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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逞能走缺口，我们还是走大门吧！你瞧，人家都摔了！”“人家摔！我不会摔！”我父亲居然“神勇”起来了。“你看我一路不是挑得好好的吗？”
“是啊！”瞿伯伯在一边接口：“你尽管走缺口，有我呢，我帮你念经！”于是，我父亲就大踏步的跨上缺口，瞿伯伯大声的念经，说时迟那时快，扁担的两头摇晃得像个疯狂的钟摆，只听到一声啷啷啷的巨响，父亲已倒在破砖残瓦中。我们真吓坏了，都扑过去扶父亲，他哎唷唷的爬了起来，居然没有摔伤，只是我们惟一的那个饭锅，已破成两半，碗啊筷啊的碎了满地。瞿伯伯在旁边惊魂甫定的拍着胸口：
“你瞧！幸好我帮你念金刚经，全身都没伤着，否则，不摔断一条腿才怪！”那晚，我最后的记忆，是母亲用半片锅炒菜给我们吃，我们用半片碗盛饭吃。
第二十二章 捡柴
碗盘都摔碎之后，对父亲而言，倒是减轻了一项大负担，他不需要再挑担了。我们把行李化整为零，每人——包括我，背上背一个小包袱，其余的剩下东西，扎一个大包裹，挂在父亲的脖子上。（父亲的背上，常常要背我小弟弟，所以只好挂在脖子上。）
这样的行程，既慢又苦，对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常常要我们孩子们去捡柴。这真是一件十分艰难而又痛苦的事——至少对我这样一个六岁大的女孩而言。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往往找到了又抢不过别的大孩子，即使捡到了也常被男孩子们抢了去。我在捡柴的任务中，屡屡败北。
但是我知道，我非捡到柴不可，否则就煮不了饭！没有饭，大家就得挨饿，所以我常常拚命地去完成任务！
记得有一天，经过了一个锯木厂，父母叫我去捡废材和木屑，但是也有很多别的孩子也在抢那些废材。我实在捡不到柴，正在着急，却发现一堆劈得好好的木柴，不管三七廿一就拿。但拿不了多少，就被人逮住了。那人很生气、很凶，问我为什么要偷他的木柴，我吓坏了，却不肯把柴还给他，那人看我可怜，动了恻隐之心，他说：
“只要你唱一个歌，跳一个舞给我看，就把这些柴送给你。”我全身都没有音乐细胞，也没有跳舞的细胞，但是我还是一面跳舞，一面唱歌：
“弟弟疲倦了，眼睛小，
眼睛小，要睡觉……”
这是我童年中惟一会唱的歌，我一面唱，一面忍住泪。
我在前面的故事里曾经提到过一面小锦旗，当初为了要那可爱的小锦旗，我记得也曾在我父亲的同事们面前唱歌、唱的也是这首歌。不过那时候，唱得很高兴，唱完了大家鼓掌，我真快乐。唱完后，得到那面锦旗，更是乐不可支。
尽管唱的是同一首歌，我这次的感受可真难过极了。唱的时候，又想起了那面失去的小锦旗，和失去的欢笑，唱着唱着，终于唱哭了。哭得那个人也不忍心再逗我，才放了我！
这小小的故事，在我的童年中，印象极为深刻。我曾经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题名叫《舞》，就是写这段遭遇和心情。
第二十三章 一个猪头大家啃
捡柴是孩子们的事，找食物可是大人们的工作，事实上，兵荒马乱的时候，这可真是难如登天的工作，我父亲和瞿伯伯总是分头去找，找到什么吃什么。
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十分荒凉的小村，大部分人家已弃屋他去，留下两、三户人家，也是门窗紧闭，给我的印象仿佛到了一个鬼村。
父亲和瞿伯伯把两家妻小安置在一个破烂的土地庙里，就分头去找吃的。那时候，天昏地暗，他们又没有什么手电筒，点了“火炬”，眼看着他们的火炬愈离愈远，真是担心极了，恐怖极了。不知等了多久，好像等了一辈子似的，总算瞿伯伯回来了，火炬已熄，大家听到叹息声，心中都知道他已徒劳往返。
大家既担心我父亲，却又把希望寄托在我父亲身上，瞿伯伯又开始一个劲儿的念经，什么大悲咒、金刚经，一遍又一遍，没完没停，如果那些经声真能充饥的话，足以撑死我们这一群人！在瞿伯伯的经声中，在焦急的期待中，我父亲翩然出现了，看他那副兴奋昂扬的样子，就知道他大有收获。
父亲抱回了一个大大大大的猪头！
记得我从小就会念一首儿歌：
巴巴掌，油馅饼，
你卖胭脂，我卖粉，
卖到卢州蚀了本，买个猪头大家啃，
啃不动，丢在河里兵兵硬！
那个猪头可真不容易啃，（等不及煮得很烂啊！）但大伙儿怎舍得把它丢在河里，大家还是啃得津津有味，在我的印象里，至少那锅汤是鲜美极了！我一生中很少尝到这样鲜美的汤！大家始终不知道父亲怎样弄来那个猪头，至少他的功劳大极了！但是瞿伯伯认为是他念经念来的！
瞿伯伯真是一个大大的好人，既幽默又风趣，但信佛可一点儿也不含糊，他相信虔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例如：他有一个十岁大的女儿，患了牙痛，腮帮子肿得红红的，痛苦不堪，瞿伯伯发现了，把女儿叫过来，很有信心，也很有权威地说：“牙痛？！没关系，我替你念经！”
他在她腮帮子上画了符就大声念起来，念了半天，问他的女儿说：“不痛了吧？”问得很有信心，很有权威。
我眼见他女儿痛得龇牙咧嘴，腮帮子肿得愈高了，她还是含着泪，喃喃地说：“好点了，好点了！”
瞿伯伯这下子可乐了，笑着说：“我说嘛，只要存心念经，什么都可以解决！”
第二十四章 强盗与县长
我们在贵州的流浪生涯中，一直有瞿伯伯作伴，使我们此行中，多了许多乐趣。在这段行程里，偶尔我们也会搭上一辆木炭汽车，我前面所记载，我曾摔下车子把鼻子上摔了一个大伤口，就在贵州境内。“现在回想，我居然没有摔死，可能和瞿伯伯念经有关。”但，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步行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小镇，宿在一个民家，饭后大家聊天，那民家的人问我们第二天要去那儿，父亲说计划翻过一个山到另一个叫“剑河”的小县城去。
那家人说：“山上有土匪，翻山很危险呢！”
父亲问：“我们都是难民，逃难逃得那么惨，身无分文，还有什么可抢的！”那家人说：“其实有些难民把金子、首饰缝在破棉袄里，不一定都是一贫如洗的！”
瞿伯伯除了念经外，最爱说笑话，他说：“对，对，对！别看我们这些打满补丁的破棉袄，里面可真缝了不少宝贝呢！”“那么说，你们明天可要小心，别翻那座山了！”
“强盗有什么可怕的！”瞿伯伯说，“我念经就把他们念跑了！”第二天，我们还是决定翻那座山，反正我们什么也没有，有什么可怕呢！更何况瞿伯伯会念经！
那座山真的十分荒凉，十分可怕，一上山就觉得不对劲，在草长及膝的小径中行走，真不是滋味。使我想起遍是荆棘的“大风坳”。瞿伯伯一路上很认真的念经，又是大悲咒，又是金刚经，愈念愈大声。突然，听到一声吃喝，草丛中跳出了五、六个彪形大汉，不用说，瞿伯伯念经没有把强盗念掉，他们在等着我们呢！（事后我们猜想，头一晚我们大概就投宿在强盗窝里。）
他们非但把各人的包囊抢去，连每人身上打满补钉的破棉袄也被逼脱下来抢了去。
等他们呼啸而去，每人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山风中发抖。
瞿伯伯说，假使不是念经，强盗不会让我们留下单衣穿，也许还会把我们统统杀了！
所以，他又念起经来了，不过，在念经声中，夹杂不少愤怒的“不平之鸣”，他倒不是骂那些心狠手辣的强盗，他骂的是“剑河”县的县长，怎可容许在他县境里有强盗出现！
“等我们到了县城，我要到县政府去控告县长渎职！”他十分生气地说，并且意志十分坚决。“到了省城，我还要到省政府去告，到了四川，我还要到中央政府里去告！”
眼前的问题是：天渐入晚，大家又十分寒冷，绝对翻不完这个山，于是在山上捡了树枝，生了火，大家围坐一圈，度过了又恐怖又寒冷的一晚。
第二天太阳出来后，大家赶着下山，到了剑河。
瞿伯伯真的怒气冲冲地找到县政府，告了县长一状。
县长接见了我们，瞿伯伯声色俱厉的责备了县长一顿，说他失职，更可恶的是：在他这样努力念经的情形下，那批强盗居然还敢出现！如果县长不处理这件案子，他要到省政府去告状。这位忠厚的县长，一再道歉，一再安抚，一面招呼我们吃饱，一面又去找来些衣服，又去找了一幢旧房子，把我们安顿下来。这样瞿伯伯的怒气，总算又消了一点。
县长真的去追捕那批强盗，但捉了好久，也没有捉到强盗。那时候，我们可真正的一贫如洗，又不能一辈子靠县长接济，总得设法活下去。天无绝人之路，瞿伯伯说，我们得想办法。
在抗战时期，话剧是很流行的，也着实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剧作家和演员。瞿伯伯说，人家爱看戏，我们就演戏给他们看。他居然异想天开地计划演话剧了，而且，他“居然”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我保守的父母，大家热烈地赞成。
第二十五章 《红薯熟了！》
好戏开锣了！“舞台”在一条街口搭起来了，我不知道舞台是怎么搭起来的，也许本来就有这么一个舞台，抗战时代的后方，话剧是人人入迷的娱乐。男主角是我爸爸，女主角是我妈妈。
瞿伯伯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他是制作人、前台经理、后台经理、布景、道具、效果、配音、服装、灯光，总之，一切的一切，由他一手包办。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是编剧，兼导演！
现在回想起来，瞿伯伯真的颇有一些戏剧天才。这出话剧，实在“极具水准”呢！
大人们忙于演戏，孩子们可就乐极了。戏开演前，没有人管我们，我们大可尽情的玩乐，戏开演，更乐，看自己父母在台上演戏，那是多么光彩，多么过瘾的事。
我一直是最忠实的观众，他们演出几场，我看几场，看得我把台词都记得滚瓜烂熟。
我记得那出戏叫做《红薯熟了》。
故事讲一个小家庭，丈夫要出征，与妻子话别，妻子依依不舍，对丈夫说我正在煮红薯，等红薯熟了，吃了红薯再走。窗外征集的号角响了——瞿伯伯的配音。
丈夫虽然很焦虑，但还是与妻子滔滔不断的互诉衷情。
婴儿的哭声传来（当然是瞿伯伯的配音），妻子进去哄孩子。孩子哄睡了，妻子又出来情话绵绵。
号角又响了，妻子说我进去看看红薯熟了没有，等了一会出来，说：“红薯还没有熟，但是快熟了！”
号角又响了！一会儿孩子又哭了，妻子焦躁地进进出出，但红薯一直没有煮烂。征集号角更响更急了！出征的丈夫，实在不忍心再待下去，不忍面对离别的场面，等妻子再进厨房的时候，越窗而去。妻子手里捧着一盘滚烫的红薯上场，嘴中说：“红薯熟了！红薯熟了！”但是发现已经人去楼空，泪满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