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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征服了全世界，他们统治的地域几乎涵盖了整个亚洲。欧洲和北非也已是门户大开，但令人吃惊的是，蒙古统治者聚焦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换句话说，欧洲已经算不上最大的猎物。阻挡蒙古人控制尼罗河、控制埃及肥沃农耕土地以及四通八达贸易通道的，居然是同样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这已不仅仅是一场地区霸主之战，而是一场基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系上的胜利。中世纪的战役将在中亚和东亚的两个游牧民族之间打响。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对蒙古人的进攻深感恐慌。他们先是放弃了十字军的掌上明珠安条克，同时阿卡的守军也在权衡之下与蒙古人达成了妥协。他们近乎绝望地向英格兰和法兰西乞求军事援助。但是最终拯救西方人的，居然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埃及的马穆鲁克人，此时正在向北挺进，去对付那些横扫巴勒斯坦的蒙古军队。
过去六十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蒙古人所向披靡，如今他们却要面临首次大败。1260年9月，蒙古人在巴勒斯坦北部的艾因贾鲁（？AynJālūt）遭遇惨败。尽管忽都斯苏丹（Sultan Qu？uz）在内部权力争夺中被暗杀，但马穆鲁克人的进攻步伐几乎未受影响。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蒙古人帮了他们很大的忙：蒙古为粉碎当地人的抵抗势力，已经将城镇连为一片。正如中亚的整合为成吉思汗在13世纪的进攻提供方便一样，此时的蒙古人也不经意地将叙利亚、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等重要城市拱手送给了对手。马穆鲁克人最后进城的时候，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圣地上的基督徒，连同欧洲的基督徒在内，都在惊恐地观察着这一切，他们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他们的结局又会是什么。但没过多久，人们对蒙古人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基督教欧洲渐渐开始理解，尽管这些游牧骑兵从黑海北部长驱直入横扫匈牙利平原，尽管他们遭受了无数的苦难，但蒙古人可能真的如最初他们谣传的那样，是欧洲人的救世主。
在1260年以后的几十年间，欧洲和圣地派遣了多个使团，试图与蒙古人结成联盟，一同抵抗马穆鲁克人。身居亚洲的蒙古首领旭烈兀以及他的儿子阿八哈（Abaqa）也在派遣的外交使臣前往西方，他愿意谈判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利用西方人的海上力量攻击埃及，以及埃及人新近征服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但是合作远非那么简单，因为蒙古人内部已经开始出现分裂的迹象。
到了13世纪下半叶，蒙古人的疆域已经非常辽阔——从太平洋到黑海，从大草原到印度北部再到波斯湾。于是，分裂在所难免。帝国被划分为四个主要分支，这些分支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最重要的一支仍是以中国为中心；中亚则由察合台统治，一位波斯作者曾将之描述为“屠夫和暴君”，一个万人痛骂的“残忍的吸血鬼”，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在西部，占领了俄罗斯至中欧草原地带的蒙古人建立了“金帐汗国”（Golden Horde）；而大伊朗地区的统治者则被称为“伊利汗”（īlkhānid），源自īl…Khān一词，就是蒙古帝国分支的意思。
马穆鲁克人玩起了巧妙的政治手段，最后成功地和“金帐汗国”的首领别儿哥联手——之前别儿哥和伊利汗的冲突已经公开化。这种联手无疑将促使基督教欧洲和伊利汗之间达成合作协议。最具实质效果的协议之一出现在13世纪80年代末，伊利汗派遣来自中国的回纥人主教拉班？扫马（Rabban Sauma）率领使团造访西欧的主要首脑们，就军事联盟的有关条款进行商议。选择拉班？扫马出使是一个正确的决策，此人温文尔雅、聪颖智慧，而且还是个基督徒。蒙古人虽然以野蛮著称，但他们在鉴别外国人才方面还是非常在行的。
没有人比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在听说联合行动计划后更加兴奋了。爱德华是一个十字军东征的狂热分子，曾在1271年亲自造访过圣地，对他的所见所闻深感失望。他总结说，这真是糟透了，基督徒似乎将大量的时间消耗在窝里斗，而不是去进攻穆斯林。但真正使他感到震惊的是威尼斯人：他们不仅和“异教徒”做生意，而且还给他们提供物质援助，帮他们制造围城机器，这些机器最后都被用来攻击基督教城镇和港口。
于是，国王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来自东方的主教，并清楚表明，他的主要目标是看到耶路撒冷重新崛起。“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祈求。”英格兰君主在邀请他的贵客加入他和随从举办的圣餐之前，对主教这样说。他对主教尊崇有加，在举办庆贺未来胜利的宴会后还向主教赠送了丰厚的礼物和钱财。合作协议最终敲定，目的是帮助基督教王国一次性收复圣地。这是基督教世界期盼已久的胜利，罗马的部队甚至为即将打败穆斯林欢呼庆祝。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洲人心目中的蒙古人从救世主变成恶魔，又从恶魔变回为救世主。人们相信，即将到来的并非世界末日，而是新的开始。
宏伟的计划最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正如十字军多次东征并未实现诺言一样，由于联盟跨越几千英里，并且牵涉到全球宗教的利益，所有美好的承诺最终都不了了之。而对爱德华一世来说，本国面临的危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英格兰国王没有和蒙古人结成反伊斯兰埃及同盟，而是被迫向苏格兰发动进攻，去平息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领导的叛乱。其他欧洲君主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圣地基督徒的命运最终走到了尽头：在十字军骑士首次夺取耶路撒冷的两个世纪后，他们被迫放弃了最后的立足地。1291年，西顿（Sidon）、提尔、贝鲁特（Beirut）和阿卡纷纷落入马穆鲁克人手中。结果证明，良好意愿和作战热情并没有什么用，并不能挽救和坚守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地域。
一段时间内，人们一直心存幻想。1299年冬季，蒙古人终于实现了他们一代人寻求的梦想：彻底打败马穆鲁克。他们取得的胜利辉煌而巨大，以至于欧洲的传言说，东方基督教徒和蒙古族同盟一同攻克了耶路撒冷。传言还说，伊利汗首领转信了基督教，成为了圣城的新的保卫者。某些报道甚至发布了更好的消息：蒙古人并不满足于将马穆鲁克逐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而且还冲破防线拿下了埃及。这些消息太好，让人难以置信。蒙古人的确在战场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但那些激奋人心的故事不过是误解、传言和美好愿望。基督教圣城其实已永不复存。
中世纪西方的发展过程中，十字军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教皇层次的权力和地位发生了变化：罗马教皇本人不仅是宗教权威人士，而且是一个具有军事能力和政治能力的人物；精英阶层的职责转向了服役、奉献和虔诚；基督教作为欧洲大陆共同基础的思想已经生根。从理论上讲，夺取并占据耶路撒冷是一个美妙的想法，但从事实上讲，很难、很贵、很危险。所以在欧洲人的意识中存留了两个世纪之后，圣地已开始逐渐消失。正如英格兰诗人威廉？布莱克在19世纪所写，重建耶路撒冷绝对可以选一个更容易和更方便的地方——比如在“英格兰青青快乐的土地之上”。
十字军最终还是失败了：想要在基督教王国最重要城市建立殖民的企图并未获得成功。不过，也不能说意大利城邦受到称赞的基督教骑士都是失败。虔诚的骑士杀向疆场，海洋城邦及时调整，深入到亚洲腹地。他们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目标。相反，在失去圣地之后，他们没有放弃努力，而是决定继续前行。
第十章
死亡之路
早在黎凡特的城市和港口陷落之前，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采取行动，寻找新的贸易通道和据点，努力确保生意不亏本。13世纪，圣地战事频仍，途经这一地区的贸易活动颇受影响。两大贸易巨头已经开始在克里米亚的黑海北岸、亚速海口、亚美尼亚的西里西亚（Cilicia）建立新的殖民地，其中西里西亚的阿亚斯（Ayas）成为从东方进口货物和奢侈品的新通道。
赚钱的机会非常多。黑海南岸和北岸的粮食差价所创造的利润就足以让各城邦竞争，因为他们的商船有能力运输大量的货物，包括活人。热那亚和威尼斯一直在从事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将买来的奴隶转卖给埃及的马穆鲁克人。这实际上违反了教皇禁止与穆斯林商人交易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法律规定。
昔日的敌手也不可忘记。热那亚人曾在1282年将比萨舰队全部摧毁，并拒绝交换俘虏，以此展现出击垮对手的决心。战败后的比萨从此一蹶不振。被俘的人当中有一个叫鲁斯蒂谦（Rustichello），他在监狱里住了十几年，后来与一位同样在海战中（这次热那亚是在亚得里亚海战胜了威尼斯人）被抓获的战俘关在了一起。鲁斯蒂谦和他成了朋友，并执笔为狱友写下有关他生活和旅行的回忆——于是，我们不仅看到了热那亚在争夺中世纪霸权时的疯狂和残忍，也看到了《马可？波罗游记》。
威尼斯和热那亚这对宿敌无时无刻不在商业竞争上展开惨烈对决：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发生过暴力冲突，在爱琴海和塞浦路斯出现过紧张对峙，在亚得里亚海爆发过流血战役。到了1299年，当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调和停战协议时，两方的竞争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他们为此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充分表明，他们是多么想和亚洲建立联系。
不过，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比如在1301年，人们认为国会大厅的空间太小，不足以容纳随着城市的富强而不断增多的国会成员，于是一致同意扩建威尼斯国会大厅。在热那亚，有一首写于13世纪末的诗歌对这座城市不吝赞美之辞：“到处都是宫殿”，楼台高塔鳞次栉比；城市的财富完全依靠来自东方的货物，包括貂皮、松鼠皮和其他与草原部落贸易所得的毛皮，还有胡椒、生姜、麝香、香料、锦缎、丝绒、金锦、珍珠和宝石。诗人还写道，热那亚如此富强，靠的是它用强大舰队构筑起的贸易网络。热那亚人遍布世界，他们在所到之处都会创建一个新的热那亚。这位无名诗人祝福道，愿上帝保佑这座城市的繁荣。
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繁荣，要归功于他们的真知灼见，他们看到了顾客的需求，以及那些来自欧洲其他城市的贸易商的需求。埃及和圣地的贸易环境动荡不安、时有风险，于是黑海迅速升级为最为重要的贸易区。但若说到商业税收，意大利城邦崛起的背后还与复杂的财政体系和蒙古人的支持有关。大量资料显示，进出黑海港口的关税税率始终维持在货物总值的3％到5％，这和进出亚历山大港的货物税率（据说是10％、20％甚至30％）相比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所有的商人都明白，利润就是一切，所以黑海成了通往东方的重要贸易通道。
灵活的定价和刻意的低关税政策显示出蒙古帝国的商业智慧，但它很容易被残暴野蛮的印象所掩盖。事实上，蒙古人的成功不在于它的暴力和粗鲁，而在于它愿意让步和合作，以及它不遗余力建立起来的一个稳固的中央集权体系。尽管后来的波斯历史学家坚称蒙古人当时已脱离了朝政，已将日常事务交给他人处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