝迁进来的。幽燕被宋朝认为是汉人故土，一定要收回来，但那里的人是不是心向大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里的汉人，未必就真的是汉人。就是那里现在身份显赫，被认为是汉人的所谓“燕四大族”，祖上也可能本来是胡人。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同时包括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不同的时期各占上风。胡族内迁，年深日久，北方新的民族再次兴起，南迁的胡族便就成了汉人。后晋的石敬塘本是沙陀人，其所依赖的军事力量也以沙陀人为主，向契丹称“儿皇帝”的时候，契丹人便就认为他是汉人。这个年代人们口中说的汉人胡人，未必能够当得了真，不只是血统，还包括文化。禁军系统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便就大量保留了这种五代遗风，是一种胡风汉风搀杂的产物。
从贞观四年起，唐朝向内地整体迁入的番胡以百万计，以这个年代的人口密度，这些人最少可以牢牢占住后世几个省的地盘。安史之乱后，中原的汉人排胡，大量内迁的胡人迁往了河东路和河北路，与大量收容异族内迁的陕西路一样胡风浓烈。后来的禁军以招这几路的人参军为主，不只是认为那里人身材高大，能打敢战，还有背后的文化因素。
徐平的军制改革，其实改的制度还是次要的，触动最大的还是军事文化。只不过徐平自己没有这种自觉，前世的思想根深蒂固，他反而认为这不重要。
胡汉之争，一直到这个年代，其实都是伏在表面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宋人尊韩愈，后世不再提起的一个原因，是韩愈复兴儒家背后有很重要的排胡的用意。韩愈为什么呼吁“灭佛”？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认为佛教是胡教。后来三教融合，一个大背景是完全本土化的禅宗一家独大。胡汉矛盾，在宋朝是与重文轻武、儒家再兴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上在北宋灭亡，禁军彻底完蛋之前，以汉人为主的文官一直想向禁军下手，一直不成功，背后同样有这种影响。现在徐平证明了汉制之下，军队一样能打，由此引起的风波就完全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这个年代正是欧阳修成长起来的时候，历史上的欧阳修之所以是一代文宗，其他大家都不可比，不只是文章写得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确定了儒家在宋代的主流地位。正是他的“正本清源、以意逆志”的主张，确立了宋儒的大方向，历史上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均深受其影响。宋代儒家崛起的背后，便有争正统，排斥胡风的文化因素。
这场大争论不是徐平的一句话引起的。更根本的原因是他对财政的改革，带来了经济上的自信，陇右的胜利，带来了军事上的自信，而欧阳修这些人，一向又都有文化上的绝对自信，已经酝酿许久。徐平的那一句话，只是一个导火索。
徐平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改革，总的来说是就事论事，不过多发挥。但以欧阳修为主的一批年轻官员，正在把这场改革深化到文化层面。他们的观点和主张未必就与徐平相同，但却更加激进，很刀都挥到了徐平想不到的地方。
以百万计的胡人内迁，还曾经在近二百年的时间当了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由此带来的制度与文化惯性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清除掉的。这种影响其实无处不在，哪怕就是在徐平的前世，涉及历史的影视文字称呼官员时一律为“大人”，然而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中这样称呼只有不足百年，然而大家却都认为这样才正常。“老爷”、“少爷”“太太”“小姐”这些称呼曾在短时间内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但很快就死灰复燃。这个年代，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从生活习惯，到日常称呼，那两百年的影响处处可见。
跨越千年而来的徐平没有这种认识，欧阳修这一批人可不同，他们有极为强烈的文化自觉。一方面他们在慢慢地接纳徐平的施政举措，并且从历代儒家经典、名臣言论中找根据，把徐平本人纳入儒家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把徐平的所作所为向更深的层次发挥，上升到文化层面，跟汉以后的千年历史作切割。
所谓三不朽，《富国安民策》可作为徐平的立言，平定西北可为立功，而深深影响后世的立德，就是不他自己的作为了。欧阳修这一批在政见上其实跟他有众多不同的官员，正在为了各种目的，把他推向一个他自己万万想象不到的地位上去。
徐平为官从政以来，一直不做词臣言官，他自己也认为自己做不好。但最后，他却成了词臣言官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刀，杀向了那些拦在他面前的人。
这是一个政治改革最为频繁的时代，背后实际上表现的是文化的大变革。一大批成长起来的读书人，在晚唐乱世之后，正在追寻一个可比“三代”的理想家园。这是时代的必然，不管是这个时候，还是一千年前，还是一千年后，都是一定会出现的。徐平的前世人们从洋人那里找这个精神上的家园，这个年代，人们从遥远的古代去找。
这个理想家园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一种文化与精神上的寄托，所以才有欧阳修“以意逆志，祖追孟子”的思想脱颖而出。
徐平怎么想不重要，这个年代的人会在意他的言论，朝廷会重视他的意见，但在后世他必然是被欧阳修为代表的一群人塑造出来的。这个塑造出来的徐平，是一个重现了大汉雄风，扫清千年胡风遗毒，完美无缺的人。这个人，实际上跟现在的徐平无关。
十数年来一直埋头做事，徐平根本没有这样的认识。他不知道，这次的天都山大战影响远远不是他想象的，这场大胜即将带来整个时代的彻底变革。以前他认为跨越不了的障碍，都将被迅速崛起的欧阳修等人用文章言论清扫掉。
徐平埋头做事，有人会心甘情愿地为其前驱，哪怕断头流血也在所不惜。这个民族曾经一次又一次跌倒，甚至跌入深渊，又能够一次又一次爬起来，便就是有许多这种危难时刻赴汤蹈火的人。他们或许做事不够好，为人有很多缺点，但确实有一把硬骨头。
（上一章的匈奴当为突厥，我一时脑抽写错了。当然唐朝当时人的言论，是以匈奴代指突厥，当时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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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8章 仿三州故事
与党项战与和的争论引起的风波如此巨大，所以当徐平的奏章送到京城的时候，让所有人愕然。被主战派视为主心骨的徐平，竟然并没有绝了议和的路。
奏章开宗明义，朝中有主战之策，则必有主和之论。打仗是敌我双方的事情，是一种政治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既表现在前方的战场上，也表现在双方的使节往来上面。议和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的，与前线作战一样，只是看最后的结果是不是双方所能接受的。
太祖革命以仁厚立国，周边小国只要能够衷心归顺，则不究过往。这是大宋的开国之策，是取信周边小国小族的根本，即使对党项这个政策依然有效。
如果要与党项议和，徐平建议朝廷争取的上线，是仿吴越钱氏例，只要元昊愿意纳土归降，则不失为开封府内一富家翁，甚至丹书铁券也可以给。而与党项议和的下线，则是仿麟、丰、府三州故事。党项交出自继迁起从大宋侵夺的州县，兴、灵、盐等诸州军要全部交出，只留银、夏、宥、绥、静五州。拓跋思恭以定难军节度使奠定了党项基础，他领的就是这五州，其余地盘都是后来侵夺，朝廷要收回。既然为臣子，朝廷给的才可取，不给你的你不能自己派兵去占。而且自拓跋思恭后党项繁衍，五州之地应该分给党项的嵬名和野利等大族各自为藩，以安诸豪酋之心。而现在的麟、丰、府三州，实际上只有折继闵保留了知州的权力，民政事务还大多归了设的通判，三家世镇三州更多是名义上的。将来的党项各族也是如此，天下政务归于一统，你可以独霸一方，不可以主政一方。至于其他的经济优惠措施，一切不许，需要钱朝廷赏给你，不能由你勒索。
如果党项不能接受这样的议和条件，则大军北进，擒其贼酋献于王廷，一切尽为齑粉。
奏章的内容公开，满朝愕然。徐平所定下的大宋可以接受的条件下限，也超出了朝中官员的想象。仿三州故事，现在的三州中已经有两家成了吉祥物，完全没有实权，所谓藩镇只剩下一个名义而已。元昊接受了这样的条件，跟直接投降有何分别？
不过仔细想一想，便能够理解。徐平手握重兵在西北，在他的眼里，尽取党项管下除定难军节度之外的土地不费吹灰之力。可以从战场上得来的东西，在谈判桌上面当然不会让步。能够答应议和，把自己该得的军功让给朝中主政大臣，徐平已经是以国家为重，以将士性命和百姓疾苦为重，主动做出莫大让步了。
大内养和殿里，与李迪和吕夷简议论过徐平提出的议和条件后，赵祯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不住地摇头叹息。想破脑袋，他都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可以跟党项这种劲敌提这样的条件。太宗当年是怎么跟继迁议和的？可曾有如此威风八面的时候！
不过与李、吕二人详细讨论过后，却又理解，徐平提出这样的条件理所应当。他有底气，也有能力，向党项提这样的条件。你不同意，不愿意给，那我挥师北向自己取就是了。
此时大宋与党项的议和，徐平已经给赵祯底气，他可以像当年太祖按剑，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了”。给你五州之地安置族人，已是天恩浩荡，再敢多提，就不识抬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