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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有什么稀奇，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这么牛逼，是因为我除了书以外，还收各种档案。”图书馆说。
“档案？”
“人们对书挺尊重，对档案却不怎么重视。一出动乱，就丢得到处都是。盛宣怀牛不牛？留了一批盛档，多贵重哇，结果现在星流云散，十不存一。我专收这类东西，你想找什么银号的账本、赫德的海关档案、张学良的电报密码本，咱这都能给你挖出来。原先这些档案没人问津，现在倒值钱了，那些研究历史的老先生们，都得过来求我。嘿嘿，钱可不少收。”
他一边絮叨着，一边来回检索，最后把目光落到了一个书架的最上端。他搬来几摞书，高低摆成一个台阶，然后踏上去，伸手在书架上掏啊掏啊。忽然一阵灰尘响动，上面一叠东西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有八几年的挂历，有黑乎乎的碑拓，甚至还有两张发黄的《人民日报》。图书馆跳下台阶，从里面翻找出一个大牛皮纸袋子。
这牛皮袋子是典型的机关档案袋，颜色有些发暗，估计很久没打开了。图书馆拿给我看，我看到封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几个正楷大字，下面还有一行手写的毛笔字：“《清》鉴图档馆存第一号乙备。”上面还盖着一个大大的文物局红戳，不过略有褪色。
我的心脏咚咚跳了起来，看来这是《清明上河图》鉴定组的工作档案。不知道这里面，会不会有我想要的东西。
“呐，你看到了？”图书馆没好气地抖了抖档案袋。
“这里装的是什么？”
“你不认字啊？这是《清明上河图》在文物局留的资料备档，里面都是实物照片。”
“又是照片啊……”我叹息一声，看来这趟又是无用功。《清明上河图》的照片在市面上铺天盖地，能用的话，还用得着跑来这里查？
图书馆把档案袋一收，不屑道：“你懂什么？我收的档案，能和别人一样么？我告诉你，这是鉴定时用的原始资料。古画不能长时间曝光，所以当时在鉴定前，用专门设备从多个角度拍了几十张高清照片，细节纤毫毕现。大部分鉴定工作，其实是对着照片进行的。鉴定结束以后，这些照片也就存档入馆，放在文物局做备份。前几年文物局清理档案，不知哪个白痴把它扔了出来，被我捡了个大便宜。市面上那些复制品的精度，能跟这母本比？”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图书馆说他没有真本，但却可以让我看到真本了。既然这些原始照片可以满足鉴定组的专家们的要求，那么对我来说，一定也足够了。我想到这里，兴奋地要去拆档案袋，图书馆却轻轻一撤，把它收了回去。
“我只答应告诉你怎么看，可没答应让你看。你现在看到东西了，可以放心了吧？两万块，我把它卖给你。”
“可两万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你可以不看嘛。”图书馆笑眯眯地把档案袋搁到身后，然后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凶光，“你别打举报的主意，你敢去派出所，我立刻就把它扔炉子里烧了烤肉串用。”
我陷入两难境地。不是我舍不得出这两万块，而是这价格实在太离谱了。这些照片，只是要拿去验证一个未确定的猜想而已。我望着图书馆贪婪的眼神，突然想到，我从来没告诉过他我找照片的目的。他之所以敢叫两万的高价，是观察到了我进院以后的急切神情，觉得一定能吃定我。
这在古董行当，叫作见人敬茶。有经验的老店主，就算对这客人背景一无所知，只要观察他看一件古玩的表情，就大致能判断出他是真心想要还是聊胜于无。据此报价，无有不中。
想到这里，我伸出两个指头：“两万我是真出不起。两千块，我在这里看完，您再拿回去，如何？”
这下轮到图书馆犹豫不决了。两千块不算少，能买下几车书了，而我要求的，仅仅只是看一眼照片，等于说这两千块他是白拿。可他又有点不甘心，从两万变到两千，落差有点大。不过当图书馆看到我摆出一副“谈不成老子就走了”的表情后，终于还是妥协了。与其开一个把买主吓走的天价，还不如赚这两千块来得实在。
图书馆犹豫再三，总算勉为其难地答应了。这一场博弈，双方都用了心思，总算是皆大欢喜。他是白赚，而对我来说，花两千块换来老朝奉的软肋，也是极划算的。
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出去银行提了现。等我取钱回来，图书馆已经收拾出了一个小书桌，把档案袋搁在上头，还配了一把剪刀、一枚放大镜和一盏橘黄色的小台灯，居然还有一杯冲好的橘子水。这家伙市侩归市侩，服务精神真是没得说。
我把钱交给他，图书馆唾沫星子横飞地数完，下巴一摆道：“那你就自己在这儿看吧，我不打扰你，爱看多久看多久。那杯橘子水是白送的，饿了想吃东西就得另外掏钱了。”说完推门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屋子里。
屋子重新恢复了安静，无数本破败的旧书环伺四周，颇有一种“乌衣巷内老雕虫”的感觉。我扭亮台灯，用剪子仔细剪开档案袋的封口，从里面哗啦啦倒出几十张彩色照片。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十二英寸的规格，少数几张七英寸的，相纸很厚，摸上去有一种麻皮感。
当时彩色照片在国内还很罕见。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当时担任筹备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的童小鹏从香港拿到一卷彩色胶卷，拍下了开国大典唯一一张彩照，然后还要千里迢迢送到香港才能冲洗。而《清明上河图》的鉴定是在1951年，居然已经用了彩色冲印技术，可见国家的重视程度。
这套照片都是在自然光下拍摄的，每张的右下角都用墨水写着一个号码。我排了排顺序，编号为1的照片是《清明上河图》画卷的平铺全景；下面的十几张是俯拍的画卷分段特写，细节清晰，笔触纤毫毕现，还附了一把尺子。这些照片联在一起，恰好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明上河图》。再往下，则是各种角度的特写，就连题跋、隔水、天头、地头这些画面以外的东西都没遗漏，甚至还有几张是举起原图，让阳光透射过来，以便看清其中绢层纹理。
拍摄者对书画显然很内行，镜头涵盖到了方方面面。看完这一整套照片，对《清明上河图》真本的情况基本就可以了然于胸了。这幅画在照片里保持着原始状态，绢色发灰，上头残缺、漏洞之处不少，还有些污渍，可见在东北没少受苦。
可惜我不是红字门出身，对书画的了解有限。大部分照片对我来说，除了赞一声足够清楚以外，也说不出其他什么门道。好在我不是来鉴定古董的，而是按照素姐给我的指示去验证几个疑点罢了。
我很快挑拣出一张照片，这张拍的这段画面，位于汴梁闹市后排一处轩敞瓦房，看样子像是个赌坊，四个赌徒围着一张台子在扔骰子。我想起王世贞的那个故事，拿出放大镜，却发现台上骰子清晰可见，四个赌徒的脸部却模糊不清，五官涂污，根本无法分辨口型是张是合。
我拿着这张照片端详了半天，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张《清明上河图》的印刷品。这是我在美术商店买的《中国历代名画集》中的一页，铜版纸印制。这是市面上最通行的版本，无论是中学历史课本、美术史学术专著还是旅游图书，都是用的这版。该画下面有一个标注，注明此画是复制自故宫收藏的真本——当然，画面是远不及这套照片清楚。
在这个版本里，我把放大镜挪到同样位置，立刻顿住了。我看到那个赌坊里的赌徒们五官清清楚楚，口型撮成圆形。
我一瞬间口干舌燥。
当年汤臣之所以能看破《清明上河图》赝品的破绽，是靠赌徒的口型。真本口型为撮圆，赝本口型为开口。
1951年的真本原始鉴定照片里，赌徒五官已被污损；而在通行版本里，同样部位却恢复了原状，变成了撮圆口型。技术上，这不难做到，故宫有专门的技师对画幅进行修补。但修补恰好发生在这一关键部位，是不是有点过巧？看起来就好像是故意遮掩些什么。
修补之前，赌徒到底是什么口型？撮圆还是开口？
我觉得喉咙有些干，拿起杯子将里面的橘子水喝了一半，继续翻找照片，很快翻到专拍题款特写的那几张。
中国的古代收藏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在自己收藏的画卷上留下钤印或题跋，写写心得体会什么的，跟现在去旅游景点随手乱刻“某某到此一游”性质差不多。后人只要查看这些印记，就可以看出书画的大致传承，和看一个人的履历差不多。
《清明上河图》的第一个收藏者是宋徽宗，他亲自题了画名，还钤了双龙小印。可惜这部分的绢布已遭人盗割，早就看不到了。好在其他的题跋都在，一个个数下来，从张著到明代大学士李东阳，再到陆完、严嵩，一直到溥仪盖的三印，历历在目，清清楚楚，记录了这一幅国宝的坎坷历程。
可我从头到尾数了三遍，有一个人的题款却始终找不到。而这个人的，本该是不可或缺的。
就是这幅画的作者，张择端。
准确地说，张择端的名字在画卷上出现过。但那是在一个叫张著的金朝人的题跋中提到的：“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金明池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
据素姐的老师说，鉴定组就是凭这一点认定张择端是作者，进而确认为是真本的。严格来说，这种手法属于循环论证。张著说作者是张择端，所以这卷画是真的；因为这卷画是真的，所以张著说的作者是对的。
作者本人在呕心沥血的作品上不留名字，却要等百年之后由一个金人说出来历，这岂非咄咄怪事？
而且我之前做过一点功课，台北故宫藏有一卷《清明上河图》，是清代画院五位画家在乾隆朝临摹仿制的，其上有“翰林画史张择端呈进”的题款。仿本尚且有此，真本岂会遗漏？
我把照片和放大镜都放回到桌子上，身子朝后一靠，闭上眼睛，思绪万千。
素姐说得没错，这两点仅仅只是疑点，还不足以盖棺定论认定《清明上河图》是假的。但这些质疑，足以掀起一阵大波澜，引起全国媒体关注。只要让《清明上河图》重新公开接受鉴定，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到时候老朝奉以及他那些罪恶勾当，一定会被迫曝露在阳光下。
这就好像警方不一定有犯罪分子的确凿证据，只要寻个足够将其羁押的理由，再慢慢审出真相来便是。
我按捺住心头狂喜，万里长征，终于走到最后一步了。
我重新睁开眼睛，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巧的傻瓜相机——这是木户小姐从日本给我寄来的——对着我挑出的几张照片喀嚓喀嚓拍了几张，然后又把牛皮信封拿过来，对着上面的红戳也拍了几张。
我做完这一切工作后，把照片重新装回信封里，把图书馆叫进来。图书馆进屋说你看完啦，我说看完了。图书馆拿起信封，重新粘好扔回到书架上，冲我一伸手。我一边把两千块钱递给他一边说：“你信封里看都不看，就不担心我偷拿走两三张照片？”图书馆直勾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