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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哥！”胡柳两眼发楞地叫了一声，微微喘着气，接着又没头没脑地质问道：“你过几天就要溜到省城去么？把咱们这些鬼地脚忘得一干二净么？是有这个话么？”
周炳摸不清来意，憨头憨脑地反问道：“这句话是谁跟你讲的？”
胡柳低着头说：“是呀，是呀。没人跟我讲过。”一边说，一边走到周炳跟前，又把头抬了起来。胡杏走到门口，一只脚踩在门槛上，不知道该进去好，还是不进去好。这时候，胡柳又向周炳质问道：
“你不是说过，革命是为了给一些人报仇么？”
周炳点着头，没有说话。胡柳又问道：“是给区桃表姐报仇么？是给周金大哥哥报仇么？是给你们杨家舅舅的那个表哥报仇么？”
提起这些人的名字，周炳显然是激动了。他的眼睛直望着胡柳的眼睛，脸上露出那又执拗、又顽强的神气，声音高亢地说：
“那当然！那当然！要不，人还活着干什么？还不止呢！还有张太雷同志！还有省港大罢工时候的好伙计何锦成跟何大嫂，还有海员程仁跟程嫂子，还有工人赤卫队里面的真英雄孟才师傅跟大个子李恩，还有亲兄弟一般的铁匠杜发，还有你不认识的许多英雄好汉！这些人有魄力、有义气、有热肠、有才情，只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如今都长眠在红花冈上！”
胡柳听着、听着，眼泪就要滴出来。她尽力提高自己的嗓子，以便和周炳的语调相适应，说：
“你就光给省城的人报仇，不给乡下的人报仇么？”
没想到她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周炳不免打了一个楞怔。随后又镇静下来，满腔热情的问道：“阿柳，这又是谁给你讲的？”
胡柳使唤一种乡下姑娘的固执说：“这还用谁给我讲？我自己还瞧不出来么？咱一家人受了何不周多少欺负，你说过一句话么？阿娇受了那郭标多少欺负，你替她报过仇么？小杏子受了何五爷多少欺负，你也替她报过仇么？你就是瞧不起乡下人！”
周炳踉踉忙忙地替自己辩护道：“没有那么回事！咱们革命一成功，咱们一夺取了政权，你们的仇全都能报！”
胡柳再前进一步，她的刘海差不多碰着周炳的鼻尖。胡杏看见她的头往上一仰，就听见她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叫我参加赤卫队？我要革命！我不能革命么？——也不止我一个人！要五十有五十，要一百有一百；有男的，也有女的！你们不是怕人少么？你们不是怕人离开赤卫队么？你们怕什么？我入了赤卫队，我给你们带很多、很多人进来，要多少，有多少！你说好不好？”
周炳伸开两手，做出迎接的姿势，说：好极了！好极了！
欢迎你，欢迎你！”
这时候，胡柳望着周炳，觉着他是那么快活，那么宽阔，那么雄壮，仿佛革命成功，夺取政权，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他的头发发着光，他的脸上发着光，他的全身也发着光，那一屋子的太阳，都成了多余的东西。还有他那股子劲，叫人说不清有多大，也说不清是从哪儿来的，只觉着要是他愿意用双手把这个世界举起，他就能够把它举起来。那一边，周炳望着胡柳，觉着她今天勇敢极了，美丽极了。仿佛有一种什么流窜不定的东西，从她的眼睛往外喷射，从她的脸上、手上冒出来，从她说话的声音当中溅起来。这种东西使得她的全身长出一种她从前没有过的丰姿、仪态和力量。而在后面不远，胡杏望着他们两个，觉着他们彼此互相吸引着，越离越近了，粘在一块儿了。胡柳扑在周炳胸膛上，肩膀、脊背、腰肢都在颤抖着，也分不清是在哭，还是在笑。周炳那两条滚圆的胳膊轻轻地搂抱着她；周炳的脸歪着、挨着她的光亮漆黑的头发。胡杏把那一只踩在门槛上的脚收回去，决心退出房门之外。她的心是甜蜜蜜的。
二五 请命
三天之后，胡杏单独去找周炳。那时候，太阳刚刚出来，她手里拿了一本识字课本，头发在新生的阳光下面一跳一跳、一闪一闪的，一直闯进了那乡村教师的房间里。她直截了当地对周炳声明来意：她也要革命。周炳正在改作文卷子，从那歪三倒四的墨笔字中间抬起头来，漫不经心地说：
“你要革什么命？”
胡杏使唤很低很低的声音说：“革你们要革的那些命。”
周炳放下毛笔，把手一挥道：“用不着你来革，你乖乖地坐着，我们替你革。”
胡杏不好意思地翻着眼皮，嘎声问道：“为什么？我有什么不好？”
周炳敦起老师的款子说：“你有什么不好？好！你还是个小孩子……小孩子就……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胡杏扭歪嘴唇，抗声说道：“不，我不是个小孩子！”
周炳仍然坚持道“不，你就是个小孩子！”
于是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顶将起来：“不，我不是个小孩子！”“不，你就是个小孩子！”“我都说我不是的！”“我都说你就是的！”“不是，不是，偏不是！”“就是，就是，就是的！”一直到胡杏气得两眼都噙了泪水，周炳才有点失悔地不做声了。憋了一会儿，胡杏又说：“你跟区桃表姐上街游行，到沙面去打倒番鬼那阵子，难不成你们也是小孩子么？”周炳笑了。他笑得那么高傲，叫胡杏很不高兴。她咬着嘴唇，听那乡村教师说道：“我们那时候十八岁了。你今年几岁？”胡杏把头一歪，简短地说：“十六。”周炳说，“这不就对了！十八岁才算大人。”胡杏不服气地说：“不知又差了多少呢！”周炳不想再逆她的意，就把话岔开道：“坐下来吧！咱俩好好谈一谈：你怎么忽然想起要革命的呢？”胡杏在他的书桌了角落一张木椅上坐下了。她拿那双浅棕色的圆眼睛娇憨地把周炳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才作古正经地说道：
“炳哥，你不要生气。我是看见你十分为难，才说这句话的。——你为什么不跟家姐住在一道呢？照道理，你们应该相好，应该早就把事情办了的。可你怕区细和马有两个人，怕他们开小差！那有什么好怕的呢？他俩开了小差，我家姐跟我两个人补上。两个去，两个来，——不是一样的么？”
周炳摇摇头说：多你们两个，敢情好！他两个不走，不是更好么？你该知道，他们跟我是从小在南关混熟了的。省城起义的时候，咱们的枪口对着一个方向。——怎么能够轻易分手！”
胡杏把自己的衫角拉起来，放在嘴里咬了几下，就笑了笑道：“让我说一句不知深浅的话：你从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要游行就游行，要演戏就演戏，要北伐就北伐，要骂人就骂人；就是抄起家伙打仗，也说打就打！哪里见过这么粘粘糊糊，正所谓船头怕鬼，船尾怕贼的！”
周炳见她说得有道理，就点头承认道：“是呵，你说得不错。从前我是听党的指挥的。党说干，我就干起来！如今要我自己出主意，我怎么能出主意呢？叫人怎么不心忙意乱呢？”
胡杏跟着皮哩帕啦地，一口气到底地接上说：“炳哥，说起来就说吧！赤卫队里有人说，你稳是稳了，就是不冲。他们说你好像站在十字路口，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他们说只要你同意，咱赤卫队就是拿不下广州，也拿得下仙汾。左领右里的街坊呢，他们也说他们的。他们说，目前东家要是不借点粮出来，大家免不了是饿死；今年的租子要是不免了，明年大半也是个饿死。大家都说想何福荫堂借粮、免租，除非你去跟何家大少爷说一说。你救过他的命，你说话就灵。还有许多人说，只要你跟何家大少爷说说我的事儿，何家就会让我留在家里养病，不会催着要我回去。可是我家姐倒不赞成。她说不该把什么事儿都堆到你的头上。她说她打算上省城去跑一趟，找我们二姑、二姑爹求情去……”说到这里，她的话本来已经都说完了，可是她的鼻子、嘴还在嘘嘘地喘着气，好像还有什么要说似的。
周炳低头沉思地等了好大一会儿，没见她再说什么，就安慰她道：“你不用担心。有咱赤卫队在，他何家要不了你去！”这句话看来本是一句普通安慰的话儿，可是在胡杏听来，却发生了极大的力量。她知道周炳的为人，平素不轻易许什么愿，不过他一答应了什么，他是极其有口齿的，拼了命也不在乎的。当下她两只眼睛十分信赖地，静幽幽地望着那雄壮的青年人，柔顺地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周炳又说起话来。这回他不把胡杏当做小孩子了，把她当做大人了。他带着有点惭愧的感情说：“你所讲的都是真话。我真是那个样子：一会儿心红，一会儿虚弱。跟弟兄们打打闹闹，跟你家的人说说笑笑的时候，我是心红的，红得像一个烫斗一样，碰见什么，就能把什么烙得滋滋响；一回到这房间，一碰见林开泰、华大维、丁猷我那些好同事，我就虚弱起来了，我的心肝五脏都是空的，浑身是软不塌塌的，就像一团饭一样！……每逢见着金端、麦荣、冼鉴、冯斗、谭槟，我是心红的；可你哪里想得到，一离开他们，我就虚弱起来了！……每逢想到将来，想到革命成功，也许再远一点，想到共产主义那么一个天堂，我是心红的；可是一回到现在，一回到这座活地狱，我就又虚弱起来了！”
胡杏十分惊讶，使唤刚听得见的声音问道：“这是什么缘故？”
“这是什么缘故？”周炳自问自答道：“我也说不上来。这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稳觉，日想夜想，就是想的这个。看起来，我是把革命看得太容易了！在广州起义的头一天，我就想：那就是革命！那就是成功！所以我叫杜发去告诉你，让你拾掇拾掇，回家过年。我绝不是哄你的！我为什么要哄你呢？你也知道：我从来不哄谁！如今，我明白了，那不但不是什么成功，那才刚刚是个起首！说来说去，还是咱孟才师傅说的对：路还远着呢！看你，你如今也要革命了，你自己问问自己：你有那股韧劲儿么？你愿意干上一辈子，永远不后悔么？”
对于这么一个严厉的问题，胡杏并没有轻易回答。她一句话不说，夹起那本识字课本，缓缓地往家里走。回到家，也不跟任何人说话，背起一个竹筐子，就到田边、冲边摸田螺当天上午九点钟，周炳就打陆路徒步跑到广州去，在一家饭铺里故乱扒了几口饭，就到南海县衙门找着了教育局长何守仁。进了那又排场、又俗气、又豪华、又势利的会客室，周炳冷冷清清地坐着，待候了足足半个时辰。一个矮小、精明、全身雪白、还不到三十岁的官儿出来了。这个人尖脸宽额，鼻梁上搁着一副只做装饰用的金丝平光眼镜，全身上、下，穿着一套白麻帆直领文装，脚下穿着白麖皮鞋，走起路来脚跟不沾地，一见客人，就伸出一只手说：“坐，坐。别客气，别客气。”周炳本来坐着好好地，听他这么一咤呼，只得站了起来。就在这一瞬间，周炳突然觉着十分狼狈。他想：“坏了！该怎么称呼这个官儿呢？叫他何局长吧，似乎太生外了。叫他何君吧，又似乎太不客气了。叫他表姐夫吧，那又怎么叫得出口呢？”后来他还是冲口而出地叫了一声“大哥！”——算是跟着何守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