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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是吕夷简和范仲淹两人针锋相对，馆阁官员和台谏言官不少人也加入了进去，声势越来越大。最终以吕夷简说的“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为此事做结。范仲淹落职，贬知饶州。
此事如果到这里就此结束，还只是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波，并没有什么特别。偏偏吕夷简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结党营私虽然轻易不落下把柄，但满朝的官员又不是瞎子，怎么可能看不出来？这次赶走一个范仲淹，难保明天不会又出来一个。特别是馆阁里的年轻官员情绪已经被范仲淹调动起来，又颇有几个无法无天之辈，最终决定借着这次机会把这个隐患清除。指使侍御史韩渎，上书要求把范仲淹之事榜于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
这是以御史台的名义报请赵祯施行的，帝王深以朋党为戒，赵祯没有阻止。
这才是捅了马蜂窝，赵祯亲政才几年？大规模地贬逐言事者已经有三次了，而且两次被当头打击的就是范仲淹。自太祖登基，便就戒子孙不得杀上书言事者，别说是官员，普通百姓还能够对朝政发表自己的看法呢。特别是年轻官员，地位低的时候，就是通过上书言事施展自己的抱负，让上位者发现自己的才华。
以馆阁官员为主，陆续有尹洙等人因为替范仲淹伸冤，被贬出朝堂。接着又有欧阳修写《与高司谏书》，痛骂高若讷，说朝堂御史台的榜上已经禁了非台谏不得言事，他作为谏院的主官，非但对此事一言不发，私下里还说范仲淹“狂言自取谴辱，岂得谓之无辜”。
欧阳修骂高若讷非常难听，充分展示了他超人的文采，其中一句“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还流传后世。最终把老实人高若讷骂毛了，把欧阳修的书呈给朝廷，欧阳修就此被贬为夷陵县令。谏官是有特殊地位的，欧阳修这样骂自己爽了，受到的惩罚就特别重，到夷陵可不是知夷陵县事，而是夷陵县令，直接贬到选人行列去了。
此后又有另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狂人蔡襄写《四贤一不肖》诗，接着骂高若讷。不过蔡襄出身大族，背景深厚，最终安然无事。而欧阳修此时已经跟他的第一个岳父胥偃因为立场不同而闹翻，这个时候可就没人帮他说话了。
这一场政治冲突因范仲淹上《百官图》而起，本来并不大，最后闹成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固然有范仲淹不妥协的原因，但也正说明了此时朝堂内部斗争激烈到了什么程度。
（备注：范家和吕家真正结仇就是因为这一次风波，但对于当事人来说，范仲淹和吕夷简并没有成为死对头，他们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因为政治争端，不涉及私人感情。历史上后来西北乱起，两人还自比唐时郭子仪和李光弼，握手言和。但此次被贬出京，范仲淹的原配李夫人因为旅途劳顿，积劳成疾去世，却让范仲淹的儿子再也不能原谅吕夷简。偏偏不管是范仲淹还是吕夷简，家庭教育都非常成功，儿子一样都位至宰辅。结果就是吕夷简的子孙以自己家里存的范仲淹书信为证，说两人晚年和好，范家则坚称那些书信是吕家伪造的，因为母亲的死，父亲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吕夷简那个奸贼的。欧阳修写范仲淹的墓志，有两人和好的内容，并坚持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不肯修改。范家就把墓志的这一部分凿掉了，与欧阳修的关系也变得冷淡。因为此事，甚至引起富弼、韩琦和欧阳修等等当时亲历者的矛盾。加上这些备注，是说明当时的情况绝不是像后来说的那样黑白分明，范仲淹是大忠，吕夷简是大奸，其实实际情况远比这样的认识复杂。历史本来就是如此，在后人的眼里只剩下黑白两色，但本来其实是彩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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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3章 此一策，可安天下（中）
从漆黑的夜色中收回目光，王曾问王绎：“还有其他事情没有？”
王绎双手捧着一个木匣，恭声道：“晏内翰从京西路托人带回来这一木匣，要我亲手呈给大人。据来人讲，此是京西路都漕徐龙图带属下官员所写，名为《富国安民策》。此策把去年一年京西路的新政详细剖析，以供圣上参酌。”
“哦，拿来我看。”王曾转过身，从桌上的一个小盒里取出老花眼镜带了起来。
王绎上前，把木匣放在桌上，轻声道：“夜深了，大人早些歇息，明日再看不迟。”
王曾口中道：“无妨，我自有分寸。你先回去吧，不必在这里陪我。”
王绎应诺，躬身行礼，出了书房。
王绎是王曾弟弟的儿子，并不是他亲生，因为王曾得子较晚，过继了王绎入门，一直是他随侍在身边。王曾初娶处士蔡光济之女，早卒无子。状元及第那一年，殿试之前次娶宰相李沆之女，又先王曾而去。再娶前妻之妹之妻，生四男三女。
这个年代妻子因故去世之后娶小姨子是很常见的事情，除了王曾，还有一个欧阳修也是如此，就是历史上王拱辰戏称的“大姨夫做小姨夫”。
儿子出了书房，顺手把房门掩上。
王曾在灯光下打开木匣，取出里面的《富国安民策》来，在灯光下细细观看。
这不是京西路徐平组织抄写的那几本手抄本之一，而是晏殊私下里自己抄的，字迹极是工整，但并没有真正的手抄本那么详细，有多处脱漏。背着徐平做这件事情，晏殊总是有些心虚，不好明目张胆地全部借来一一抄录，有一部分是他凭记忆写的。
徐平知不知道有人会私下里抄写？那肯定是猜到的，不然他也不会把手抄本看得那么严密。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这么多人参与，怎么可能不让人知道。只要真正的手抄本没有流出来，那就随时可以改正本，传出来的可以不认，好坏有个主动权。
王曾自幼过目不忘，诸子百家无不涉猎，就是佛老典籍他也精通，不像范仲淹等人有思想洁癖，与视佛老如仇寇的欧阳修等更加不可同日而语。
《富国安民策》拖到现在才真正出炉，一是徐平要有实践，实践才能说服别人，另一个就是要与儒家典籍结合起来。儒家流派众多，很多道理都有许多种说法，这中间必须有取舍，有所本，既要能够自圆其说，又要能够不脱儒家根本宗旨。
这就是李觏的价值所在，在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上，《富国安民策》深深带着李觏思想的烙印。李觏是反孟的旗帜人物，认识徐平之前，谁说孟子不好他就引为知己，只有看清孟子无用，在李觏看来才是把圣贤书读明白了。这也是没办法，讲理财，讲国用，就不得不从荀子那里发挥出去。早期的儒学大家中，只有荀子才不被义利束缚，不用他的名头用谁？
但李觏并不尊荀，他只是反孟，然后另成一家。荀子的思想一变，就成了法家，在孟子没有被立起来之前，儒家和法家，儒家和道家，法家和道家，思想越来越趋向统一，不是没有原因的。后来王安石变法，一面尊孟，一面理财，那是先有李觏打了底子。
王曾对儒学各派没有成见，前面的内容他反而没有什么感触，只要没有脱离开根本的仁为中心，以人为本，能够自圆其说，在王曾看来就是成功的。引起王曾注意的，是书里正式把利分为私利和公利，私利不一定就是邪恶的，公利不一定就是正义的，要公利和私利互相协调，互相补充，互为表里，最后才说一句，公利是天下之大义。
《富国安民策》，讲的就是如何谋公利，谋公利时不害私利，与私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带来整个社会的繁荣。限制个人的欲望，发展公利，这是手段。公利扩大之后，从而提高每个人的私利，这是目的。让每个人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满足的欲望越来越多，这是《富国安民策》最后要解决的问题。中间如何协调，制度如何定，个人和整体的利益如何调整，便是李觏认为的“礼”，而“礼”是天下根本。
儒家概念里的“礼”几乎无所不包，包括法律道德等等一切社会规范，这种规范遵循的原则，便就分成了许多流派。孟子讲性善，讲究礼和仁义是自内而外的，是人天然就具有的本性，只要去发现她，培养她，引导她，讲究修身明志，养吾浩然之气。而荀子则讲性恶，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的，所以“礼”要带有强制性，灭人欲才能存“礼”。人这种自私自利之恶之本性，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要想防止这一切，达到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就要消灭人的欲望，强行规定为人处世的原则。
显而易见，只要把荀子的大同社会这一儒家的理念废掉，改为满足君王之类统治者的欲望，限制被统治者的欲望，被统者的思想和行为一切都要为统治者服务，便就是法家。
而孟子讲的专注于修自身，内圣而外王，则就向道家和墨家靠拢了。
有宋一朝，北宋时主要的争论在尊孟还是尊荀。与徐平前世的印象截然不同的是，尊孟的是改革派，以王安石为代表，包括在他之前的范仲淹。而尊荀的，则是保守派，以司马光为代表。其中又有最大规模的中间派，有既不尊孟也不尊荀的，又有虽然尊孟但却与王安石无论如何也说不到一块去的。徐平前世学到的印象是王安石讲理财，与法家颇有相合之处，与这个年代的思想实际上完全相反。
靖康之变，由于当时主政的是新党，王安石的新学受到致命的打击，尊荀和尊孟开始溶合，矛盾不再那么尖锐了。孟子的官方地位上升，荀子的思想却深入人心，孟皮荀骨开始初露端倪。此时思想争论的主流，慢慢转到了事功学派和理学上面。随着宋的灭亡，讲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理学最终胜利。人欲灭了才能存住天理，则人欲当然是恶的，而又讲天理自在人心，要先修身，又留了孟子的皮。当然，这一思想在韩愈提出性情不同时就已经有了端倪，所以后来高举韩愈大旗的欧阳修认为“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被后人讥诮。
不管是北宋讲“三不畏”的改革变法派，还是南宋以叶适和陈亮为代表的延续王安石的“为天下国家之用”的浙东事功学派，重要的思想源流都来自于李觏。
李觏主张人性无善恶，人欲与天理相统一，没有对立的关系。从这一点上，重新讲解儒家的核心“礼”，由此理财、事功等等都是当然之义，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理清了这个思想源流，便就明白了李觏对徐平的改革培植理论根基的重要性。没有李觏的人欲与天理相统一，劳动创造财富便就没有了思想基础，改革失去了正当性。如果人欲带来的是恶果，那满足人的欲望的财富也就是恶的，越多越对天下无用。
“公利本于私利，而用于万民，故曰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
王曾在这句话下划了一条线，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额头。
义利之辨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这一步跨不过去，改革就会起无数纷争，一不小心就会半路夭折。这句话对徐平新政的意义，便就如他前世的那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被广泛接受了，改革就有了正义性。但这样简单的一句话，真正被认可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