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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回答她？这是一种闭着眼睛不看就算不存在的自欺，同时也是欺妈。我们都知道，
按照民间的说法，病人身体发沉是不吉利的表征。
我留在检查室里照看妈，她好像睡着了。有时她的手蛹蛹地想动，我赶紧提醒
她：“妈，别动。”她听见了我的叮咛，果然就不动。这又说明她没有睡着。
做完检查差不多六点半了，总算中途没有停电让我们再来一次。
之后我给先生的司机打了电话。回家的路上，他绕过公主坟的灯光喷泉，我振
作精神，好像什么让人焦心的事情也没有，一再鼓动妈去欣赏她没有见过的这一景
观，可是妈没有显出什么兴致。到了这种时候，我还能指望妈对这个纷繁的、也许
和她已经无关的世界发生什么兴致吗？
可能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和她都英勇地打起精神，准备扮演一个明知凶多吉少、
却要显出对前途充满乐观精神的角色。
回到家里，已是暮色苍茫、八点多钟的时分了，下车以后，妈没有让我搀扶，
她说：“你去开门吧，我自己上楼。”我噔噔地跑上楼去，开了门后又下来接她。
那时，她刚上了二楼的大阳台，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着，看上去和一般的老年人
没有什么两样。但她的脚步里藏着勉强和虚浮，我觉得哪怕来一阵小风，她一歪就
会躺下。也许因为天色已晚，她的脸色看上去灰暗暗的。
八月二十五号，八月里最后的一个星期天，又到了唐棣和我们通话的日子。过
去每到这个日子，妈总是早早地就守在电话机旁，但是这一次，她却身不由己地睡
着了。
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我在另一个电话机里听见她同昏睡的挣扎。
虽然妈什么也听不见了，但能听见唐棣的声音，对她也是莫大的安慰。特别在
她就要住进医院的前夕。
还没听唐棣说上两句话，她就要上厕所。我趁这个空档，赶快把妈的病情对唐
棣说了说。那时还没到要动手术的最后时刻，惨痛的打击还只是一团不明性状的氤
氲，没有形成具体的性状，更没有进入心的深处。我虽然十分焦虑，却知道不能吓
着唐棣，免得她因为还在他乡、鞭长莫及地干着急。再者，就是我对她说得一清二
楚、对事情又有什么帮助？她还太嫩，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虽然我们都没有经历
过这样的事，可我毕竟是母亲，我不也心痛她吗！？
这一次通话，妈更是什么也听不见了。她急得高声说道：“书包，你大声叫一
声姥姥。”
唐棣大叫了一声：“姥姥！”
妈朗朗地应了一声：“哎。”
想不到这就是和她最爱的人，最后一次、最后一句对话了。
我相信冥冥之中，绝对有人为妈和唐棣安排了这个最后的机会，不论他是人、
是鬼、是神，都会为妈对我们的爱所感动。
八月二十六号，星期一，我到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去拿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
然后再到天坛医院去找赵雅度大夫。他看了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意见是尽快手术。
我不知最后是否按他的意见办事，但我知道应该先住进医院。
我不曾考虑过在妈的合同医院手术，尽管合同医院的外科主任说他们能做这种
手术，而且有四百多例手术经验，我还是不放心由他来做。
他对妈脑萎缩的前景推断更吓得我满头虚汗，两腿发软。他说，就他所见到过
的几个病例，发展到后期不但六亲不认，甚至吃自己的粪便，有一个还专门拣食垃
圾等等。而垂体瘤的切除手术，据他说还会加剧脑萎缩的进程。
多亏宋凡同志帮忙，通过北京市委出面疏通天坛医院的关系，不然像这样人满
为患的专科医院，还不如要等到哪一天才能住进去。
八月三十号，星期五。一大早谌容陪我到了天坛医院，在医院党委书记带领下
到了综合二病房，也就是高干病房。和病房的主任大夫朱毅然讨论了母亲的病情，
定好九月二号入院。
之后，又和谌容回到北京作协，暂借一万元人民币作为入院押金。唐棣的钱即
使马上汇来也不能提取，美金汇款一定要在银行里压三个月才能兑现。
北京作协这样一个穷单位，上哪儿去变一万元现款？幸好基建处当时有一部分
为安装新宿舍楼电话准备的现款，经徐天立同志特批暂借给我。
妈去世后听对门邻居俞大姐说，星期天，也就是九月一号这一天，妈给她打过
一个电话，说：“我想见见你，跟你告告别。明天就要住院了，这一去不知道还能
不能再见。”想不到后来果真中了这一戏言。
俞大姐放下电话赶紧过来看妈。 妈倒没有什么悲戚之情， 俞大姐劝慰着妈：
“您别这么说，很快就会好的。”
妈自己也说：“我这是小手术。”
俞大姐又问起我们要搬去的新房子，妈说：“挺好的。”
俞大姐问：“您去看过了吗？”
妈说：“没有，等我手术完了就直接搬进去了。”
那时我刚刚换到新房子，我老是想，等我把新房子装修完毕，再带妈去看房子。
这样会与旧房子有个强烈的对比，可以给她一个惊喜。后来我一直后悔没有带妈看
过新房子，虽然她的骨灰就放在我新房子的卧室里，我仍然会想，要是她的灵魂想
回家看看，不认识路怎么办？
奇怪的是自妈去世后很难入睡的我，突然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号，妈八十一
岁生日那天早晨七点多钟的时候打了个小盹，梦见我牵着妈的手，进了新家的大门，
然后我给她脱下住在二里沟的时候、她常穿的那件蓝色皮猴，挂到二门外的衣架上
去，刚要拉着她走进二门，就醒了。我想妈到底还是回到新家来了，不过我又想，
她没进二门我就醒了，到底来了还是没来呢？
第三章
妈像了却最后的心事，周到地表示了对俞大姐的感谢：“张洁太累、也太苦了。
我尽量不麻烦她，有什么事净找你们帮忙了。”
这话千真万确。
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妈从不愿意求人什么、欠人什么。可是为了疼我，她也
只好硬着头皮干她不愿意干的事了。
这些年我常常不在国内，即使在国内，也经常是忙着照顾我的先生，常常苦于
没有分身之术。特别在我和妈从美国回来以后，对先生的照料更是鞠躬尽瘁。总觉
得我和妈在美国尽享天伦之乐，先生却孤守北京，似乎很对不起他，便想加倍偿还
这份心债，更何况我还欠着先生的大情，妈能如愿以偿地去美国和唐棣团聚，全仗
先生办理的一应手续，如果没有先生的帮助，妈又怎能如愿以偿？
如此，每当我不在身边，又发生了小阿姨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妈总是求
靠邻居。幸亏我老是碰见好邻居。
妈无法回报人家的情义，往往在我出国或去外地时开列清单一张，要求我按清
单携带礼品，以答谢大家的帮助于一二。
我也同样欠着一屁股的人情债。自我再婚以后，妈自知之明地不再操持家务，
我就成了一家之主，何为一家之主？就是样样都得操心，样样都得操练。开门要是
真的有油、盐、柴、米之类的七件事，也太便宜我了。
到底哪些事？不说也罢。先生又是动过心脏手术的人，怎能让他劳动？而那桩
桩件件、总有我也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不照样得求人，日子才能如常地过下去，所
以我也有一个单子。这就势必造成我在回程的时候像个驴子。难免就向妈报怨，甚
至嫌妈事多，摆出一副被她添了麻烦的嘴脸、也不想想，那些原该是我干的事，我
却没干，妈只好求人。求了别人，回过头来还得求我。妈好难！
俞大姐说：“没事，有什么事您尽管说。”
妈又说：“张洁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净得罪人。以后你们多劝劝她，让她
说话注意点。”
妈好像知道自己要走了、再也无法呵护我了，不知把我这个永远也长不大，老
是让人坑、老是让她操不完的心的老孩子托付给谁才好。
九月二号，星期一。小阿姨和我带妈去住院。
临行前妈问我穿什么衣服，我拿出她银灰色的毛涤裤子，灰色丝绒背心（虽然
谁也看不见谁里面穿了什么，我还是喜欢配色），和上有灰蓝色细条纹格子的米色
襟衣，一双蓝色软羊皮的浅口皮鞋。我深知妈不论什么时候都讲究体面。连我自己
也挑了一件略具意大利风采的连衣裙，和一双白色的、适合跑路的低跟皮鞋。我暗
暗地希望这件讲究的连衣裙，在注重包装的现而今，给我一些办事的方便。但我这
份可怜的用心，根本没有派上用场，照旧得豁出脸面磕头作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
连衣裙上也就浸着我的许多汗水。这件连衣裙到现在也没有洗过，我就这样收着它，
好像收着与妈相关的最后一点可以摸得着的东西。
那件衬衣妈一次也没有穿过。
从美国回来以后，着实给妈做了一些衣服。因为我们发现，不论在美国还是在
中国，老年人很不容易买到称心的衣服。妈到美国之前在电话里问我，应该带些什
么衣服。考虑到我不在她身边，而是托朋友把她带来美国，她自己能安全抵达就不
错，不敢让她再有别的负担。便豪迈他说：“什么也不要带，衣服到了美国再买。
您就背个包，里面装上您的护照、机票就行了。”
她也多次对我说：“进关的时候那个美国人上上下下打量我，挺奇怪地问我，
你就带这一个小皮包、没带任何衣物？我说，是呀，我外孙女怕我旅途不便，不让
我带。到那儿以后，我外孙女给我买新的。”她的意思并不在于在什么地方买衣服，
而在于所有的旅客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她那样享有外孙女的这份体贴。这可不就是
对她一生的最好报偿？
没想到在美国去了几次商店，也没有选到对她合适的衣着，她只好跟着我们一
起穿球鞋、运动服。为此，我始终觉得自己说话不兑现，好像欺骗了她。不仅如此，
由于我的不兑现，她在进关时说的那些话，似乎就变成了吹嘘（尽管她此生再也不
会见到那个海关人员）。因此上，她为之炫耀不已的亲情似乎也只是她的一厢情愿。
这岂不是更惨？
所以一回国我就张罗着给她做衣服。城里的大缝纫店，是不会接受老年人的活
的，而妈进城量体裁衣也不方便，只好就近在个体户的缝纫店里量体裁衣，个体裁
缝大都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做出的成衣非长即短、非瘦即肥，且手工毛糙。还赶不
上穷困潦倒的时候，我为她手缝的那些衣服合体。
我写小说以后，妈几次让我给她裁剪衬衣，我不是今天推明天，就是明天推后
天，到了也没给她裁过。后来拣点妈的衣物，发现一件绸衬衣的两侧，有圆珠笔划
线。沿着这两条划线，是两道歪歪扭扭的手针缝线。可能那件衬衣肥得让妈实在无
法将就，只好自己动手把它缝瘦。而妈的视力不好，只能缝出这样的针脚。
我不是太委屈她了吗？
妈入院时穿的这套衣服，我收了起来。将来，不管由谁来给我装殓，千万给我
穿上，不管春夏，无论秋冬。还有一件蓝色海军呢的长大衣，和一条纯毛的苏式彩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