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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着一颗七上八下的心，我们大队人马都到了山下。我一眼看到杨洁，正在摊贩处买东西，一副“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样子，我在惑不解，难道她没见到扬扬？难道大家把她“瞒”过去了？我两条腿还是软的，走向她。她抬头对我咧嘴一笑，挥挥手说：“小孩子摔一跤，没什么关系，不要大惊小怪！”
我瞪大眼睛，半天，才问：
“他们去哪里了？”“包了一辆车，小戴陪同他去医院！”杨洁说。
“摔得怎样？”我提心吊胆地问。
“流了一点血吧！”杨洁轻描淡写。
此时，我已铁定杨洁并没弄清楚，扬扬这跤是怎么摔的。鑫涛见我神色不对，急忙过来安慰我：“还好还好，只是头摔破了，没什么要紧。现在，我们大家都去医院看看吧！”我们大队人马上了车，赶到山下的小卫生所，我一直都心魂不定。谁知道，到了卫生所，就看到扬扬头上包着纱布，从里面“走”出来了，一脸笑嘻嘻地说：
“没事没事！大家不要紧张，真的没事！”
我跑过去，又看他的手，又看他的脚，又看他的前胸后背，真是佛祖保佑，他除了头上的伤口以外，只有一些淤伤，而且，没有任何地方伤筋动骨。他挑着眉毛说：
“我只是摔晕了，等到乘上滑竿，人就醒了！滑竿抬到山下，我就怕我妈紧张，所以挥着手对我妈先喊了一声‘没事’，我妈以为我只是小小的滑了一下，哈哈？”
小伙子还笑呢！我差点连魂都吓飞了。大家看到扬扬有惊无险，人人都喊阿弥陀佛。小戴在一边擦着汗，连声抱歉，说照顾不周。杨洁一听，脸都涨红了，对小戴说：
“你还说抱歉，我才该说抱歉！昨天是我不争气，今天是我儿子不争气，给大家添麻烦，又扫了大家的兴！”
说到这儿。杨洁忽然抬头，对我们大吼了一句：
“两件事都要保密！如果传到北京，给我家大齐知道了，以后一定不许我们母子出来玩！”
大家异口同声，都称一定保密。（走笔至此，不得不向杨洁、大齐致歉。如今事过境迁，相信大齐不会再生气了。）
我们的峨眉之行，就被扬扬的一跤结束了。大家匆匆赶回成都。又送扬扬去大医院检查疗伤。伤口缝了两针，身上确无大碍。我惊魂甫定，看扬扬头上裹着纱布，带着一脸歉然的微笑，自始至终，没叫过一个痛字。不禁对他又心痛又怜爱。当晚，我就把他收为我的“干儿子”。这，也是我大陆行中，一个意外的收获。
第二十三章 寻根与茶馆
我在成都一共停留了一星期。这一星期中，我去了青城、峨眉、乐山，我也去了市区的杜甫草堂、武候祠……等名胜。我还找寻过我童年的住处——署袜街，布袋巷。
来大陆前，我就问清楚了，我四岁以前的“家”，在成都一条名叫“暑袜街”的“布袋巷”中。署袜街，布袋巷，好乡土的街名巷名。我一到成都，就问大家，知不知道这条街这条巷？谁知一问之下，布袋巷虽然没有了，暑袜街却依然存在，连这土土的名字，都没有改！
我脑海中，就为署袜街勾出了一幅图画。古老的石板小路，路两旁老式的四合院，院中有合抱的大槐树，枝桠伸出了有小花窗的矮墙。每户人家，都有两扇油漆斑驳的红门，门上嵌着褪色的铜门环。当然，这条街一定在郊外某处，因为，街的旁边，应该是大片大片的油菜田。
于是，有一个下午，我们驱车到了署袜街！
真让我大吃一惊。这条街居然在成都闹区，是条又宽又阔的交通干道。街上车水马龙，好不热闹。来往行人如织，脚踏车穿梭不断。街边的建筑，都是楼房，至于斑驳的红漆大门，窄窄的石板小路……都在我梦魂深处，如今是无迹可寻了。找不着旧时庭院，我又想去找我笔下的“茶馆”。
四川除了“滑竿”这项特产外，还有一项特产，就是“茶馆”。在我的小说《几度夕阳红》中，我曾描写过这些茶馆。事实上，我对茶馆的了解，也是从朋友处听来的，一知半解，再加上想象力，笔下的茶馆，非常诗意。后来拍成电视剧，在水边搭出一座茶馆，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水中，就更加诗意了。现在到了成都，茶馆当然不能不去。陈主任听说我要去茶馆，又特别安排了一番。他说：
“茶馆里有许多民俗表演，现在都成为绝技了，因为年轻的一代不肯学。所以，这些表演的人，已轻易不出场表演，你要去茶馆，我们一定要请这些演艺人员，为你特别出来表演一场！”结果，那晚，我们一伙人到了“茶馆”一看，与我想象中的茶馆，或是笔下的茶馆，以至于电视剧《几度夕阳红》中的茶馆，都完全不一样。这家茶馆在一个闹区的小巷子里，像一座学校的大礼堂，但已十分陈旧。里面早已坐满了人，原来都是听说要表演，全部“老客人”都来了，座中白发苍苍的不在少数。大厅前面有舞台。座位是长板凳，板凳前有简单的木桌，桌上有茶碗茶碟。
我们进去才发现，最前面两排的位子，全为我们面空着。有李培根先生和女作家何洁，特别来陪伴我，真是不好意思。我们才坐定，就有一位短小精干的瘦削老头，前来为我们“冲茶”。何洁坐在我身边，对我解释说：“这冲茶也是一项绝技了，老师傅可以干净利落地把一叠茶杯茶碟，一字摔开，然后茶壶老远地对着茶杯注入，滴水不泼！这位冲茶师傅，也很久没有出来冲过茶了，今晚，特别来表演给你看！”说着说着，那位老师傅已经拿起一大叠茶碟（以前的茶碟大约是磁的，现在已改成铝制），扬起手来，就这么一摔，按理说，这些茶碟会整齐的一字排开。但，不知怎的，老师傅似乎有些紧张，茶碟乒乒乓乓地摔下来，滚了满桌子。老师傅不服气，抓起茶碟，再表演一次，又摔了满桌子。老师傅更不服气，抓起一大把茶碟左摔右摔，怎么摔都摔不好，他叽哩咕噜，开始抱怨茶碟太轻，太不合手。女作家何洁在我耳边悄悄说：“昨天晚上，我们就通知他，要他来表演。他一听说是表演给台湾同胞看，紧张得一夜失眠，所以今天表演失常！”
原来如此。在何洁解释的时候，老师傅总算把茶碟弄妥当了。就开始“冲茶”，谁知这“冲茶”也不太顺利，水花溅得到处都是，茶杯盖也盖得不利落，老师傅当然更不服气，茶水全倒掉，又重来一遍！就在老师傅左摔杯右冲茶的当儿，表演节目开始了。实在让人意外，也实在太精采了。有乐器演奏、有正宗川剧，有地道的“莲花落”，有独角的讽刺剧，有“道情”——水漫金山（一人饰四角，有男有女），最难得的是“金钱板”，表演的老先生年事已高，听说身体也不太好，早已退休，今晚破例出场，博得满堂喝采。表演“断桥”之后，又应观众要求，再唱了一段，全场气氛，越来越热烈，座中掌声不断，喝采声此起彼落。我放眼看去，座中的“老客人”都如醉如痴，而茶馆外面，还挤了无数的年轻人，也在作“场外观”。
这场热烈而精彩的表演，足足表演了两个半小时。表演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杨洁又吼又叫的喝彩，最后技痒难熬，又在我们这“疯疯癫癫旅游团”的怂恿下，居然跳上台去，表演了一段“京戏”，赢得全场掌声。可见，我们“热烈”及“忘我”的程度了！所有节目结束后，夜色已深，可是，演员们的情绪十分高涨。他们把我围在中间，要求我签名与合照。我看了这么精彩的一演，像是一场盛宴。当然乐意和大家合影留念。知这样一来，茶馆外围观的群众忽然一拥而入。刹那间，我就被围困了。无数的纪念册、笔记本、小纸片……都往我面前送，要求我签名。还有很多人拿了我的小说来，我被挤得东倒西歪，签名都无法签。可是，我仍然握着笔，愿意为每一个人签名。我飞快地签，纸条却越来越多……就在此时。我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大吼：
“够了！到此为止！不能再签名了！”
我抬头一看，杨洁又像那天在北京机场一样，用她那两只又长又壮的手臂，把人群往两边“拨开”，她就这样一面拨，一面杀入重围。我知道她又来要“捉”我了，赶快低头再多签几个名。一个“琼”字才写了下来，胳膊已被杨洁一把抓住，只听到她大叫着：“说不能签了，你怎么还签！快走快走！”
要不走也不行呀，杨洁握着我的胳臂像一把铁钳，我简直没有动弹的余地。我就这样被她一路拖出茶馆，李惠及黄福扬又把人群左右拦住。好不容易，我上了车。好不容易，车子才开动了。“哇！杨洁一上车就对我一凶。”“你怎么学不会对人家说‘不’字！”我无奈地笑了笑。不是学不会说不字，是不忍心说不字。今晚，能和我在成都的茶馆中一聚，不论是谁，总有缘。过了今晚，谁知道，再相逢是何年何月？我想起青城山上，有人大把大把地卖牡丹花，显然，这是牡丹盛开的季节，但是，“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
第二十四章 勋姨
远在北京的时候，我的舅舅袁行云就告诉我说：
“你的勋姨在成都！”勋姨在成都！所以，成都之行，不止寻根，不止旅游，还有“探亲！”勋姨。在我小的时候，因为母系的亲戚人数众多，我总是闹不清楚，这是那位姨妈，那又是那个舅舅。据说，我两三岁时，只要看到女士，一律喊“阿姨”，看到男士，一律喊“舅舅”。可见，我的阿姨和舅舅，实在不少。十一岁来了台湾，我对大陆的舅舅姨妈，印象都渐渐淡了，唯独对于勋姨，印象深刻。在这儿，必须提起一段往事。
抗战胜利那年，我七岁。和父母一家辗转从湖南逃难到四川重庆，全家人都只剩下了身上的衣服，说有多狼狈就有多狼狈。虽然胜利了，我们却连栖身之处都没有。此时，我的勋姨和姨夫，刚在四川乡间，办了一所私立中学——泸南中学。勋姨就力邀我母亲去泸南中学教书，母亲立刻应允，于是，我们三个稚龄的孩子（那时小妹尚未出生，我的小妹妹就是生在泸南中学的，是我勋姨亲自接生），就跟着母亲，去住在泸南中学，父亲另有聘约，去李庄教书。
记忆中的泸南中学，是很有趣的。这学校由一幢大庙改建，教室里还有许多菩萨。我们住的房间，是以前和尚们的住处，简单极了。学校里的学生，都是乡间孩子，往往十八、九岁，才“被说服”，来念初中一年级，一班学生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参差不齐。
我那时已稍解人事，逃难时的惨状一一在目（我的《不曾失落的日子》一书中，曾详述我的童年）。到了泸南中学，我真快乐极了。那段日子里，我初次接触唐诗，跟着母亲的那些学生，一起背“慈乌夜啼”和“梁上双燕”。我第一次开始养蚕，会为了蚕宝宝的死亡而哭泣，为它们的成长而雀跃。在大雨滂沱的日子里，为了蚕儿的桑叶，奔走好几里去采桑叶。我开始交朋友，和学校里的学生、表妹，其他老师的孩子们一起放风筝。勋姨那时才二十几岁，是活泼外问的。印象中的她，总是匆匆忙忙的，有用不完的精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