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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电影厂里写了一个又一个剧本，大都同战争有关。第一个本子因为戴高乐失去了伦敦和华盛顿的好感而被扔进字纸篓。好在好莱坞生产电影的速度惊人，因此总有许多本子要写。《戴高乐的故事》还在进行时，他已临时帮助霍克斯写《空军》的本子。《戴高乐》放弃不拍摄后，他写《解放者的故事》《掷弹手的生与死》和《交战呐喊》。贾克·华纳对作家一概“瞧不起”（称他们为“打字机上的笨蛋”），作家们不仅志同道合，而且同仇敌忾。
同事们多半很友好和气，有理查·奥丁顿·斯蒂芬·朗斯屈里特和汤姆·乔布；有弗雷德里克·福斯特（知道其笔名麦克思·布兰德的人更多），他不仅欣赏福克纳的小说，还是一位海量的酒友；有乔·帕甘诺和阿尔伯·艾萨克·贝兹里兹（伯兹），后者写过长篇小说《长距离拖拉》，和他结为终生莫逆。有些好莱坞作家根本不关心文学，如朱尔斯·弗思曼，不知道福克纳有更了不起的才华，因此认为他无能。但是，福克纳尊重有技能的人，哪怕是在好莱坞，哪怕在怀才之士被人看不起的时候。再说，他知道自己写不好电影剧本，干得最好的活是修改、补救霍克斯责成他修改补救的本子。只写一个场景时，他不可能写大段叙述或发表长篇大论一一其他剧本作家称长篇大论为福克纳的标记。他本来就关心战争，因此大部分任务还不讨厌，有几项甚至颇感兴趣。真叫他写电影，此其时也。他写道：“我感觉不错，神清气爽，写出来的东西，电影厂还满意。”第一期13 周快结束时，他期待厂方兑现诺言，同他重新签约、提高工资。贾克·华纳却仍用老合同约束他，工资提高不多；这时，福克纳便在办公室里喝个酩酊大醉。伯兹和梅塔把他从电影厂悄悄拖出来后，他不几天便又上班，感激两位朋友保住了他的饭碗。工作虽然保住，心里却憋住一股怨气。贾克·华纳存心欺负他，给他的工资远比其他经验相仿而文学声誉不如他的作者“拿的工资要少，他深感屈辱”。但是他急需钱用，不能挑挑拣拣，这一点更加深了他的忿懑。照目前的合同，他可以使债主不近身，但是距还清欠债还早着呢。
为了求调剂，他请假一个月回山楸别业过圣诞。贾克·华纳准假是有条件的，他必须继续写《解放者的故事》。手头的钱比预期略多了些，他和家人过了一个美美的圣诞节。继子马尔科姆和侄子詹姆斯·福克纳即将开赴欧洲或太平洋战场，他要和他们在出征前谈谈心。他最高兴的是看到时刻想念的吉尔。唯一的坏消息来自兰登书屋，通知他1942 年应得的版税总额不过300 元。其实这也是意料中事，看来以后只好忍气吞声“当一个至少是兼职的编剧了”。
为了再能回来，现在必须离开山楸别业。福克纳回到好莱坞，希望多攒些钱，早早回家。1 月，他计划从4 月起请长假，也许可以回来搞自己的创作。4 月5 月过去，假未请准，他的意志动摇，酒又喝多起来。6 月中，大部分时间不是靠医生护士，便是靠伯兹、梅塔、乔·帕甘诺等朋友。他厌恶好莱坞和华纳员弟公司，宁可电影厂终止合同。7 月，尽管有过6 月中的表现，电影广仍然同意给他签52 星期的合同，周薪400 元。在这个既害怕又需要的合同的鼓励下，他又同霍克斯仑作4 月间中止的一项任务《交战呐喊》。霍克斯不时谈起想自立门户当制片人，雇福克纳当编刷。不久，福克纳以前放弃的一部本子成为转折的关键。他写信告诉埃斯特尔说，如果电影厂和导演都满意，他可以一举两得：他可以自由了；只要他写出一部成功的影片，华纳公司同意解除那“7 年的合约”，他可以同霍克斯合作，“暂时摆脱破产的担忧”。
福克纳兴高采烈。埃斯特尔开始怀疑是否“霍克斯把他的老秘书请了回来”，虽然，事至如今，她既不嫉妒，也不认为梅塔有多大威胁。埃斯特尔猜中了，有梅塔合作的因素在内，但不是福克纳热心的主要原因。华纳和霍克斯在钱的问题上争执了好几个星期。8 月初，在福克纳写信告诉埃斯特尔谈获得自由和经济保障的希望后几个星期，霍克斯拂袖而去。福克纳获悉《交战呐喊》又被放弃后，直奔最近的一家酒吧。他要求请假，以避免大崩溃。
他要求请假6 个月，留职停薪都可以。8 月中旬，他自由了，虽然只准假3 个月。
福克纳设法在加州工作，在海伦德旅馆的房间里，或者在平台上。他希望，他也需要“开始一部新小说”，写一些新短篇。在写给哈罗德·奥柏和罗伯特·哈斯的信中，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设想。1942 年11 月，给哈罗德·奥柏寄去一首“3 页的长诗《王牌飞行员》”，讲青老年飞行员。
“仍有一队青年巡逻机让你率领，
他们，和我们当年一样，只求
死得其所，可不要又死于继承老弊端和老耻辱的新贵的叛卖。”
但是，战争和战争影片、亨顿和合同充斥着他的书信和生活。多少年来，他一直要到郊外去走走。如今走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太久了。回牛律时，他重新干一些熟悉的活，仿佛藉以捕捉遗忘了的节奏：他监督山楸别业的装修，照看绿野农场的牲畜、庄稼和设备。牛津的《鹰报》记者采访时，他说一直在写作，何以没有新书出版，是因为合同规定他把一切作品交给华纳兄弟公司。尽管提到新的短篇和长篇，他仍是一无比一天烦躁不安。以前他担心只有文字而无行动，如今担心只有计划的空话而无写下来的文字。
9 月下旬终于提笔，题材和文字的风格难免沾有好莱坞的影响。在霍克斯撒手不管《交战呐喊》前后，福克纳同导演亨利·哈瑟维和制片人威廉·巴彻谈起一个与华纳兄弟公司无关的计划，后来达成协议：第一，合作搞一部以第一次大战中的无名英雄的故事为依据的影片；第二，可以把那个故事同耶稣受难的故事联系起来；第三，除了电影剧本属三人共有外，福克纳可另外写一部小说或剧本，第四，他先写一个梗概，等脱离华纳兄弟公司后再写完整的电影剧本。福克纳写信告诉哈罗德·奥柏说：“我正在写一个东西，大约1 万至1。5 万个字，是一则寓言，也许谴责战争，因此目前不适用。我先写个故事梗概。”1943 年动笔的这部作品，花了10 年才完成，又花了10 年才有书名，叫作《寓言》。未完成时已把它看成杰作，他从来没能想象写书有如此困难。
10 年下来，删掉的文稿一大堆，可以说每个场景都几经改动。写作过程中情绪起落极大。“如果等我年纪老了，身后能留下这么一部大书”，他给萨克斯·克明斯写道，“我可以立刻折断铅笔丢掉。”他指指一个满得鼓起来的公文包对一个惊讶的熟人说，这里面装的是“一本可能划时代的巨著的手稿”。尽管创作折磨他，心绪摇摆不定，作品的基调却早已确定，它比以前的任何一本书，包括《去吧，摩西》在内，更是把一个个思想进行戏剧性渲染。一开始便头脑里满是思考、抽象、说教，是一部寓意多于形象的作品。
这一新规划在各方面都反映出福克纳对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使命的基本观念起了变化。他说，“战争不利于创作”，战争盗用人的精力和注意，使人无暇顾及艺术。
战争来得不是时候，他“还没老到对战争无动于衷”，但已老得不能服役。他感受到战争的戏剧性以及战争可能解决的问题。他对继子说：“很奇怪，人不论多么聪明，总想向大众证实自己是条好汉，有勇气有毅力，愿意为造就祖先的土地而捐躯。”
他渴望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然而又知道年纪太大了，无可奈何地承认这辈子永远不能亲尝响应军号的光荣了。
他第二次失去参战的机会，只好编造一些故事来表现英雄的心愿，聊慰对光荣的渴慕。多少年来，他一直不满足于这样的编造，但又不愿意放弃、舍不得放弃。
他把自己的英国皇家空军肩章上的星星送给家中一名应召入伍的年轻战士，说他的士兵身份牌在德国丢失，希望侄子的指挥官知道他的教父曾是英国皇家空军战士后，同意他戴这颗星，作为幸运符。但是，他已不在乎过去的光荣事迹或信物，他关心在战争期间干的小事和战后要干的大事。年轻人“在战场上保卫自由”，他“没有穿军装，在家照料一切，等待大家归来”。他虽然年纪太大，不能服役作战，但是可以写电影讴歌英雄，可以写信帮助、鼓励、培养他们。他写给继子和侄子的信多半“长而多训诲”。
他仍不以为满足，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战后的日子上。“那时，也许老人重新可以有所作为”。
问题在于老人可以作些什么，特别像他这样一个“什么也不会做，只会咬文嚼字的人”。他想出来的答案同他预见、或者说希望的两大变化有关：一个变化是熟悉的，另一个令人惊奇。二者都具体写明在给马尔科姆·富兰克林他的“爱子”的信中。“一如既往，我们的真正敌人是每一代人继承和制造的种种恶行和耻辱的阴魂。眼下这场战争，我们会赢，我们必须打赢。
接下去，我们必须打扫世界，如同打扫房子，让人类可以和平地住在世上。
我相信会打扫干净的。”他希冀的第一件事似乎很浅显，第二次大战不过重复第一次大战的希望。另一件事却近乎理想：第二次大战既然和第一次大战一样，期待它成为和平的序奏，那么第二次大战必须带来种族平等的新时代。
他写道，一队黑人飞行员终于说服国会，让他们报效祖国。正当他们在潘特莱里亚（1） 为国尽忠之际，“一群白人和白人警察却在底特律杀害20 个黑人。
假设你我和几个人是住在刚果，77 年前皇帝手谕解放了的一个国家，当然我们不可能同那里的黑人合住一所茅庐，不会总是和他们搭乘同一辆车，进同一家餐馆吃饭，但是我们是自由的，伟大的黑人之父（2） 这么说。”后来发生战争，我们“终于说服伟大的黑人之父同意我们去作战”。岂知我们在浴血奋战，20 个黑人弟兄“却被一次平民和警察杀害……你会怎么想？”他继续写道：“战后会有变化，如果不变，如果不迫使政客和治理国家的人兑现他们满嘴的自由和人权，你们这些幸存的年轻人算是白白浪费精力，牺牲者算是白死！”福克纳虽然知道必须等待战争结束，可是怕等不到战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