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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路上还是能够听到背后的议论，说江有礼葬送了全厂职工的大好机遇。一天，他给金丽琴打了个电话，约定了一起吊嗓子的时间。然后他打开柜子找出猎枪，骑上摩托车到滨海地带的芦苇荡里去打野鸭子。
芦苇荡里他意外地遇到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廖得宽。廖得宽举着猎枪告诉他说，托马斯·刘等了十几天，仍然不见江有礼官复原职，觉得没了对手，就到越南去了。
江有礼笑了笑。
廖得宽又问他为什么没有参加第二届全国京剧票友大奖赛。
江有礼又笑了笑，不说话。
廖得宽见他笑而不答，又说：“我还是想把大中华玻璃纤维厂那片地皮给开发了，建成万柳村别墅小区。这真是最后一座工厂啊。”
江有礼朝着芦苇荡深处走去。远天干干净净的，一只野鸭子也没有。他突然想唱几句，就站住了。
曹孟德领人马八十三万，擅敢夺东吴郡吞并江南。
周都督虽年少颇具肝胆，命山人借东风暗地成全……
正是言派老生的拿手好戏——《卧龙吊孝》。
他转过身去，大声对廖得宽喊道：“有朝一日我要是当了老板，一定要聘托马斯·刘当厂长，我非要看一看他究竟怎样管理企业！”
1997年4月12日写于七级堂
原载《当代》1997年第4期
“失败”的启示
封秋昌
读完肖克凡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最后一座工厂》，我想到了谈歌的《大厂》。同样是写大中型企业的困境和为走出困境的挣扎，但《最后一座工厂》与《大厂》等同类题材的作品有所不同。在《大厂》中，厂长吕建国在疲于应付的挣扎中，终于迎来了“转机”；而《最后一座工厂》中的新任厂长江有礼则被免职，他的生产自救活动以失败而告终，大中华玻璃纤维厂已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在《大厂》中，作家对置身困境中的吕建国们的苦衷和某些委曲求全，在感情层面上给予了更多的同情、理解、体谅；肖克凡则更多了一些理性的剖示，因而在对厂长江有礼、党委书记谢声远的描写中，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并且在肯定中有所否定，在否定中又有所肯定。其中涉及到了人物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偶然与必然、现实的生存需要与保持国格、人格尊严的深层次矛盾。这些令人头痛的两难的矛盾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是江有礼无法回避的。江有礼上任后抓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组装助力车以开展生产自救；第二件事是与外商托马斯·刘合资将大中华玻璃纤维厂改建为石棉厂。结果表明，他们为此而做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拥有70年历史的大中华玻璃纤维厂依然未能摆脱“自生自灭”或被兼并的命运。因此，这座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失去了存活能力的老企业，就成了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最后一座工厂”。
这部中篇所写的，就是江有礼的这两次失败的前因后果。
表面看，似乎江有礼的这两次失败都带有偶然性。因为不论是组装助力车还是与外商合资建厂，都是在大功即将告成之际出人意料地发生了“逆转”，才使眼看到嘴的肥肉化为了泡影。其实，偶然中有其必然性。要说江有礼和谢声远，为了使厂子摆脱困境，真可谓达到了竭尽全力、公而忘私的地步。他们的所做所为，其出发点就是为了让闲置的机器重新转起来，让失去了劳动权利的工人们重新回到自己劳动的岗位上以便有生活的保障。尤其是谢声远，原是总公司的干部，老伴和女儿都有令人羡慕的工作和一份可观的收入，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他完全可以不当这个令人头痛的党委书记。但这个工人出身的谢声远，就因为不忍心让这座拥有70年历史的老企业“渐渐死去”，才愿意与江有礼一道来“奋力一拼”的。
其情可鉴，也着实令人感佩。但是，若想把良好的主观动机与相应的实际效果统一起来，还得看他们是怎样“奋力一拼”的。江有礼认为，如今当厂长全凭“小聪明”而不需要“大智慧”。他说小聪明的特点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不放空枪”。因此，江有礼心中的格言是：“天冷，加衣服；天热，多喝水；野鸭子飞起来，才开枪。”说白了，这样的经营方略，不过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火烧眉毛顾眼前而已。其实，谢声远深知大中华玻璃纤维厂的出路只能是“彻底转产”，但他就是不想或没能力在“彻底”上做文章，他的主导思想就是借助现有条件小打小闹现得利。
这就是他们对刘宝盈、陈遇的劝告与提醒充耳不闻，一心要组装助力车的心理动因。结果又怎样呢当他们费尽周折拉回价值20万元的零部件时，交管局禁止助力车在本市销售的决定已公开见报，致使他们不得不以16万元折价转让，白白赔了4万元。试想，治标不治本的经营思路，加上只有“生产意识”和市场、信息意识的淡薄，又怎么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取主动而如愿以偿呢其失败是必然的。
至于第二次合资谈判的破裂，情况稍为复杂一些。从某种意义上说，谈判的破裂，既是失败，也是胜利。说失败，合资建厂的愿望毕竟未能实现；说胜利，是因为江有礼在关键时刻能够坚持原则，从工人的身心健康出发，没有屈就对方而签约，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尊严，没有因为一个“穷”字而丧失国格、人格，表现出了一位中国厂长应有的骨气与风范。
谈判的焦点是关于除尘设备。生产石棉制品利润可观，但若无高效防护措施，散发出的“石棉尘”对人体有极大危害，工人大量吸进之后就会患上无法医治的职业病“石棉肺”。因此发达国家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就把石棉制品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生产。这位托马斯·刘将陈旧的设备伪装成90年代的先进设备，防护措施多处漏缺，露出马脚之后，说他在越南就是用这样的设备生产的。面对托马斯·刘的蛮横无理，江有礼正告他说：“不要以为中国很穷，就拿中国工人的命不当回事儿。只要我当这个厂长，你们就必须依法与我们合资，否则，你们还是到越南去吧”就这样，谈判以托马斯·刘的拂袖而去宣告破裂。
江有礼这样做有什么错吗我以为没有。可是，他被免职了，总公司经理倪德葵加给他的罪名是“气跑了外商”；工人们骂他“大傻×”、“逞英雄”、要“穷横”。是耶，非也可以暂切不论。然而，我们从中却分明看到了像倪德葵这样的领导，为了显示“政绩”以谋求高位，在引进外资上可以只要“数字”而全然不考虑后果；从工人们的骂声中流露出来的“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社会心态，又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它会不会给托马斯·刘之类的不法外商再一次提供可乘之机呢作家的忧患意识和作品的警示意义于此可见。
反观江有礼，在谈判的关键时刻虽有难能可贵的表现，但他毕竟看错了合作对象，致使他与托马斯·刘的合作是没有合作基础的“合作”；那么，谈判也就成了没有实际意义的谈判。而这样的合作与谈判，是注定要失败的。
问题在于，江有礼为什么“看错”了合作对象其一，组装助力车的失败，宣告了他靠小聪明所实施的自救方案是行不通的，这就使他乱了方寸，感到自己不是当厂长的料；而托马斯·刘的出现，又使他在无奈中看到了“希望”，心中生出一股“期待”和盲目的乐观，又觉得“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家雀”。其实，盲目乐观的江有礼已无计可施，他把救活大中华玻璃纤维厂的唯一希望寄托在托马斯·刘身上了。此时，在“合资”问题上，他已无力去选择对方，而只有被对方去选择自己了，对此，他是求之不得的。其二，正因为他“求之不得”，对托马斯·刘产生了盲目的信任感和依赖感。托马斯·刘在达成合资意向之前，不仅听过别人的介绍，还到厂里进行实地考察，而江有礼何曾想到要去考察一下、了解一下对方呢即便后来发生了疑问，也没有这样做。他是在对托马斯·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与人家达成合资意向并开始具体谈判的。知己而不知彼，蒙在鼓里和对方“合资”、“谈判”，这本身就很滑稽，又焉能识破对方的“庐山真面目”呢所幸的是，由于江有礼爱好京剧，长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潜在的文化心理和父亲患“石棉肺”刚刚去世显在的现实原因，又使他在关键时刻保持了一份儿清醒，没有屈就对方而签约，从而避免了一次“上当受骗”。
总之，这部中篇写了江有礼的两次失败并揭示了失败的原因，其中虽有客观原因，同时也证明了江有礼确乎不是“当厂长的料儿”。在他身上，固然有值得肯定的东西，也不乏良好的主观动机与愿望，但他尚未摆脱计划经济的拘囿，明明置身于市场竞争之中，却处处显出对市场规律的不了解、不熟悉、不适应；他只有小聪明，却没有一个现代企业家应该具备的现代意识、知识素养、眼光和气度，管理经验与决策能力。这样，就使他良好的愿望只能是愿望，而缺乏把愿望变为现实的能力。江有礼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厂长，他还不是一个在市场竞争中能够大放异彩的现代企业家。
那么，作家何以要浓墨重彩地去写江有礼的失败及其不无悲剧意味的结局呢？它是否想告诉人们：江有礼的路走不通，而意在呼唤真正的现代企业家的出现呢？
我想是这样。
最后的家园
蒋夫
用时下的眼光来看，肖克凡的《最后一座工厂》似可以归入被称为“现实主义回归”的那类作品，要说它自身还有什么特点的话，使人感受最深的就是一种对“家园”的无奈。
在我们看来，这最后一座工厂的命运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几十年前，公有制的确立使众多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许多工人把自己的国营工厂作为自己的依靠，“以厂为家”、“爱厂如家”、“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等观念深入人心。在计划经济时代，很少会有人预料到，有一天他们也可能会失去这个“家”。中国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社会全方位改革发展到今天，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中确实也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困难，许多国有企业面临亏损、职工被迫下岗便是其中一例。《最后一座工厂》在描绘这一情景时，表现得比较真实。
目前我们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像大中华玻璃纤维厂这样的企业所面临的严峻事实恰恰说明，不改革只能死亡。工厂的许多人包括江有礼在内，都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虽然他们心中明白，现在的改革是历史的必然，但在内心深处却仍然对计划经济时代“家园”的一些东西过于留恋，那里曾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虽然尚不富足，却有几分温馨，至少生老病死有人管。他们一方面希冀依靠改革来使自己尽快富足起来，但另一方面却缺乏对改革风险承担的意识。前任厂长贺允旺为了工厂的生计，将一些早已作废闲置无用的设备卖给乡镇企业。这个举措虽然使全厂职工得到了一些明显的实惠，但仍激起了众怒，在大家看来，“破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