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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过约瑟夫·门格勒1吗？”
卡夫卡下巴一紧，“奥斯维辛的恶魔？”
“就是！”就在不久前，乔自己听说了这个魔头，那天阳光明媚。他还记得当时自己心里在想，为什么太阳还能如此灿烂！
“我们也听说他用活人做实验，残忍至极。真是禽兽，无耻极了！”卡夫卡说。
乔点了点头。“我们以为这种疯狂的行为只属于希特勒、门格勒，这些欧洲的疯子；可结果……”
他把手伸进夹克，掏出一束细绳困住的文件；解开后，递给了卡夫卡。
卡夫卡是站在阴影里的，这时他把文件移向透进巷子的一道光线里。在这样的黑暗中，乔看不到文件上面的字，他也没必要去看。这是一份记载那项实验具体情况的报告，装在一个信封里寄给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卡尔·克劳伯格2，以及一个叫做劳舍尔的。另外还有一个收信人。
他耐心地等着联络人查看那份报告；报告的内容他自己早已熟记于心。
“致我们大洋彼岸的朋友：您给予我们的财政和精神支持，一直支撑着我们。我们因相同的目标而团结在一起。但愿这项研究也能为您提供帮助。”
卡夫卡抬起头，他的眼睛在黑暗里闪现着光亮。“怎么弄到这个的？”
“不能说。”乔说。这是玛格达弄到的，她“拦截”了情报员。多亏了她。“但我可以保证它的真实性。”
“信里的名字，这个美国人，他是——”
“我知道他是谁。”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但我认识。他为战争出了力。上司们对他评价很高。”
乔斜视着他。“你想说什么？”
“他们不会相信这个的。”
一阵寒意从乔的背上冒出来——不仅前功尽弃，而且深陷险境。“难道这份报告就不能交上去？”
卡夫卡耸了耸肩，说：“他们会认为这是虚假情报，敌人就指望着我们对此采取行动。”
他把手伸出来，“那么，还给我！我自己来处理。”
卡夫卡却马上把信移开，不让他拿到。
美国人将手缓缓伸进口袋，握住他那支四十五口径的手枪，恶狠狠地说道：“老子冒着生命危险才搞到的情报，决不会让它葬送在你手上！至少现在不行！”
卡夫卡双眼一直看着美国人的口袋。
“噢，对了，你是哪儿的人，同志？”他缓缓地说。
乔歪了一下头。“那……和那有什么关系？”
“芝加哥，对吧？”卡夫卡从有光亮的地方走开。
“你怎么知道？”
“你以为我们不会同样去调查你吗？”卡夫卡笑了笑。“你们美国人是怎么说的？这世界真小，对吗？”
乔瞪着他。“这话什么意思？”
“我也住在那里，离开德国以后。”
乔仍然紧紧地握着枪。
“到了芝加哥，怎么找到你？”
“听着，朋友，我不打算——”
“相信我，你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突然，路上传来靴子踩踏地面的声音——一群纳粹党卫队从附近一家酒馆出来，喝得醉醺醺的。乔试图抢回报告，但卡夫卡向他身后侧移了一下，然后将报告塞进了衬衫里。
“怎么样，同志？”卡夫卡轻声说。
美国人身子僵住了，然后他嘶哑地低声说道，“米勒。戴维·米勒酒吧。”
这些士兵踉踉跄跄地走过巷子时，他缩在一处，尽量不引起他们的注意。等到那些带着啤酒味的笑声消失在夜色中时，他才转过身去。
卡夫卡消失了。
60年后，芝加哥。
屋里。门口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老人抬起头来：很可能是那只狗儿在他门口嗅来嗅去，等着给它喂食。他合上报纸，用手撑着椅子，站了起来。他的女房东上个月弄来了这只杂种狗。她说，为安全起见，当作看门狗。但这狗从来不叫，看到老人总是摇晃着他那该死的尾巴。
但老人对此一点也不介意。比起它的主人，这只狗倒是个更好的同伴。他拖着脚步走向门口，从壁橱里抽出一盒奶浸骨头。他仿佛看到那只畜生欢快地扭来扭去，等着享受它的食物。这让他觉得，只有这只狗才能给他带来一点生活的温暖和爱意。是呀，生活对他总是那么无情，但他还是活下来了。他就像一只躲进下水道里的老鼠，总是不得安宁，还得四处搜寻生活必需品；收获时多时少，全凭运气。
可是现在，就连这样的生存都无法继续了。他的眼睛看向报纸，似乎知道总会有这么一天。人类永远也不能摧毁邪恶；它总会再来，就像一种致命的病毒，会比前一代更危险、更致命。他必须主动出击，而且要快；必须发起一次精确的打击，以精准的时机，给对手以致命的重创；这一次，必将如愿以偿。
他一手抓着狗食，另一只手打开了门。突然，两个男人冲了进来。一个扎着马尾辫带着太阳镜；另一个头戴着渔夫帽，帽檐拉得很低，盖住了前额。戴帽的男人抓住老人，把他的手臂扭到背后，另一个人从口袋里扯出什么东西——是注射器！老人无力地挣扎着，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马尾辫将针头插入老人的脖子。老人双手往上一甩，狗食饼干掉了下来，散落一地。
* * *
1 约瑟夫·门格勒（1911—1979）纳粹党卫军军官、医生，奥斯维辛集中营头目之一，被称为“死亡天使”。
2 卡尔·克劳伯格（1898—1957），纳粹军医，被称为“野兽”，大规模进行手段野蛮的妇女绝育实验。
第1章
我深夜才看到那封信。
下午我去学校接了蕾切尔，正开车回家，车载收音机里大声播放着《酒吧女郎》；我用手重重地拍着方向盘，想着回家还有足够的时间切好洋葱和芹菜，做一份砂锅菜，让蕾切尔吃了再去上钢琴课；突然，12岁的女儿问起了性事。
“妈，你口交过吗？”
“说什么呀，宝贝儿？”
“你口交过吗？”
我差点儿猛踩刹车！绞尽脑汁想要找到点儿恰当的词儿来回答，不管什么词儿都成！可就在那时，我偷偷瞥了她一眼；只见她系着安全带坐在前排，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天真无邪。她是在试探我吗？朋友们一直提醒我说，如今六年级的孩子和以前可大不相同了。
我关小了收音机的音量。“谁让你问的？”
“哎呀，求你了，妈妈。你到底有过吗？”
我扫了她一眼。不知怎么的，她的眼睛好像不再那么天真无邪了，甚至还闪出一丝得意的窃笑。
“20年以后再问吧。”
“妈妈耶……”
她一下子就绷起脸，气呼呼的——这是那种只有十一二岁女孩才会有的表情。我在她那个年纪也问过同样的事，而我刚才的反应也正像母亲当年对我一样；所以，我想她和我当时差不多。我换了个话题。
“学校里怎么样？”
她深深地窝在前排座位里，扭动了一下身子，伸出手臂，开大了音量。然后依次猛戳六个按钮，最后停在开始的怀旧音乐电台。
“两个男生打架，吃午饭的时候。”
先问性事，再说暴力——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
“怎么回事儿？”
“你知道塞米·桑顿，对吧？”
“当然知道。”没人不知道塞米·桑顿。几年以前，他的哥哥丹尼尔在芝加哥北面一个犹太人社区横冲直闯，射杀了六个正统派犹太教信徒；以后在伊利诺伊州南部又射杀了两人才开枪自杀。后来才发现他原来与伊州中部的一个新纳粹组织有联系。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周五晚上的情景：我和蕾切尔挤在电视屏幕前，看着惨剧一幕幕揭开。当时，年仅九岁的蕾切尔问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可偏偏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当时还颇为塞米难过——无论他多么努力追求新的生活，都永远摆脱不了杀人犯丹·桑顿弟弟的身份，永远都逃不出这个阴影。
“乔尔·梅里克是他的朋友。”
“乔尔就不知道了。”
“他住在萨默菲尔德，有个妹妹读四年级。”
我耸了耸肩。
“哦，是这样的。皮特·尼克尔斯开始骂塞米是‘纳粹’，乔尔就打抱不平，要皮特闭嘴；皮特也骂乔尔是‘纳粹’；乔尔就一拳把皮特打翻在地。”
车子拐进了我家那条街。“有没人受伤？”
“皮特鼻子流血了，可他没去医务室。”
“学校怎么处理的？”
蕾切尔没回答。
“难道就没人出来说几句吗？”
她摇了摇头。
“恐怕应该有人站出来吧。”
“千万别掺和！”她语气十分惊慌。“妈，要是你去说了什么，我就死定了。”
车停在了我家的车道上。
“好吧。不过，我要你知道，皮特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任何人都无权那样辱骂别人。”
她看着前面。
“仇恨毕竟是仇恨，不管自谁而起。”
蕾切尔抓起背包下了车。
“皮特是头蠢驴，大家都知道。谁也不相信塞米是纳粹。”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或许我刚才过分担心了。看来，虽然我对蕾切尔的养育一塌糊涂，但她的自信心与适应能力依然很强。我从车里拖出一袋买回的东西，搬进了屋。
“哎呀，妈，你到底口交过没有嘛？”
见鬼！总是在我自以为处理得当的时候给我一击。我把东西放在桌子上，突然听见一声窃笑。
我转过身去。“什么东西那么好笑？”
“只玩儿，妈”。
“什么？”
“只是逗你玩儿的！”她拉开冰箱，抓起一罐汽水就一溜烟冲了出去。
晚上等到她睡了以后，我和两个朋友通了电话，一起讨论该怎样处理这种情况。苏珊认为我处理得恰到好处。吉娜却觉得很难说，最好是求助于单亲家长热线。吉娜是一位社工，她总是主张向陌生人敞开心扉。
到我终于忙完，倒了一杯葡萄酒坐下来的时候，已经临近午夜了；这时我才想起还没取回今天的邮件。
我们住在芝加哥以北20英里的一个小区里。其实我们以前住在城里，并且打算一直住在市区的；但是有一天，我带着蕾切尔从我们居住的湖景公寓小区步行去公园，走过街区尽头人行道旁边的一个大型垃圾桶时，好奇而敏锐的三岁女儿突然指着前面惊叫道：“妈咪快看，那儿有只胳膊！”
果然，一只手臂一动不动地吊在那儿。
六个月以后，我们就搬到了郊区。
有时我也想搬回城里；这个学区的中小学尽管偶尔也会出点儿事故，但就各方面条件而言，在本州还算是名列前茅的；我们所在的社区虽然没什么独特的优势，但晚上外出也相当安全，哪怕是去公园也没什么可怕的。
问题在于我讨厌打开信箱——因为信箱里只有账单，从无他物。但明天是周五，今晚拿了信，后面几天就不必去，周一再去就行。于是，我匆匆穿上外套，冲向信箱——尽管已到四月下旬，春天之于芝加哥依然只是理论上的概念。
电力公司与燃气公司寄来的账单之间，夹着一个白色的大信封；这个大信封是芝加哥庆典活动办公室寄来的。该办公室是我的一个客户，我曾为他们制作过电视纪录片。我一拆开大信封，就掉出来一个小一些的浅黄色信封，上面贴了一张字条，字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