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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不满起不到任何作用。
随着伊朗的局势得到控制，英国人在法国投降之后对法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也采取了措施，以免德国利用这些基地打击英国及其盟友。一支仓促组建的飓风战斗机中队从哈巴尼亚皇家空军基地（RAF Habbaniyah，它是一战后英国在伊拉克保留下来的机场之一）起飞，对法国维希政府（Vichy French）的基地进行了轰炸。一位年轻的飞行员参与了这次1941年下半年的空袭行动，他后来回忆道：低空突袭正赶上一场周日上午的鸡尾酒会，法国飞行员和“一群着装艳丽的姑娘”混杂在一起，热闹非凡；英军发动空袭后，到处都是酒杯、酒瓶和高跟鞋，所有人都藏了起来。这位叫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的飓风战斗机飞行员写道：“这实在是太滑稽了。”
消息传到柏林，德国人似乎还是一如既往地乐观。随着苏联陷入悲惨的境地，以及在波斯、伊拉克和叙利亚取得突破指日可待，德国人很有可能会展开一轮大规模的征服行动，以媲美7世纪伊斯兰大军或者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的成就。胜利看似唾手可得。
然而，现实却完全不同。在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之后，德国人在苏联和其他地区开始陷入困境。一方面，在向东突进过程中的战斗减员数量，远远超出了准备接替他们的预备役人数。辉煌的胜利使得大量的罪犯被允许征用，但这通常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按照哈尔德自己的估计，苏联战争打响后的头两个月，国防军的损失超过10％，共有40多万士兵丧生；到了9月中旬，伤亡人数上升到50多万。
部队的快速推进也给补给线带来了几乎难以承受的压力。缺少饮用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问题，并且导致了霍乱和痢疾的暴发。早在8月底之前，一些较为敏锐的人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事情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美好：剃须刀、牙膏、牙刷、书写纸和针线等基本物资，从入侵的第一天起就出现短缺了。夏末连绵的雨水浸透了士兵和装备，一名战士在家信中抱怨道：“根本没有机会晾干毯子、靴子和衣服。”这一状况传到了戈培尔那里，他在日记中写道，克服这些可能需要钢铁般的意志，当前的艰苦“将是未来美好的回忆”。
近东和中亚的前景同样被夸大其词。德国政府没有什么可向热情的大众交代的，他们在年初还乐观地宣称要打通北非和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之间的通道。然而，要在这些地方站住脚都像是在做梦，更别提控制该地区了。
因此，尽管已经占领了广阔的疆域，德国最高统帅部仍然要在苏联摇摇欲坠时试图鼓舞士气。1941年10月初，陆军元帅冯？赖歇瑙所率的部分南方集团军进入了 “获利”区，他发表了一通讲话，试图给他的士兵们打气。他严肃地表示，每个人都是“国家信仰的旗手，都是为那些遭受暴行的德国人伸张正义的复仇者”。这些说辞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当士兵们得不得在靴子里塞入报纸来抵御寒冷时，很难说这些强硬的话语对那些如果受伤就会冻死、皮肤都粘在来复枪枪托上的人来说有什么效果。当要用斧头才能劈开面包的严冬到来时，希特勒不屑地告诉丹麦外交部长：“德国士兵必须足够强壮并且准备好抛洒热血……否则他们就将死亡。”比起这些隔靴搔痒的话，化学兴奋剂或许更有效果，如在部队中大量分发以抵御东部前线严寒的甲基苯丙胺（Pervitin）。
入侵行动还面临着严重的供应不足。曾经有人估计，要让战斗部队逼近莫斯科，需要每天运送27车的石油；而整个11月，他们只得到了3车的石油。美国的经济学家在《德国的军事及经济状况》和《德国东部战线的供给问题》两篇报告中重点分析了战争中的这一问题。他们测算，德军每推进125英里将需要额外的35，000节火车的石油，或者至少每天向前线运送1万吨石油。由于资源匮乏，军队推进的速度受到极大影响。
虽然后方对前线的后勤保障十分糟糕，但这还不算最大的问题。入侵的核心计划是占领乌克兰及俄罗斯南部的肥沃土地，即所谓的“获利”区。然而，即便在入侵前就从苏联输入粮食，依然还是跟不上德军的需求。事实上，德国人非但没能从东方获得大量的粮食，反而从1940年底开始就不得不逐渐减少每日的卡路里摄入量，如今更是出现骤减。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运回德国的粮食数量远低于1939年至1941年间从苏联进口的量。
德国电台试图重振人们的信心，并且给予保证。1941年11月的一则新闻说，德国过去常常拥有大量的粮食储备，不过“现在是战时阶段，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一奢侈的想法”。不过也有好消息，该新闻接着说，现在我们无须再担心一战时粮食不足的问题。与1914年至1918年间不同，“德国人可以依靠管控手段配给粮食”。
这是一种好战的言论。事实上，东部战场显然是个消耗资源的无底洞，想要通过粮食管控来熬到胜利无疑是天方夜谭。军队接到的命令是就地补给，但是他们做不到，只能靠着偷来的牲畜维持生存。同时，被希特勒和他身边的人寄予厚望的目标地区根本无法改善本国的农业形势——它们已是一片荒地。苏联的焦土政策夺走了该地区绝大部分有价值的东西。而德军的混乱及自相矛盾的军事优先次序给他们埋下了致命的种子：各方为人员、坦克、物资和燃料应该配给给中线、北线还是南线争吵不休。1941年春天，美国人在估计苏联南部被占领区的农作物产量时，对乌克兰以及南俄罗斯地区的收成给出了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该报告称，今年的产量最多不超过入侵前的三分之二。然而即便如此，对德国人来说也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因此，就算占领了所有的目标领土，东方战场也丝毫不能带来计划中的收获，反而产生了更多的需求。入侵苏联仅仅两天后，巴克就提交了一份作为四年经济计划一部分的小麦需求规划：德国人正面临着每年250万吨的粮食缺口，国防军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并且还需获取数百万吨的含油种子以及数百万头的牛和猪，以供德国人食用。这是希特勒指示他的将军们务必“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夷为平地”的原因之一：他不希望有人留在那里，“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在冬季养活他们”。
德国人预计将有数百万人会因粮食短缺和饥荒而死亡，于是开始鉴别哪些人该死。首先是苏联战俘。戈林轻蔑地写道：没有必要养活他们，没有任何国际义务能约束我们。1941年9月，他命令取消为不干活的战俘提供食物，他们因过于虚弱或伤势严重而不堪驱使。一个月后，“有用”战俘的供应量也开始再次降低。结果是灾难性的：截至1942年2月，（330万苏联战俘中）大约有20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死于饥饿。
为了进一步加快进度，德国人还发明了新的技术以减少需要养活的人口数量。战俘以百人为单位集合在一起，这样德国人就可以测试曾经用在波兰人身上的杀虫剂的效果了。借助货车排出的废气，德国人还进行了一氧化碳的毒性试验。因上述技术被大规模使用，这些在1941年秋天被用作进行试验的地点很快就变得臭名昭著：奥斯威辛（Auschwitz）和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
入侵后仅仅几周就发生的大屠杀，是德军面对进攻失败和经济及战略计划严重缺陷的病态反应。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的大粮仓未能带来预想中的产出，这让德国人非常失望并决定让当地人付出代价。不过，正如希特勒在一次谈话中所提到的，这种代价并不是驱逐和迁移当地人口那么简单。因为人多粮少，两类人群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德国各行各业、媒体和大众妖魔化的对象：俄罗斯人和犹太人。
斯拉夫人是极其低劣的种族，他们反复无常，并且对痛苦和暴力的承受能力很强——这一形象在战前就已经牢固地树立在德国人心里。尽管在1939年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这种污蔑性的说法有所收敛，但随着德军的入侵又开始甚嚣尘上了。当今学界基本认为，这种印象直接导致了德国人在1941年夏对俄罗斯人种族灭绝的行为。
德国人一直存在反犹太情绪，并且还在战前变得更加强烈。在退位的德国皇帝看来，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是犹太人所筹备的，由犹太人成立并且靠着犹太人的钱维持”。他在1925年写道：犹太人就像蚊子，“是人类应该想办法清除的公害……而我认为最好的清除手段就是毒气”！这样的态度并非罕见，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就展示出德国人对犹太人态度一致的暴行。这样的事件表明，舆论敌意已经达到了巅峰，犹太人被认为是“以其他民族的血肉和劳动为食的寄生虫”。
犹太人对此类言论和行为的恐惧愈发加深，他们开始考虑结成新的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的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试图取得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层的同意，允许更多的犹太人向中东移民。但是此举并没有成功，一个据称由阿拉伯温和派组成的代表团被派往柏林，并与纳粹政权就如何配合阿拉伯人破坏英国在中东的利益达成了一致。
早在战争爆发的第一个月，即1939年9月，德国人就制定了一项计划，同意把所有的犹太人安置在波兰。至少在一开始，该计划似乎加快了全体犹太人被强制从德国迁出的步伐。事实上，德国人曾在30年代末制订了一系列详细的把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的计划。这一轻率的规划似乎是建立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许多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错误观点上，即位于印度洋西南部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原住民，其人种起源可以追溯到犹太人。
纳粹德国还曾经讨论过驱逐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在过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希特勒一直执意推动在巴勒斯坦成立一个犹太国家。1938年春，他公开支持一项将德国犹太人移民到中东地区并为他们组建一个新国家作为其家园的政策。在30年代末，一个由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率领的高级使团曾被派去会见巴勒斯坦犹太复国运动的代理人，商讨如何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问题”。讽刺的是，艾希曼（后来因反人类罪在以色列被处决）发现自己在帮助犹太人从德国移民到巴勒斯坦，这似乎同时符合反犹主义的纳粹领导人以及耶路撒冷当地及周边地区犹太社团领导人的利益。
尽管最终商讨并没有达成一致，德国人仍然被继续视作潜在的有益合作者，即便是在挑起战火之后。1940年秋天，利希组织（Lehi）——后来以巴勒斯坦斯政治团体“斯特恩帮”（Stern Gang）为人所熟知，其成员包括未来的总理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以及其他现代以色列的开国元勋——的创始人亚伯拉罕？斯特恩（Avraham Stern）给贝鲁特的德国高级外交官写了一封信，并提出了一个激进的建议。信的开头写道，德国与“犹太民族（斯特恩等人认为自己可以代表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共同利益”。信中接着说，“如果德国人支持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