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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以前，在英美的宣传和政策声明中，除采用“避开即将降临的严厉惩罚”这一极为有效的论点之外，还加上了一些劝诱之辞，这种劝诱不可避免地促使意大利人抱有这样的希望，以为只要抛弃德国，他们就可免于再参与任何作战，甚至他们的战争罪责也可不予追究。例如，美国政府宣布过，从1942年10月19日起，意侨将不再象德国人和日本人那样被视为敌人；丘吉尔的一些广播演说则特别挑出墨索里尼，说：“只有一人”应对意大利可耻的、悲惨的参战负责，并且呼吁意大利的“王室、全国人民和军队”“对意大利的存亡和前途稍加关心”；美国和英国的宣传都决心不仅要在意大利人同德国之间，而且也要在意大利人民和他们的领袖之间打开一个缺口。同意大利的一些流亡分子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接触。法国沦陷后，英国人曾帮助上述流亡分子中的某些人逃到美国和拉丁美洲去，让他们在那里帮助建立“自由意大利”运动；后来，又帮助一些反法西斯分子横渡大西洋回来，以促进意大利内部的秘密反抗活动。对这些“自由意大利运动分子”并没有给予足以改善意大利战后地位的任何一种承认，可是有过的那种接触无疑有助于提高反法西斯分子的希望。
英美政府的对意政策，除受当前战争需要的影响外，也还受到两国政府对战后和平方案总的想法的影响，而在这一方面意大利人也觉得他们有理由可以找一些希望。不错，这些缔结和约的目标是有它们较为严峻的一面的。盟国明白宣布他们要根除法西斯主义和惩办战犯。罗斯福特别着重要惩办“首恶分子”及其死党，丘吉尔也不反对迫使意大利人交出法西斯头子，只要不因此而牺牲军事上利益。而且意大利也不能指望保有其在法西斯政权下征服的土地。到1943年时，埃塞俄比亚早已失掉了，而英美两国都已承认了阿尔巴尼亚独立的权利。然而，关于法西斯掌权以前意大利本来就有的那些殖民地，关于南蒂罗尔，关于的里雅斯特，则除艾登于1942年1月8日在下院发表过决不能再容许意大利统治昔兰尼加的塞努西的那句话以外，英美没有宣布过任何定论，而许多意大利人则希望（不管怎样不合理）能获得比最后强加给他们的较为有利的条件。
有关意大利国家前途的两个主要诺言是：第一，在意大利人抛弃了纳粹德国和本国的法西斯领导人之后，“重组后的意大利”可望在欧洲各国大家庭中占有一席受人尊重的地位；第二，他们“最后”将有机会“依照自由、平等的基本民主原则选择自己的政府”。这两项保证显然都是能够办得到的，也是不大会引起不切实际的希望的。可是，其他的一些诺言，虽然完全是出乎诚意的，但在当时比较容易引起误解，或者易于因后来事态发展而变得无法履行，而这些事态发展，也许可以说，是应该更清楚地预见到的。例如，1942年11月14日伯利的讲话就把解放描绘得实在太容易而且毫无痛苦，同时他关于美国无意把“惩罚性”的和平条件强加给意大利的主张，可能已经助长了意大利也许不必支付赔款或不必放弃的里雅斯特的幻想。1943年7月28日，罗斯福曾亲自着重指出各占领国决意要使西西里免于匮乏。当艾森豪威尔1943年7月29日的广播文告正在草拟时，美国三军参谋长建议这位将军在文告中应提出，如果意大利投降的话，将释放“好几十万”战俘。在丘吉尔对此表示反对之后，文告仅仅提出以拘留在突尼斯和西西里的战俘同被拘在意大利的盟军战俘相交换；而后来，停战条件却只是规定释放盟军战俘，根本不提交换。阿尔及尔盟军总部向意大利进行的宣传中许了过多的愿；占领军发行的流通券，背面印有“四大自由”，象征着盟方特别是美国人本来的良好意愿。
卡萨布兰卡宣言（主要是罗斯福的主意）要求意大利无条件投降。谈判的时机成熟时，艾森豪威尔认为提出一些体面的条件将会促使意大利人早一点退出战争，但是原先主张把意大利作为例外而从宽处理的丘吉尔，现在却一心一意要确保意大利的完全投降，以便盟国可以毫无拘束地放手进行下一战役。然而，他是第一个提出只要意大利人对德国人实行抵抗就应给以支持这一想法的，这一想法后来具体体现在英美对意大利人通过里斯本提出的合作建议的答复中。英美在这个答复中坚持必须无条件接受停战条件，同时规定，对于这些条件能否作有利于意大利的修改，须视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联合国家对德作战而定，意大利人凡是同德国人作战的，联合国家都将给予力所能及的一切支持。
第三节 停战协定的影响和盟国的军事行动（1943…1945年）
停战给盟军带来了一些好处，但决不是原来所期望的全部好处。他们得以占领南部意大利的许多地方，包括福贾的飞机场，还占领了科西嘉和撒丁；意大利舰队服从他们的命令开到了马耳他。另一方面，墨索里尼一垮台，德国人就开始准备他们的反措施，不出几天就控制了大半个半岛，并把墨索里尼从监狱里抢出来，使他成了傀儡共和国的首脑。八万盟军战俘大部分被运往德国，但有一万多人多亏意大利各阶层人们冒着生命危险给予帮助，得以越过敌人防线南撤。
起初，盟国认为德国人很有可能会放弃整个意大利中部，撤至守卫亚平宁山脉南麓的“比萨…里米尼线”，这些希望虽然终于化为泡影，却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约德尔确曾计划把一系列防线中最重要的一条部署在亚平宁山脉南麓，而希特勒本人也曾一度怀疑过是否能够不太冒险地防守住更多一些的意大利地方。甚至在凯塞林成功地利用意大利瓦解后的局势，暂时给德国人保住了罗马之后，这个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直到 11月间，当经过非洲战役的亲身教训，因而力主德军北撤的隆美尔被调往法国，他的部队被并入凯塞林的部队之后，这个问题才算解决。
9月30日，盟国部队开进了那不勒斯（已为本城公民所解放），但在那里被穿过卡西诺的德军坚固防线挡住了好几个月，而在亚得里亚海沿岸，他们的秋季攻势也只是使他们到达奥尔托纳，不能再北进。1944年1月22日，盟军在安齐奥登陆，但尽管如此，直到1944年5月间才攻破德军的“冬季防线”。他们于6月5日进入罗马，8月12日进入佛罗伦萨，但由于兵员弹药不足，不能在入冬以前突破亚平宁山脉进入波河流域和利古里亚。1945年4月，盟军再度出击，德国人终于在5月2日投降。
第四节 布林迪西政府成为参战友国
1943年9月出现的“解放了的意大利”是由国内最贫穷、最偏僻的地区组成的，因此它很难自助，要是当初解放是从北部开始的话，情况就会好得多。它给盟国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肮脏落后。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由他的首相巴多利奥元帅和他的三军参谋长陪同，在停战宣布后的那天一早就离开了罗马，逃往布林迪西（一译布林的西）。因此，签署停战协定的那个政府可以说仍然存在着。至于它能管辖到多远的地方，则是另一个问题。关于设立临时国都的问题，事先没有作出过安排。鉴于停战协定必须严守秘密，事前的确也很难作出什么安排。要不是国王和他的顾问们怕德国人挡住他们通向海岸的路的话，他们本来是要去撒丁岛的，而且不管怎么样，看来他们原是指望在一两星期内盟军为他们清除罗马市内的德国人之后立即就返回罗马的。随着这一前景的逐渐消失，他们不得不在几乎一切从头开始的基础上拼凑一个行政管理班子，以应付特别困难的局势。
盟国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这一个以国王和巴多利奥为首的政府，一开始就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不论在意大利国内或国外，对这两个人都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国王由于他默认法西斯主义达二十年之久，早已声望扫地。1922年10月法西斯“进军罗马”时，他怕引起流血事件，危及君主制，因而拒绝宣布戒严，而且任命了墨索里尼为首相；1925年，当反对党领袖们向他提出马泰奥蒂被谋害一案中法西斯罪责的证据时，他毫无作为。巴多利奥虽然不是一个积极活动的法西斯党徒，但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是个唯唯诺诺的人，左翼方面是把他算作“反动分子”的。
布林迪西政府在盟国方面的主要支持者是丘吉尔，他深信，对意大利来说，就象其他一些已解放的国家一样，立宪君主政体作为一支稳定局势的力量、一种保持正统延续性的东西、一个号召武装部队效忠的中心，是必不可少的；而任何一个由反对法西斯的各党领袖组成的政府（他把这些领袖说成是“一群年迈贪婪的政客”、“意大利政治残渣”），都将是软弱的、没有代表性的，只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内战或共产党独裁。艾森豪威尔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也希望利用国王对武装部队的权威（在突然下令把舰队驶往马耳他的情况下，这种权威也许真起了作用）；同时他们是准备承认任何非法西斯的政府的，只要在他们看来，这个政府能够执行投降和停战的条件，能与盟国合作，能维持足够良好的秩序以省却盟国自己来管理这个国家的麻烦。可是，在英国也好，在美国也好，自由派和左翼的意见则认为，支持布林迪西政府就象是重蹈同达尔朗做交易的覆辙，而且这个观点有一个雄辩的鼓吹者，即非常接近罗斯福总统的哈里·霍普金斯。罗斯福本人，虽然并不主张君主政体这一制度，却准备暂时容忍国王和巴多利奥，不过他希望尽可能快地由反法西斯各党派所能接受的政府去接替他们。
停战条件签署后采取的解决办法是给艾森豪威尔如下的指示，布林迪西政府如能对德宣战，应准其作为意大利政府、作为盟国方面的参战友国而行使其职权，但由盟国管制委员会加以指导和监督。意大利将保留其选择自己的民主政府形式的权利，但这必须要等到德国人最后被驱逐出意大利之后。使意大利成为参战友国的建议，是由丘吉尔在9月9日致罗斯福和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中首先提出的，接着在9月10日广播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联合文告，号召巴多利奥和意大利人民起来同英国人和美国人并肩作战，13日，一个以梅森·麦克法兰将军为首的盟国军事代表团到达了布林迪西。可是，给艾森豪威尔的指令迟至9月22日才发出，那时艾森豪威尔已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提出建议，极力主张接纳布林迪西政府为参战友国，而丘吉尔则已在下院作了一项声明，并已再次就此征求了罗斯福的意见。
然而，下一步不是意大利的宣战，而是9月29日艾森豪威尔和巴多利奥在马耳他一艘英国战列舰“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