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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崔的学生还不错，说：“不用。”同学们也纷纷为顾秋水说情，责任不在顾秋水。
顾秋水的爹，赔偿了他们几块钱医药费。当事人都以为事情已经了结，学校却把他开除了。
被开除的那一天，顾姓同学刚好接到哥哥一封来信，哥哥在东北军教导队当排长，信中还附有照片一张。二十世纪初照相是个时尚的消费，顾秋水拿着那张照片左看右看，对那个穿军装的人兴趣不大，却被那套军装镇住。那套穿在别人身上威风凛凛的军装，好像替他出了一口窝囊气，马上决定到教导队当兵去。
顾秋水既然为姓顾的同学开除了学籍，姓顾的同学也不能负义，两人一合计，偷偷雇了辆小驴车，一大早先把行李从校墙上扔出去，然后只身走出了校门。
走了两天才到沈阳，同学的哥哥给了他们一点钱，找了个小店让他们住下。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姓顾的同学突然改变了主意，说：“我们家不能两个儿广部当兵。再说凭我的功课，报考第二工科学校不成问题；我不想去教导队了，你去吧，我哥哥一会关照你的。”
顾秋水只好叫了辆马车，把行李拉上去了北大营，也没经过考试，就人教导队当了学员兵，学员兵只要个头够高就行。
那一年他十六岁。一个躁动的十六岁青年，在二十世纪初个人主义尚未受到限制批判时，本有多种选样的可能，可是他那个老实巴交的木匠父亲和那个“窝里横”的母亲，哪一个具备为他指点前程的远大目光？他只好在十六岁就把脑袋别在裤腰上，为军阀混战卖命，而不是为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刚刚人伍，就赶上平叛郭松龄一战。准星还对不准目标，一到打靶科目顶多擦个五环边的顾秋水，那一战中险些丧命。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倒戈反奉，张学良虽从秦皇岛得以脱身返回沈阳，但东北军最精锐的十万官兵，几乎全集中在郭部。他只好临阵收集队伍，讲武堂教导队自然是他的首选，选上的学员兵编成三个营，每营四个连，顾秋水在第一连充当上等兵。队伍拉到拒流河，堵截郭松龄。由于日本势力的参与以及举事者各怀心机，致使郭松龄功败垂成，败走拒流河。
顾秋水跟在溃不成军的郭松龄部后面猛追，跑着跑着，脑袋突然一凉，就像哪里飞来一片横刀，齐刷刷沿着他的发际片去了他的天灵盖。伸手一摸，原来是一颗子弹打飞了帽子。
他站在雪地里，再也跑不动了，后面跑来一个老兵，弯腰从一个死去的战士头上摘了一顶帽子给他。他说：“我不要。”
老兵说：“要是没有那顶帽子，你的小命儿早就没啦！”
他不是害怕那死去的战士，他是害怕从死人头上摘下的那顶帽子。
拒流河一战；让顾秋水第一次尝到了寒心的滋味。虽然他也说不清寒心什么。作为一名士兵，血雨腥风算不了什么，可是距离不到十米，枪毙一名他曾经尊敬或是相熟的人，到底意绪难平。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枪毙人，与倒在战斗血泊中的死亡截然不同。何况郭松龄是讲武堂人见人敬的教官，而旅参谋长刚才还在发号施令。
军队平叛胜利，从热河撤回沈阳，队伍里开始有人抢劫。当时还是旅长的包天剑，在旅部看到一双气度不凡的军靴，这双流落于乱兵之手的军靴，不肯流俗地矜持着昔日的光彩，让人不得不另跟看待。他问道：“这是谁的军靴？”
有人回答说：“是……是旅参谋长的。”
他用马鞭敲敲那双靴子，说：“旅参谋长不会有这种靴子，去把旅参谋长给我请来。”
东北军一旦编为正式军队而不再是“胡子”后，就设立了宪兵队监督军纪，每天有一班人在城里巡逻，枪上上着刺刀，手里拿着令旗和一头黑一头红的“红黑军棍”，遇到军人违反纪律就抓起来，，小错当街打一顿，如是强奸、抢劫，马上就地枪决。和国民党、日本人专门用来抓共产党的宪兵队不大一样。
曾经的东北军，实在想建成一支好军队。
底下人看出情况不妙，劝说道：“旅参谋长跟随老师长多年，打一顿军棍算了。”老师长就是包天剑的父亲包老太爷。
包天剑说：“跟随老师长多年也不行。”
先让战士把旅参谋长拉出去打了五十军棍，最后还是没能免去那一颗要命的枪子儿。
参谋长到底是绿林出身的汉子，二话不说站在挖好的坑前，一枪过去，黑影一闪，人就没了。刚才还在军棍底下，死去活来、皮开肉绽、乱弹乱颤的屁股，马上松弛地摊展开来，静享着一份有靴子帧、没靴子也好的宁静。
与上将军张作霖及其他东北军的元老不同，对参加过拒流河一战的士兵来说，最为震惊的不是郭松龄倒戈或张家军平叛胜利，而是郭松龄夫妇被就地枪决。
喜欢读书的顾秋水，虽因无人指点读得非常杂乱，但基本上还能分辨是非。他景仰这位参加过同盟会和五四运动，投身辛亥革命又为振兴东北军出过大力，倡办讲武堂以提高东北军素质的郭松龄；不胜惋惜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军阀专政，主张消灭军阀混战，寻找民主政治途径的一场梦就这样破灭了。他依靠张家旧军队来实现这个梦想的路子，不是玩笑又是什么？
早就怀有篡权野心的总参谋长杨宇霆，一直把郭松龄视为篡权阻力，在郭松龄夫妇被捕后生怕情况有变，不等将他们夫妇押送沈阳听候张学良处置，立即下令就地枪决。不管郭松龄夫妇信奉什么政治主张，与所有为理想献身的人一样，死得很是英勇。他们没有高呼什么口号，那无声的从容，是一个军人最为倾心的视死如归。
行刑时，顾秋水与他们相距不过十米，他看见拿过燕京大学毕业文凭的郭夫人，中弹后拼却最后一点力气，爬到郭松龄身旁牵住他的手，咽下最后一口气，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他也以为，这一乎叛事件，随着郭夫人咽下的最后这口气落下了帷幕。
没想到郭夫人在流尽最后一滴血，人人以为她的生命已然了结之后，突然又翻过身来，将面孔朝向天空。
在军阀队伍里当兵的顾秋水，难免不沾上兵痞的习性，面对此情此景，头一次思考一个兵痞不大会考的问题：是什么力量使一个生命已然了结的女人，又翻过身来将面孔朝向天空？顾秋水还得知，在乎叛的庆功宴上，张学良和所有赴宴的老将们一一碰杯，对他们在这一场兵戎相见的叛乱中对张家军的支持表示安抚和感谢，却越过在这次子叛中立了大功，正向他举杯的杨宇霆，既没有给杨宇霆敬酒，也没有喝杨宇霆的敬酒。郭松龄迫走滦州、起兵倒戈，不能不说事出有因。这个得宠于张作霖，实行军阀专政、吞蚀军饷、贻误战机、图谋不轨、腐败军风的杨宇霆，可能是个关键。
杨宇霆的那杯酒，无颜回旋地停滞在半空。沉醉在乎叛功绩中的杨宇霆，却没有嗅到那杯里的酒香顷刻之间发出了血腥。
对叛将郭松龄，张学良一直难于以仇相向，反倒因失去这一员与他共创新式军队的爱将耿耿于怀。他保住了起兵倒戈的所余将土，正是这些人，在东北军进关后以及在西安事变中，成为他依靠的骨干。
这小小的广杯酒，预示了差不多四年后，即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一日，杨字霆将被张学良处决的前景。处决这个上将军张作霖的重臣，文章做在“篡权”，此外没有透露更为详细的缘由。只有张学良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也可以说他是死在郭松龄的手中”，让人们想起四年前，郭松龄被“就地枪决”的往事。同样，这小小的一杯酒，性格即命运地预示了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的悲剧结局。郭松龄夫妇被就地枪决后，顾秋水独自来到冰天雪地的拒流河旁，举头向天，号啕一场，虽然他也说不清他号啕的是什么。
健忘是人类一个令人伤感的弱点，到二十世纪，更发展到不堪言说的地步。而顾秋水直到晚年，还清晰记得这个生命已然了结的女人，突然翻过身来，将面孔朝向天空的情景。
回想起一生见识过的三教九流，这个女人的死才真正让他钦佩。难怪戎马倥偬的他，对没经过流血洗礼、没见过人头落地的胡秉宸嗤之以鼻。
他和胡秉宸曾有一面之缘。
那一次会面很不投契。胡秉宸几乎没有平视一个男人或与人成为知心的记录，这并不完全与他长年的地下生涯有关。与历史关系久如胥德章者，二人之间也不过是“见面只说三分话，未可轻抛一片心”。不像吴为，因为轻信，无数次被人欺骗，但也正是如此，反倒落下几个无心不可交的朋友。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短短一天里，兜着圈子，回首他们在二十世纪的一些经历。毕竟他们都老了，人一老，就难逃怀旧的情结。
即使二十世纪的同龄人，又有多少能像他们那样，记得，并参与过那个世纪的一些大事？
特别胡秉宸，还有一部巨著正在撰写，他需要丰富，核对，验证。
他们发现，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头和地点，他们差不多总是擦肩而过。比如在抗战初期的武汉，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延安，四十年代的重庆、天津等地，如两条交叉线，而不是平行线。
只是在谈到东北军的覆灭和张学良将军的时候，才算有了一个契合点——
“……西安事变时，我们在西安押着蒋介石的一百多架飞机，南京的政府大员也都在西安，如果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就可以用这些为条件进行谈判，不放张学良就杀掉这些人质。南京方面即使来轰炸也无法下手，它的政府等于全在西安……可是王以哲这些人却主张放了蒋介石。”
“王以哲的主张也许和我们党当时的政策有关……不是我们不想杀蒋介石，可他那时还有那时的用处，至少可以镇住各方军阀，如果把他杀了就会天下大乱，对抗战、对我们党反而不利，那时我们只剩下三万多人……”胡秉宸如是说。
“不过当时东北军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有人在国民党西安党部地下室的保险箱里发现了一个文件，从文件上看，国民党似乎用六十万块钱，收买了王以哲、何柱国，所以他们出卖了东北军，力主释放蒋介石，释放扣押在西安的南京政府要员，还有那一…百多架飞机。反对释放蒋介石的应得田、孙铭九这才会杀王以哲。后来又说那个文件是国民党做的一个扣儿，假的，应得田和孙铭九上了当。有个叫刘多权的，是王以哲的人，王以哲被杀以后，他带兵进西安城抓应得田和孙铭九，他们两个人得知这个消息，跑了。只抓到他们丰下的一个连长，披刘多权在王以哲前开了膛，祭奠王以哲。不过东北军当时五六个军自相残杀，那个文件也可能是有人造出来作为内江的借口，可是共产党不相信应得田也是真的。他后来的下场也很惨……抗战胜利和解放以后，我和他都有过接触……”
胡秉宸似乎事不关己地说：“你说的情况我不清楚，不过在一个动荡、多头政治势力争夺天下的局面下，什么事都会有人拿来做文章。再说相信不相信，现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