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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听完费希尔的话，温斯顿？丘吉尔明白了他的意思。
改用石油意味着皇家海军的威力和功效将被提升到“一个明显的高度：更先进的舰船、更优秀的船员、更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及更加紧张的战争形势”。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这关系到能否实现对海洋的控制。此时，英国在国际上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欧洲或者其他地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日益增加，他们需要周密考虑如何建立并充分利用这一优势。1913年夏天，丘吉尔向内阁提交了一份名为《皇家海军石油燃料的供应》的文件。他提出，解决方案是从众多石油生产商手中提前买入燃油，甚至可以考虑直接“控股一些值得信任的资源供应商”。不过，随后的讨论并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仅就一点达成了共识：海军部应保证范围最广、出产最多的石油供应地的安全。
然而过了不到一个月，事情又发生了变化。首相和他的大臣们现在相信，石油是未来生存的必需品。他随即在定期汇报中告诉国王乔治五世，政府计划控股英波石油公司，以保证“可信资源供应”的安全。
丘吉尔积极地推进他的事业。保证石油供应的安全不仅仅和海军有关，它还能够捍卫英国的未来。尽管他将煤炭资源视为帝国霸业的基石，但相比之下，石油更为重要。他在1913年7月告诉国会：“如果我们得不到石油，我们就得不到粮食、棉花，以及保持大不列颠经济活力所必须的无数的商品。”我们必须为战争做好储备，但是不能指望公开市场，因为投机商们已经使该市场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笑话”。
因此，英波石油公司似乎给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在前任海军情报机构负责人、该公司特遣保卫部队指挥官海军上将爱德蒙？斯雷德爵士（Sir Edmond Slade）看来，英波石油公司的特许权“十分合理”，如果有充足的资金，它将有可能“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控制该公司，从而确保石油的供应，是上天赐予皇家海军的良机。斯雷德认为，当务之急是如何“以完全合理的成本”获得该公司的控股权。
与英波石油公司的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到了1914年夏天，英国政府成功买下该公司51％的股份，并获得了该公司的经营权。丘吉尔在国会下议院的雄辩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英国的决策者、规划者和军队感到十分满意，因为他们拥有了在未来的军事冲突中将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石油资源。仅仅十一天后，弗朗茨？斐迪南就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
在开战后的一片混乱行动中，人们很容易忽视英国为确保其能源需求所采取的措施。一部分原因是很少人能够知道当时的幕后交易：除了买下英波石油公司的大部分股份之外，英国政府还签订了为期20年的向海军供应石油的秘密条款。这意味着1914年夏天出海的皇家海军军舰，在与德国军舰的拉锯战中，能够享受中途燃料补给的好处。以石油作为燃料，使得英国人的舰船比对手的更快更好，但是最重要的优势是它们能够停留在海上。1918年11月，寇松勋爵在签署停战协议后不到两周时，在伦敦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告诉听众：“协约国是乘着石油的波浪驶向胜利的。”一位法国议员领袖对此表示欣然同意。他说，德国对钢铁和煤炭过分关注，但是对石油的重视却不够。石油是地球的血液，同时也是胜利的血脉。
这的确说出了某些真相。虽然军事历史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佛兰德的杀戮场上，但在亚洲心脏地带所发生的事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却有着重大意义，甚至对战后的影响更大。当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第一枪打响时，奥斯曼帝国正在考虑自己将在愈演愈烈的欧洲冲突中扮演何种角色。尽管苏丹坚持认为他的帝国应该置身事外，但他的官员们强烈建议，将帝国与德国的亲密传统升级为同盟关系是最佳的行动方案。当欧洲列强忙于发布最后通牒和彼此宣战时，喜怒无常的奥斯曼帝国战争部长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联系了位于巴格达的陆军总部司令，警告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很有可能与英国人开战。”如果战争爆发，阿拉伯的领导人将站起来支持奥斯曼帝国在圣战中的军事行动；波斯的穆斯林民众也将站起来反抗“俄国人和英国人的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打响的头几周内，英国就从孟买派出了一个师去保卫阿巴丹，确保输油管和油田的安全。之后，英军又于1914年11月占领了战略重镇巴士拉。珀西？考克斯爵士（Sir Percy Cox）在升旗仪式上向当地居民宣告：“本地已无土耳其政府的残余势力。英国旗帜在此地升起，无论在宗教还是世俗方面，你们都将享受到自由和正义的恩泽。”其实，当地的习俗和信仰根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保证英国能够获得该地区的自然资源。
英国意识到其对波斯湾地区的控制十分薄弱，因而向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包括麦加的谢里夫（Sharīf）侯赛因（？usayn）——提议：如果侯赛因“及大多数阿拉伯人”能够支持英国对抗土耳其，那么英国“将保障麦加酋长国的独立和特权不受任何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特别是来自奥斯曼帝国的”。这还不是最诱人的，作为支持英国的回报，圣城麦加的守护者和古莱氏族（Quraysh）的成员、先知穆罕默德的曾祖父哈希姆（Hāshim）的后代侯赛因，将得到一个帝国：也许现在该由“血统纯正的阿拉伯人”在麦加或麦地那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
事实上，英国人根本没有这个打算，也没有实力去履行承诺。然而从1915年初，当局势向着不好的一面发展时，英国人决定欺骗侯赛因。这部分是因为在欧洲战场上无法速战速决，但更为关键的原因是，奥斯曼帝国终于开始摆出与英国在波斯湾的对峙姿态。同样令英国担心的是，土耳其人还对埃及虎视眈眈，并且威胁到了苏伊士运河。东方来的船只如果不能够经由苏伊士运河抵达欧洲，那就不得不多耗费几个星期的时间绕非洲航行一圈。为了转移土耳其人的物力和注意力，英国人决定在地中海东部登陆并开辟新的战场。因此，只要能够减轻协约国军队的压力，英国便愿意与该地区的任何势力做交易，况且许下一个要很久以后才会履行的、不切实际的承诺并不是什么难事。
针对俄罗斯，伦敦也在打着类似的盘算。尽管对战争的恐惧很快四处蔓延，但是英国的一些核心人物却在思考是否要让战争尽快结束。前任首相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担心，迅速击败德国会让俄罗斯变得更加危险，促使后者野心膨胀，从而危及到印度。此外贝尔福还听说，一个关系过硬的游说团体正在圣彼得堡试图劝说俄国人与德国人妥协——在贝尔福看来，游说成功等同于英国战败。
英国人的担心意味着他们必须确保俄罗斯对联盟的忠诚。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就是两个相当合适的诱饵，不仅可以维系协约国的团结，还能够将沙俄政府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上来。尽管俄国很强大，但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是它缺少黑海之外的不冻港。俄罗斯想要进入地中海，必须先后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这两个位于马尔马拉海（the Sea of Marmara）两端的狭长水道将欧洲与亚洲分开，是连接俄罗斯南部粮食产地与其出口市场的生命线。1912年至1913年巴尔干战争期间，达达尼尔海峡的封闭使得大量小麦烂在仓库里，给俄国的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并且引发了是否要对控制着这两个海峡的奥斯曼帝国宣战的讨论。
因此，当英国在1914年底提出关于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未来归属的问题时，俄罗斯人十分高兴。英国大使对沙皇的官员们说，这是“整个战争中最丰厚的战利品”。一旦战争结束，君士坦丁堡将转交给俄罗斯，但是要保留一个“非俄罗斯领土的、供货物往来的”自由港，并承诺“货船能够在这两个海峡间进行自由的商业通航”。
尽管西部前线还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参战双方都在承受着巨大的损失，而且流血和厮杀预计还会持续几年，但是协约国已经开始坐下来讨论怎样瓜分敌人的土地和利益，以及停战后如何指控德国及其同伙的帝国主义行径了。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战争爆发后仅仅几个月，协约国居然就在设想如何饱餐敌人战败后留下的尸体了。
用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诱惑俄国还不是最夸张的事。1915年初，一个以英国莫里斯？德邦森爵士（Sir Maurice de Bunsen）为主席的委员会被组建起来，负责对胜利之后如何处理奥斯曼帝国提出建议。其中一部分涉及到对奥斯曼的瓜分方案，并且要让目前的盟友（过去的敌人和未来潜在的对手）感到满意。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决不能让英国被人怀疑对叙利亚有任何企图：“如果我们对叙利亚和黎巴嫩提出任何要求的话，这将意味着和法国关系的破裂。”因为法国企业曾于18世纪和19世纪在这个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于是，为了展现与俄罗斯的团结，并避免在叙利亚与法国人产生冲突，英国决定像最初计划的那样，从不列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建一支部队，不在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位于今土耳其东南部），而是在达达尼尔海峡咽喉处、守卫着君士坦丁堡的加利波利（Gallipoli）半岛登陆。这是一个奇怪的登陆点，非常不适合发起大规模攻势，而且对许多登陆士兵而言也是一个死亡陷阱，他们不得强攻一个位于高处的、极其牢固的土耳其阵地。这一损失惨重的军事行动的初衷，是为了控制连接欧洲、近东和亚洲的交流及贸易网络。
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未来已经安排好，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中东问题。在1915年下半年及1916年初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中，自大且听命于陆军大臣基奇纳勋爵（Lord Kitchener）的议员马克？赛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与傲慢的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乔治？皮科（Fran？ois Georges…Picot）瓜分了这一地区。两个人划定了一条分界线，从阿卡（位于今天以色列的北端）向东北方一直延伸到波斯的边境：法国可以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自由行事；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苏伊士运河则由英国支配。
这种瓜分战利品的做法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关该地区命运的、相互矛盾的消息传开之后。侯赛因仍然收到承诺，在阿拉伯独立和哈里发国重建之后由他出任领导人；英国首相一直公开宣称，“人们应该承认阿拉伯、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各自不同的民族情况”，这似乎是对主权和独立的承诺；还有美国，英法两国不断向其保证，他们“不是为了自私的利益而战，而是把捍卫民族、人权和人性的独立放在第一位”。按照伦敦《泰晤士报》的话说就是，英国和法国满怀热情地宣称，他们心中有着崇高的目标，要为了解放土耳其血腥暴政下的人民而奋斗。威尔逊（Wilson）总统的外交顾问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在从英国外务大臣处得知了这一秘密协定后写道：“一切都糟糕透了”，法国和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