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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在1997年总预算的135％。布鲁金斯研究院的经济学者拉迪估计，由国有企业负担的社会福利开销日后必须转移到中央政府的部分高达每年GDP的3。3％，相当于中央政府在1997年的总支出。此外，据世界银行估计，从1995年到2004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至少需要投入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995年整年的GDP。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中国的财政支出中还有相当部分是没有计入正常的显形财政收支的隐性负债，这主要包括一些应当由财政承担但是财政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承担的债务，如财政欠发的工资、粮食经营亏损性挂账、国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以及养老保险金欠帐等等。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的所有政府债务积累已经达到GDP的100％。尽管债务的偿付不会同时发生，尽管债务的偿付还有其他形式。但是，由于各类隐性债务的规模及期限看不清楚，如果各类债务交织在一起，同时对国家财政产生支付压力，则可能会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实际债务负担率，引发财政危机。
上述的估计还算相当保守，因为它不包括未来经济改革所需的支出，包括下岗工人的生活支付、住房改革的庞大开销及银行体系改革的巨额代价。包括转移到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共高达三万五千多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GDP的40％。
虽然财政拮据，但是中央政府在1997年之后还肩负利用财政扩张政策来刺激内需的重任，以维持必要的经济成长及社会稳定。国务院在1998年发行1000亿人民币政府公债，1999年为1100亿人民币，2000年为1500亿人民币，2001年1500亿，除此之外，国务院在1998年还发行2700亿人民币特别公债，支持四大国有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并拨180亿人民币支付国有企业改革与洪水灾后重建。根据财政部长的报告，中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为1998年的经济成长增加1。5％，1999年为2。0％，2000年为1。7％。这些公债总共为6480亿人民币，几乎相当于1998年中央政府总支出的两倍。这样巨额的负债不仅凸显了中央政府财政上的拮据，同时也透露中国维持高速经济成长的重要性。但这将为日后的中国财政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2。举债额快速增加
面对巨额开销的支出，中央政府在开源方面却面对很大的困难。既然中国财政开销日益扩大，收入却无法增加，中央政府的赤字便迅速扩大，政府只好举债度日。在1980年时，中央政府的预算赤字只不过14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0。3％；到1996年时，财政赤字为655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1％；到了2000年，政府赤字窜升到2598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2。9％。中国在2000年的预算赤字接近国际警戒程度，占GDP的3％。2002财政预算赤字大体也是3％。
事实上，官方数字很大程度上低估中国财政问题的严重性。首先，世界银行认为应该采用合并政府赤字作为判断标准，也就是必须包括政府财政赤字及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借给金融体系去支付中央政府要求的国营企业的开销。官方的数据常会误导，因为政府将举债所得当作预算收入的一部分。发行的公债应该被视为借贷款项，而非收入。经此调整之后，中国的预算赤字在1998年可能高达4230亿人民币（GDP的5。3％），而不是官方所说的960亿人民币（GDP的1。2％）。中国目前的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是靠举债支付。根据卡内基基金会的学者裴敏欣，中央政府在1997年的开销中，55。2％是举债所得。拉迪则指出，这个数据在1999年已经是70％。
在1979年时，中央政府举债额度为35亿人民币，或GDP的0。9％，1988年时上升到271亿人民币（GDP的1。8％）。从1994年起，中央政府再也不能从中央银行借贷来支付预算赤字。因此，中央政府的债务从1994年的739亿人民币（GDP的2。1％），快速增加到1999年的4015亿人民币（GDP的4。9％）。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也从1994年的2578亿人民币（GDP的5。5％）窜升到1999年的9965亿人民币（GDP的12。2％）。
此外，政府在1998年为四大银行所发行的2700亿人民币公债并没有计算在政府债务内。拉迪估计，非财政部门发行的政府债券（大部分由国家发展银行发行）在1998年底的债务余额高达5322亿人民币（GDP的7％）。如果将这些债务包含在里面，在1998年底中央政府的总债务将高达一万六千多亿人民币（GDP的20。5％），几乎是1993年数字的五倍。世界银行估计，包括财政债券、政策性的金融债券及其他金融债券在内，中国的公债在1997年为GDP的12。3％，1998年为16。4％，1999年增加到20。7％。
以上估计还不包括国有企业的公司债务，及其他政府潜在的债务，例如国有银行的不良债务，政府或国有企业拖欠或短缺的年金。上述的数据也不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例如，拉迪预估，如果政府真的想要对金融体系资本结构重组，政府的债务将很快超过GDP的50％。世界银行估计，潜在的国家年金债务在1994年便高达GDP的50％。根据前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波特利耶的估计，包括官方数据及潜在债务在内的所有政府债务在2000年时早已经超过GDP的100％。
更严重的是，无效率的税收系统与依赖庞大债务支付的政府支出，使得中国在公债的还本与利息支付的能力受到很大的质疑。在1995年时，公债的还本与利息支付总额为499亿人民币，相当于新举债务的42。5％；到了1998年，公债的还本与利息支付总额急剧增加为2353亿人民币，相当于新举债务的70％。在1989年时，只有少于3％的政府财政收入用来支付公债的还本与利息，但是到了1998年时，该数字已经高达24％。根据拉迪的估计，政府在1992年支付52亿人民币的政府公债利息，到了1999年时已经高达830亿人民币，在七年之中上升了16倍。因此，中国的兑付实际是以债养债。而且，一旦债券投资人担心中央政府无法偿还债务，或中国发生政治上的动荡，他们会立刻要求更高的公债利率，这将使政府债务问题更加恶化，进而产生恶性循环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先从微观的角度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高负债同企业的经营困境密切相关，若将高负债本身看成是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的根本原因不确切，从企业融资的角度来看，负债率的变化只会使企业的财务风险结构发生变化，而不是企业赢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负债率的高低会使企业在一个较短时间跨度内的支出和风险发生变动，但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在资本总额既定的情况下，提高负债率并不会降低税前资本收益率。相反，由于利息的支出是在税前执行的，高负债率还有可能增加税后的利润分配，这就是负债所谓的“税盾〃作用。高负债率并不是企业长期经营困难或亏损的真正原因，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中国企业的问题是发生在最基本的层面：企业的收入不足，没有足够的现金流量来维持资金的正常周转。当分析一个企业时，不管这个企业有多少自有资本和多少借入资本，这个企业能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借入资本和自有资本所形成的总资产所带来的营业收入应该足以维持资金周转的流畅。我们可以比较不同类型企业的单位资产所能带来的销售收入，即销售收入同总资产之比，如果比值过低，就意味着营业收入没有达到总资产应有的业绩水平，企业就会出现支付困难。单位资产销售收入低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企业困难的根本原因不是高负债本身而是存在非运营资产。这些非运营资产，可能是重复建设造成的过剩生产能力，也可能是工艺技术落后、产品结构不合理造成的闲置设备，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沉淀资产和过多的非生产性资产等等。如果不能剔除或改良非运营性资产，则不能从根本上使企业摆脱困境的。同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众多的企业效率低下，或者说有大量的非效率资产，这将使政府债务问题更进一步恶化。
长期而言，中国的财政状况受到下列四项因素的很大威胁：银行体系的潜在债务（不良贷款及资本结构重组）、国有企业改革的负担、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均衡的财政关系、以及庞大的债务负担。此刻，中央政府明显地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支付必须的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与环境保护。如果无法有效解决，这将导致经济成长停滞、高通货膨胀与社会不稳定的恶性循环，进而影响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如果无法有效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中国随时有可能爆发严重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政治上的危机。
3。警惕财政危机传染效应4。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的所有政府债务积累已经达到GDP的100％。尽管债务的偿付不会同时发生，尽管债务的偿付还有其他形式。但是，由于各类隐性债务的规模及期限看不清楚，如果各类债务交织在一起，同时对国家财政产生支付压力，则可能会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实际债务负担率，引发财政危机。而财政危机的爆发，则可能迅速传染到经济体系的其他领域。
（1）财政危机对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传染。金融学家麦金农指出，没有一个高效率的、有力的财政，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市场化就不可能持续顺利地推进。这一论断触及了财政危机对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传染效应。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货币化进程所产生的铸币收益等还能够支持相对虚弱的财政下的金融市场化的话，那么在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基本完成之时，虚弱的财政对于金融市场改革的推进的制约就更为显著了。这一点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
（2）财政危机向养老保险制度的传染。基于中国特定的就业结构和国有企业的主导性地位，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事实上成为财政的隐性负债。但是虚弱的财政不能给予养老保险以有力的支持，即使我们不考虑由此可能导致的社会的不稳定而仅仅从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稳健运行来看，虚弱的财政也已经成为养老保险制度健康维持下去的硬性制约。
合理的推论是，在缺乏财政有力支持的情况下，中国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若照此状况发展下去，将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要解决这一严重的问题，一定要从财税等方面入手，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开辟新税收来源等措施，逐步消化数额庞大的隐性债务。根据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和美国安泰保险公司，对国内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进行的精算结果显示，若按目前企业和个人的缴费率、退休年龄、投资回报率计算，在未来30年，中国将负担近7。6万亿元人民币的隐性债务。
为了维持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运转，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如：采用多种途径筹资，弥补隐性债务。在采用其他方式都没有见到明显效果的时候，国有股的减持成为补充养老和社会保障基金的一个重要政策动机，财政危机向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体系传染的同时，没有恰当的把握国有股减持计划，而且又将这一危机转移到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中国股市。
（3）“乱收费”是财政风险的重要病灶。因为许多领域的财政开支，正常的财政支出不能满足，于是各种形式的预算外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