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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李主簿站在那里惶恐不安，王安石道：“主簿不须忧心，只管让各乡上草簿来，着接吏职的衙前去收就是。若有疑难处，主簿拿不定主意，只管前来问我。”
李主簿摇了摇头，不好再说什么，只好转身出了县厅。
王安石混不在意，依然低头处理自己的公事。收税而已，按版籍收就是了，到底有什么难的？王安石实在想不明白李主簿担心什么，离了几个老吏做不了事，这官还做不做了？
让人想不到的是，李主簿在知道了王安石不改变主意之后，第二天便就告假。而且不等上面同意，直接挂冠而去。报到王安石这里来，让王安石摸不着头脑。
县司里，崔县尉对王安石道：“邑长，下官说句冒犯的话，莫怪罪。”
正在踱步的王安石停下，转身道：“邑尉有话直说就是。李主簿挂冠而去，现今只有你们二人治县事，岂可不推心置腹。”
崔县尉叹了口气：“邑长想必知道，李主簿之所以挂冠请假，是因为最近县里把吏人免了职事，换了一群生手来。他是管钱粮的，与其秋后被治罪，不如现在走人。”
王安石摸不着头脑：“换了吏人，钱粮就收不上来了？我就是想不通，财税的簿书就在那里，手下也有人使唤，李主簿怎么就怕秋后被朝廷问罪！”
崔县尉看王安石神色认真，并不是装出的样子，看来是真想不通。道：“我们为官的人，治县最难，难又难在钱粮上。为何？虽然财赋一切本于簿书，但簿书是吏人跟乡书手所记的，收税时必然有与现实不相符的地方。如何做？就要靠老吏周全。邑长把县里的吏人全都换了，不只是少了熟手，乡间的民户听说了，也要起奸心。乡间做事就是如此，顺的时候一切顺利，一出了岔子，便就处处不合。李主簿要收税，其实无处下手。”
王安石沉默了一会，对崔县尉道：“县尉不好说出来的，事情难做，只怕其中少不了那些心怀怨恨的吏人搞鬼吧。他们于本乡知根知底，税赋簿书又尽出于其手，只要在乡间挑拨一下，再教几个心腹的人家，便就把事情搞乱了。”
崔县尉尴尬地笑了笑，点了点头。不错，不只是收税本身的难度，还有这些滑吏从中捣鬼。哪个环节容易出问题他们最清楚，只要挑动一下，按着簿书收税几乎处处不对。李主簿必然知道其中难处，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收拾不了，干脆不干了。
王安石摇了摇头：“李主簿多心了，我让他有什么疑难，尽管来问我，怎么还要挂冠而去呢？财赋本于乡间草簿是不错，但还有历年账籍可查。只要把近几年账籍查过，再跟草簿对照，吏人无处售其奸。我们为官一地，岂可受小吏左右！此事李主簿鲁莽！”
崔县尉见王安石信心满满的样子，试着问道：“邑长，查历年账籍，对现下草薄，说起来是可以对出账来。但能做到的人，恕下官无礼，为官十余年还没有见过。”
“这也何难？”王安石奇怪地看着崔县尉。“账籍都在那里，草簿县里也有抄本，一一对照就是。先前我已看过，只要有三五个帮手，不用十日也就对完了，还误不了公事。”
崔县尉听了，一下子怔在那里，看着王安石像看个怪物一样。不由心里打鼓，这个年轻的知县相公，难道真有这个本事？虽然他是进士高科，据说本来是状元的，但这些吏事可不是写诗赋作文章，需要多年处理公事的经验，还要有清醒的头脑。王安石如果真地难够做到这一点，那就有点吓人了。常怕说能吏做官，下面的吏人不敢欺，有这本事，还有什么人敢欺瞒他？不过这种人物，不要说见，崔县尉连听都没听过。
王安石却觉得这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查查账而已，难在哪里？所以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李主簿怎么想的，一件小事，就挂冠而去，自己追究起来，夺了他的官身都是小事。
查账是不难，但这个年代没有计算机，没有电子表格，没有各种成熟的会计方法，要把账目一一理清楚，那就难如登天了。哪怕使用大量人力，还不能保证无错，实际上巩县根本就没有合适的人手。能做这事的吏人，已经被王安石赶出去做杂事了。
王安石过目不忘，两本账拿在手里，他看一遍他就能理清楚。不要说巩县，天下有几个人有这种本事？徐平做这种事，都是画出各种表格，埋头死算，做不到王安石这样。王安石认为很简单的事情，天下根本就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李主簿哪里想到自己的上司是个这样的怪物，钱粮收不上来，他是要受重罚的，不如早早不干了。
从一开始搞工商改革，卖铺子，改税制，在王安石眼里都是简单无比的事情。所以他一点都不操心，把心思都放到了农业上去。农业只能凭实干，是王安石认为难办的。
等到发现公吏在他眼皮底下胡作非为，王安石毫不犹豫把这帮人先赶出去，把受他们欺负的衙前用起来。在王安石眼里，那些吏人根本玩不了什么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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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你怕死人吗？
原主管县城码头边邸店的衙前彭三利听到传唤，进了县厅，向王安石行礼。
王安石从案上抬起头来，问道：“你原来管的那处邸店，共有房屋七十余间，是本县第三大的店。前些日子作价五百贯卖出去，你实对我说，这价钱是不是过于低了。”
彭三利踟蹰了一会，见王安石盯着自己，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只好回答道：“回官人，五百贯的价钱是低了一些。那里临近码头，在河里坐船来往两京的官宦人家，多不去驿站，就近在那里歇了。这一项每年少收许多，按着以前的生意计价，可不就是少了。”
王安石点头：“五百贯，定然是少了，而且少得离谱！你说说看，那店应该算多少钱？”
彭三利想了想，扳着指头算道：“七十余间房，就算每天租出去五十间，每一间按二十文计，一天净收房钱就有一贯钱。——那是临河的邸店，房价是比其他地方贵的。加上旁边的货场，每天还有两三贯的利钱。一个月下来，这就有一百多贯了。再加上店里的客人饮酒吃饭，一天又有两三贯入账。全部算下来，一个月做得好了就有两百贯。以前因为经常接待官宦人家，还有许多公务，官府的产业不收钱，是以只有不足一百贯的利息。”
这个数字跟王安石了解到的差不多了，一个月生意稍好一点，收入就能过两百贯。以前因为有大量不花钱的官方人员住那里，不但收不到房钱，还要给他们提供吃喝，一个月纯利只有不到五十贯。彭三利说每月收入不到一百贯，是他那里的账，实际上因为有吏人分肥，入到巩县来只有不足一半。定价五百贯，就是按照一个月纯利润三四十贯算的。
这中间的差价惊人，一个月利润两百贯，卖价要到三千贯左右。这一点错算，两千多贯就没有了。巩县的两税才有多少？对一个县来说这是一笔巨款。
彭三利又道：“此次发卖，是连房带地一起卖的，不只是卖的邸店。那处邸店占地约有三四亩，离县城不远，又临码头，地价至贵，总要卖五十贯钱。加上七十余间房，又要值上三四百贯。如此算来，五百贯的价钱极是便宜，是以一揭榜便众人疯抢。”
王安石到巩县只有两三个月，心思都花在了整修沟渠，治理农田上面，于工商业甚少过问。最近几天，才开始查阅各种账簿，打听价格，心中大致有数。巩县在附近算是一个繁华大县，不过地价跟京西路其他地方一样，并不高。一般的农田买卖，除非是有便利的沟渠旱涝保收，不然一亩也就三四百文。只有那些极是把沃，浇水便利的，才能够卖到一贯以上。跟城里相比，宋朝农田非常便宜，饶是如此，依然还是有大片荒芜。
码头附近属于商业用地，地价要贵得多，大约一亩地要十贯以上。此时盖房，一间的成本约是五贯，那处邸店连地皮带房产，大约值四百多贯。算来算去，扣除房产和地皮这些固定资产，偌大的邸店实际只卖了不到一百贯钱。
这是卖价最离谱的一处产业，王安石决定从这里开刀，处理那些胆大包天的吏人。一下子贪墨了两千多贯，足够砍几个人的脑袋了。
宋朝刑法一般以宽大为原则，但有两个罪名不在此列，比以前各朝加重处罚。一个是强盗罪，另一个就是贪污受贿之类罪名。枉法赃罪，十五贯以上绞。
至太宗朝，官员贪污，被判斩刑的还有不少。真宗朝后，一般不再判死刑，但只要坐实了枉法赃罪，或者贪污公币，处罚依然极重。是以此时的官员中饱私囊，多是向公使钱下手，把这些钱通过各种手段挪到自己的腰包里。真敢向管的官物直接下手的，还是非常少见的。特别是文官，多是利用灰色地带，而少有直接贪赃枉法的。
历史上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直接原因就是苏舜钦等人的进奏院事件。当时苏舜钦监进奏院，意气风发，身边聚集了一群年轻文人对政事高谈阔论。一日用卖旧纸的钱，招集意气相投的人一起饮酒，而且招妓相伴。因为言语出格，被人告发，御史王拱辰乘机进行重惩。受此事牵连，苏舜钦的岳父杜衍辞相，多人被迫离京，庆历新政很快失败。
虽然后来苏舜钦的同党友人欧阳修等人掌握了话语权，把此事说成冤案，认为是****。实际上按照法律，苏舜钦挪用公款五十余贯，，监主自盗，犯的实实在在是死罪。最终只是把他削职为民，已经是考虑了具体情形，减轻处罚了。
不管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进行改革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一条就是援引同党为官。附和我的是君子，反对我的是小人，把政事之争变成了君子小人之争。在君子小人的分野中，把国法律条置于不顾，完全按照朋党行事。君子小人之争愈盛，国法律条便被践踏得越厉害，最终闹到无法收拾。
制度和政策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利尽弊显的时候就要改。以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照着做了就可以万世不易，得意之时对反对派赶尽杀绝，颠倒黑白，极尽羞辱，那么必然有一天形势变了，就要面临报复。
徐平推行改革小心翼翼，就是怕出现这种情况。不去找自己的同路人，而是定下制度来按政策考察，不搞朋党。一个公字，一个正字，是政治中能够立足的根本。
苏舜钦恩萌出仕，后来又中进士，正是意气风发要大用的时候，因为挪用公款五十贯而被削职为民，可见此时对贪赃枉法的惩治力度。后来把这说成政治斗争，是后来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的结果，这个年代，对于这样的案件没有人觉得不对。
一家邸店发卖就贪墨了两千余贯，案子只要定下来，把所有经手的吏人脑袋全部砍了都不够。此案王安石不查，如果被上面州里或者转运使司揭出来，王安石也要受惩处。
再次查看了一遍帐籍，王安石对彭三利道：“依法，此事你若首告，奖赏你一二百贯总是有的。现今衙门里吏人稀缺，办事不易，你写张状纸首告如何？”
彭三利吓了一跳，连连摇手：“小的如何敢做这件事？承买那处邸店的，是以张押司的内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