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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缓慢地点了一下头，不置可否。玉佛头那次事件在业内很是轰动，但在刘局的刻意管控下，并未在媒体上大肆报道。不过当时记者很多，有心人若是想查的话，还是有不少资料能找到。他若对古玩有兴趣，查到这件事也不足为奇。
“据说在玉佛头的背后，就是明眼梅花。人家一共有五脉传承，现在改名叫中华鉴古研究学会，在首都管着古董鉴定。你想想，五大家族专注打假几百年，往那一坐，就是泰山北斗，说真就真，说假就假，多牛逼呀！”钟爱华说到这个，眼睛直发亮，跟阎小军看见变形金刚似的。
“你好像很崇拜他们？”我饶有兴趣地问道。
钟爱华一拍胸脯：“那当然了，那都是我的偶像。我本来大学就想报考考古系的，家里不让，这才选了新闻系。不然我就直接去首都投靠五脉了。说起来，明眼梅花的事，我可知道不少，跟我们郑州也是颇有渊源啊……”说到这里他整个人突然僵住了，眼睛瞪得溜圆，手指颤巍巍地指向我：“你……你……你？”
“我怎么了？”
“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许一城的孙子，敲佛头的许愿！”钟爱华的嘴唇开始哆嗦。
我心想我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绰号，当下点了点头：“嗯，你怎么认出来的？”
钟爱华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手来想要抓我胳膊：“真瞎了我的狗眼啊！我明明看过新闻发布会的照片，怎么刚才就没认出来呢！你就是许愿啊！那个许愿啊！”
我算是体会到那些港台明星在内地是什么待遇了，他两眼发亮跟个追星族似的，热情得让人受不了。我有点不胜其扰，但也有了一点点得意——哥们儿我也算是有拥趸的人了。
周围的食客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我好不容易把钟爱华劝回到座位。他激动得脸红脖子粗，倒了满满一杯啤酒，又站起来：“英雄，我敬你一杯！”
“坐下喝，坐下喝。”
“我能给许老师您做一期专访吗？”
“不必了。”我赶紧拒绝。我是偷偷离开京城的，这要是上了郑州的报纸，行踪岂不全曝光了？
“您来郑州，一定是和古董鉴定有关系吧？是不是又有惊天大案等着破？”钟爱华一脸期待地问，然后还没等我回答，又自己敲了敲头，自嘲说，“对啦，这都是机密，怎么能跟我一个小记者讲呢。”
这家伙还真不是一般的直爽。
我看着钟爱华，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看得出，这家伙对古董行业很有感情。他是本地人，又要做郑州文物市场的专题报道，手里一定有不少关于造假的资料。从他那里，说不定可以挖到一点关于老朝奉的资料。我再怎么熟悉鉴宝，在郑州毕竟是外地人，得有当地的帮衬才好施展。强龙不压地头蛇，就是这个道理。
于是我让他冷静一点，一脸严肃地开口道：“我来郑州，确实有件事想查清楚。要不你听听，帮我参详一下。”钟爱华激动得满脸涨红，手忙脚乱地从怀里拿出个记事本和圆珠笔，唯恐漏听一句。于是我把阎山川家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当然，我隐去了老朝奉的名字，只说追查到一条制假贩假的线索。我问他：“你觉得这信，是如何送进阎山川家的？”
钟爱华这会儿已经稍微恢复了点冷静，听我说完，他把圆珠笔搁在嘴里咬了几下，又问了我几句在阎山川家的遭遇，一时陷入沉思。忽然“咔吧”一下，他竟把圆珠笔头给咬碎了。钟爱华吐出塑料碎渣，咧开嘴乐了：“许老师，我想明白了。”
“哦？”
“大眼贼告诉您的地址，应该没错；阎山川对此毫不知情，也没错。”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皱起眉头。
“不矛盾啊，您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信，可不会自己跑到阎山川家里啊。”钟爱华笑着做了个送信的动作。
钟爱华这么一提示，我脑海里一下子豁然开朗。
对啊，能接触到这些订货信的，除了阎山川以外，还有每天上门送信的邮递员啊！如果邮递员是老朝奉的人，那么他便可以在派送的时候，把所有写给阎家的信截留下来。这样一来，订货信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送进工坊。就算这个地址被警方关注，调查者首先也会把方向对准毫不知情的阎山川，给老朝奉留出足够的预警时间。
老朝奉这个安排，可谓是大隐隐于市，巧妙至极。
我看看手表，现在是一点半。还有半个小时，那个邮递员就要去阎山川家送报纸了。我想到这里，起身欲走。钟爱华忙道：“您这是要去堵人揭发造假黑幕了？”我点点头，事不宜迟，要趁他们觉察之前，把这根线死死咬住。
钟爱华怯生生地问他能跟着去吗，一脸期待。我犹豫了一下，但又不想打击这小家伙的积极性，就说你可以跟去，但不许跟任何人说。钟爱华雀跃不已，把脖子上挂着的那台相机举起来又放下：“我答应您。不过万一这案子破了，您可得让我做个独家报道。”
“一言为定。”
我们俩离开小饭馆，直奔阎山川家而去。阎山川家照旧大门紧锁，不知昨晚他们吵得如何。我们蹲守在巷子口附近，过不多时，一个留着半长发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进来，他拿出两份报纸，熟练地投进邮筒，然后车把一打，骑了出去。他自行车后座搭着两个邮政大挎包，里面装满了花花绿绿各种邮件。
钟爱华用眼神问我怎么办，我说跟着他。我们没时间叫车，只能靠双脚去跟踪。好在那个邮递员一家一家投递，速度也不快，我们勉强能咬住他。就这样，我们跟了他在城区里转了足有一下午，邮递员一直在各处街道投递，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跟踪邮递员可不是个轻松活，我毕竟不是方震那样的侦察兵，跟到后来，累得有些腰酸背疼。钟爱华倒是生龙活虎，还不时举起相机拍上几张。一想到他不时投过来的崇拜眼神，我就不好意思说自己累了，只得咬着牙坚持。
邮递员给一家单位的收发室投递完一摞邮件，然后沿着马路骑下去。钟爱华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诧异道：“好奇怪啊。”我问他怎么了。钟爱华说邮递员都是分片儿的，一般负责一个城区内的特定几条街，可他刚才明明是在金水区，但现在过了马路，从区划上说已经进入管城区来了，这不合投递规矩。
我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这么说，他跨区是为了把寄到阎山川家的订货信送出去？”
一想到这种可能性，我们两个人精神一振，跟近上去。我们看到邮递员过了马路，把自行车停在一座五层大楼前，捧着一大堆邮件进去，过了五分钟才出来。出来以后，邮递员没有继续前进，而是车头一拐，穿过马路回到金水区。
他这个举动，无疑证实了我们的猜测。钟爱华问我接下来怎么办，我说你去跟邮递员，你把相机给我，我进楼里去看看，咱们俩晚上在刘记烩面那儿碰头。钟爱华跟小兵张嘎似的，特严肃地冲我敬了个军礼，转身跑开。
这大楼一进门是个开阔的大厅，左右立柱旁各摆着两个落地缠枝大花瓶。正中一尊大座钟，钟上头墙上挂着一幅洛阳牡丹图。这估计是某个事业单位的产业，租给小公司当办公室。我从大楼铭牌上看到，多是会计师事务所、旅游公司、法律咨询、某某驻郑州办事处、图书编辑室之类。人来人往，还挺热闹的。
我径直走到前台，装出特别焦急的样子，说有一封特别重要的信件递错了，必须要找回来。前台是个小姑娘，挺同情我，指了指身后一个大纸箱子，说这是刚送来的，还没分捡到大楼邮箱里。我翻了一圈，里头没有写着阎山川家地址的邮件，就问前台之前有谁拿过没有。前台小姑娘先说没有，后来又说有一家公司是邮递员直接送上去的，不走前台，在四楼，叫新郑图良工艺品有限公司。
我谢过小姑娘，抬腿朝四楼爬去，左拐第一间就是。说来奇怪，相邻的几家公司都挂着黄铜色的牌匾，悬着海报，门前打扫得很干净。这家公司倒好，门前堆着几个破纸箱子和废纸堆，门框还留着胶带痕迹，紧闭的磨砂玻璃门上贴着一张打印纸，上面印着“新郑图良”五个字，怎么看都不像一家正经公司。
我一看这名字，就知道肯定有蹊跷。
国家有明文规定，制贩高仿古代工艺品是合法的，制贩赝品是违法的。可是高仿和赝品之间的定义特别微妙，它们的区别，往往只在于买卖的时候是否明确告知性质。说白了，同样一件唐三彩，你说这是高仿的您拿好，这就合法；您说这是乾陵挖出来的，就不合法——当然，两者的价格也是个重要参考——所以很多造假者钻这个法律空子，给自己披上一层仿古工艺品的合法皮，公然生产大量高仿品。至于这些高仿品在市面上以什么身份流通，那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我在门口观察了一会儿，没着急敲门，而是转回楼下。我跟前台小姑娘攀谈了几句，趁机从纸箱子里偷偷拿走一封寄给本楼一家杂志社的信，又借了张信纸和一个空信封。我在信纸上潦草地写了几句话，放进信封，然后填入阎山川家的地址，撕了张邮票封好，再走上楼去。
我敲了敲门。门很快开了一条小缝，一个女人探出头来，一脸警惕地看着我。我把两封信递过去，满脸堆笑：“你好，我是三楼律师所的，刚才我上楼的时候看见邮递员掉了两封信，估计是你的，给送过来。”
女人的表情稍微缓和了点，她接过两封信，飞快地扫了一眼信皮，然后拈出那封杂志社的信还给我：“这封不是。”
我把信接回去，有意无意往办公室里张望了一眼：“哎？你们是做工艺品的啊？我这认识几个朋友，需求挺大的，有兴趣合作一回吗？”
“对不起，我们这儿不对外。”女人生硬地回答，然后“砰”地把门给关上了。
我捏着信封，望着紧闭的大门，“嘿嘿”冷笑了一声，举起相机拍了几张。这家叫新郑图良的公司，果然是老朝奉的制假产业链中的一环。
我仿佛已经看到一束光芒从天而降，锁定了老朝奉在阴影中的一只脚。距离我把他彻底拖出在阳光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把杂志社那封信送回前台，离开大楼。等我走到刘记羊肉烩面时，钟爱华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我把相机给他，让他送到附近相熟的洗印店去冲洗，有一个小时就能拿到照片。
我们俩进了小店，点了两碗羊汤、两碟小菜，边吃边说。钟爱华告诉我，那个邮递员回邮局以后，跟谁也没接触，直接回了家，钟爱华还记下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把新郑图良的事跟他讲了一遍。
“您没设法溜进去看看？”钟爱华问。
我摇摇头：“我估计这里只是一个联络处，里面不会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贸然闯入，恐怕会惊动他们，得不偿失。”
“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先回北京上报给学会，等他们研究下一步的策略。”我回答道。
“当啷”一声，钟爱华手里的钢勺掉在桌子上，一脸吃惊：“您这就回去了？”
“嗯。”我回答。我出发之前就跟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