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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抵达东流不久，太平天国也有了高调动作。一支主力部队从南京赶赴安庆，誓要破解曾国荃的两道长壕。但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个胆小鬼，在离安庆十里的地方扎营，按兵不动。
陈玉成带领他的主力随即赶来，真正的大战开始了。
双方先在集贤关进行了殊死搏战，旗鼓相当，都有死伤。陈玉成见集贤关不是他的福地，于是直奔主题：留下四千人守集贤关营盘，亲自带领主力向曾国荃的长壕发起洪水猛兽般的进攻。
双方激战得异常惨烈，曾国藩所在的东流离安庆城三十里，却能清晰地听到双方的炮声。陈玉成是当时的名将，曾国荃自然也不弱，所以双方谁都拣不到便宜，打了几天后，大家发现是两败俱伤。
陈玉成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再多点兵，他就能把曾国荃的长壕推平，于是他跑到南京那支部队的驻地，向他们要兵。这个想法使他付出了万劫不复的代价。他走时，把所有部队都留在集贤关和安庆城外，这是一支没有了主帅的兵团，尤其是在战事剧烈时，乃兵家大忌。
曾国藩得知消息后，兴奋得直搓手。他下命令给多隆阿，要他不惜一切代价拖住陈玉成，然后再下命令给鲍超，要他带领一支数量可观的急行军，飞速赶去安庆城和集贤关，与曾国荃联合将陈玉成的主力剿灭。
多隆阿真就死死地拖住了陈玉成，曾国荃和鲍超合围一军，先对集贤关的太平军下手。仗还是打得异常激烈，太平军虽没了主帅，但士气仍旺。湘军虽然人数众多，短时间内却不能全歼他们。在你争我夺和血肉相搏的战役中，双方死伤相当，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军粮草已尽，弹药全无。曾国荃运用宣传战术，使太平军坚信陈玉成这辈子是不会回来了。在僵持了几天后，这支随陈玉成南征北战的精锐兵团举旗投降。
曾国荃心花怒放地向曾国藩送去捷报，得来的却是曾国藩冷酷的命令：所有俘虏，全部斩杀。
屠杀不是技术活，而是力气活，同时也是摧残自我良知的利器，就在你眼前，鲜血从跪倒在地的人的腔子里喷向天空，映红日月，但凡有良知的人，都会对此受良心的谴责。曾国荃自从军以来杀人无数，可杀了七千多名俘虏后，也手软心碎，表示打完安庆之战后，就回家种地。
曾国藩听到老弟这不争气的话后，写信给他：“现在这种情况下收容投降之人，很不妥当。挤疥子不可令出零脓，蒸烂肉不可屡揭锅盖也。攻克城池以多杀人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耽误大事。”
多么冷血！尤其是出自读书人曾国藩之口，更让我们觉到齿冷，浑身战栗。但曾国藩毕竟是个人，是人就有良心。他对曾国荃说，杀了这么多人，劫数之大，为之叹息。但是，纵然是尧舜、孔子在世，对这些贼，也会痛下杀手的。
曾国荃接到信，仍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曾国藩似乎了解他的心理，几天后又来信说，“你别哼哼唧唧的了，既然已带兵，就要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长毛贼到处杀人放火，流毒天下；基督教乃邪教，和我礼教水火不容，纵是仁慈如孔子在世，断无不全力诛杀他们之理。既然如此，何必又对杀他们而内心有愧？”
曾国荃仔细琢磨老哥的话，发现很有道理，于是放下心理包袱，专心致志地开始杀人了。
湘军在集贤关对俘虏们的大屠杀，给安庆城的太平军投射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同时也让他们坚定了信念，那就是死都不投降，因为投降也是死。况且，援兵正源源不断赶来，正在持续不断地敲打着曾国荃的第二道长壕。
陈玉成终于从多隆阿的虎狼兵团下脱身，但实力已锐减。他的家人在安庆城，他的目标只能是安庆城。第二道长壕再度发生惨烈的战争，在隆隆炮声中，陈玉成如同疯了一样，冲锋在前，然而他的运数已尽，对曾国荃的守壕战术无计可施。
曾国荃的长壕战术是曾国藩多年来总结出的战场宝贵经验，它以长壕为武器，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当敌人惨败撤退后，湘军又在长壕之外再挖长壕。如此一来，陈玉成要想突破，就必须付出比从前更大的攻击的惨重代价。
炮声渐远，喊杀声渐稀，安庆城外的战斗已接近尾声。
安庆城内已如地狱，本来，安庆城里的粮草供应是由外国商人偷运而来，太平军高价收购。曾国藩不敢攻击外国商人，所以将计就计，用更高的价格购买外国商人的粮草。这样，安庆城彻底成了饥饿之城，士兵饿得头晕眼花，连刀枪都拿不起来。
守将叶芸来从未有投降的念头，安庆城又如铜墙铁壁，所以曾国荃纯靠人力进攻，显然很难。但在把陈玉成胜利抵御在外围后，曾国荃开始专心对付安庆城。他采用挖地道的方式，一直挖到安庆城里，然后把一门大炮送进地道，轰塌了安庆城中央的地面，湘军蜂拥而入，再如蚂蚁出洞般冲上了安庆城。这些人未遇到任何有效抵抗，就打开了安庆城门，并在城中大肆放火，安庆城陷落。
叶芸来和一万六千名太平军士兵放下武器，等待被屠杀的命运。陈玉成在安庆城外望着冲天火光，嚎啕大哭，并组织了一次毫无底气、自然也无质量的冲锋，然后匆匆撤走。
安庆之战结束，曾国藩的宏图就此注定。安庆之战是太平军和湘军的重大转折，湘军攻占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上游屏障安庆，更重要的是，陈玉成的主力消耗殆尽，其他救援安庆的太平军部队也遭受重大损失，可以说，安庆是太平军的坟场。
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曾国藩坚持到底的结果，没有曾国藩的坚持，就不可能有安庆之战的最后胜利。
生活法则告诉我们，有一喜必有一悲紧接而来。所以中国古代哲人们警告我们，安不忘危、乐不忘忧。就在曾国藩把两江总督驻地移到安庆城，并得到中央政府的重大奖赏后，两个坏消息接踵而至。
第一个是，咸丰死了。
咸丰死于1861年8月22日，死在他逃难的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年仅三十岁。据说，他是个始终想要有作为，而且很有可能会有作为的年轻领导人。可他运气太差，在其执政的十年里，先是太平天国革命，然后是全国各地蜂拥而起的叛乱，接着就是西方列强的咄咄逼人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内忧外患让咸丰痛不欲生。他终于死去，多年来心理的沉重压力是主因。
咸丰去世的消息在半个多月后才到达安庆，曾国藩闻听后，急忙拿起笔来，挤出眼泪写道：“痛悉我咸丰圣主已于××日龙驭上宾，天崩地坼，攀号莫及！多难之秋，四海无主，此中外臣民无福，膺此大变也。”
瞧这架势，好像他如同死了此生最敬重的导师和人类救世主，其实这是虚的。实际上，曾国藩对咸丰的死毫无感觉，让他心动的是咸丰死后的政局。咸丰死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谁来力挽狂澜？一直对他湘军支持的咸丰死后，下一任领导人是否还会信任他，湘军的未来何去何从？
他特别希望的是，能有强有力的辅佐者帮助新任小皇帝渡过难关，就如当年多尔衮帮助顺治一样。他对胡林翼吐露心曲道，咱俩一定要搞定长毛贼，算是给新领导人一份厚礼，也算是为他减轻点负担。
但这种想法在十几天后彻底破灭，因为胡林翼死了。
胡林翼注定会英年早逝，他年纪很轻时就染上了肺结核。这种病不能劳累，不能生气，不可担忧。可他所从事的工作恰好是必须要劳累、必须生气、必须担忧的。所以他常常咳血，越来越重，安庆之战后，他回武昌休养。
回武昌的路上，胡林翼看到几艘洋船逆风行驶，却疾如飘风，马上变色不语，回到武昌后，再也没有起来。和曾国藩一样，他明白，湘军消灭太平天国可以，但要对付洋人，差距太大！
1861年9月最后一天，胡林翼在武昌城住所里咳出几大口血后，一病而死，年仅五十岁。消息送到安庆时，曾国藩嚎啕长哭，哭得草木皆惊。
他和胡林翼是多年的好友，胡林翼处处照顾他，才有他曾国藩今天的地位。如今好友、最得力的助手离开他，他怎能不哭？悲痛万分之下，他竟然也吐出几口血，伴随着严重的癣病，使他生不如死。
他给左宗棠、李鸿章的信中，悲痛之情力透纸背：“痛心之至！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发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还会有像胡林翼这样的人吗？！”
这种悲伤怀念胡林翼的信件不停地给他的所有朋友，他那些悲痛如同东洋大海，无穷无尽。收信的人看得都烦了，提醒他，胡公已死，眼前事还要您付出最大精力应付啊。
曾国藩这才从悲痛的世界里拔出精神，放眼望向北方，那里不是眼前事，但比眼前事更令人心悸。
曾国藩福星高照
北方正发生着骇人听闻的政变。咸丰临死前，把皇位传给他唯一的儿子、只有六岁的载淳（后来的同治），由于新皇帝年幼，所以咸丰找了以肃顺为首的八个老臣辅佐，是为“顾命八大臣”。
问题来了，这八个老头里竟然没有咸丰的亲弟弟恭亲王奕訢，他可是皇室血缘最近的人。恭亲王奕訢大为恼火，最恼火的是咸丰的老婆慈禧，二人用书信秘密联合，1861年10月末，同治一行从避暑山庄回北京。1861年11月的第一天，早已准备妥当的慈禧和奕訢突然宣布召见八个老头，宣布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罪状，然后以雷霆之势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自此，慈禧和奕訢控制了同治，控制了残破的大清王朝。
任何一场政变过后，政变成功者都会进行大的人事调整。当时正是多事之秋，慈禧自然更把这件事当成第一要务来做。
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正在南中国对付太平军的曾国藩，这是主要矛盾，必须优先解决。她和奕訢商议，商议了许久。终于得出结果，要空前地对待曾国藩。
她下旨给曾国藩，要他全权指挥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省军务。
曾国藩接到圣旨后，才知道始终大力举荐他的肃顺已被砍了头。这不是他震骇的地方，他最震骇的是，在此之前，清政府从未给予过一个地方官尤其是汉族官员这么大的权力。
而他竟然可以说是唾手可得！
他哪里敢高兴，哪里敢志得意满，极度的惶恐涌上心头，浑身发汗，竟然忘记去接圣旨。在跪在地上倾听圣旨时，他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词汇，功高震主，满招损、谦受益，飞鸟尽良弓藏，树大招风……
这是中国任何一个聪明的古人站到最高峰时都会想到的词汇，它们就如同魔咒，让站上最高峰的人魂不附体。
他又想到湘系集团的那些人，很多人在此之前都已做了高官，权倾一时。李续宜接替胡林翼做了湖北巡抚，彭玉麟做了安徽巡抚，骆秉章做了四川总督，长江两岸到处都是他湘军的人，都是他湘军的部队。
他接连两次上奏中央政府，请收回他节制四省军事的命令，至少不要让他节制浙江军务。他言辞恳切，慈禧太后大为赞赏，非但没有收回成命，还让他遥领协办大学士之职。
这是个更让人眼红的职务，已进入权力核心。
1861年，至少从曾国藩的仕途角度来看，他已能呼风唤雨。但新的挑战正在等他，不容他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