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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这些物资和劳务是用来赢得战争的，因此任何一国也没有牺牲别国的利益而在财政上取得好处。”
美国给予联合王国的大约二百六十亿到二百七十亿美元的租借援助，以及按可以比较的价格估计为六十亿美元的逆租借援助，都从账目上一笔勾销了——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勾销。
紧接在1945年12月6日的联合声明后面的，是1946年3月27日签署的联合备忘录和九项“有关结算租借援助、互惠援助、战争剩余财产和权利”的协定。3月27日的九项“特别协定”关系到在赢得战争中没有消耗的物资。这些协定规定：联合王国负担的净债务据估计为六亿五千万美元，将按美国贷款的相同条件在五十年内付清。
这项六亿五千万美元的债务是由下列这几笔构成的： 项目美元（百万）
油管协定上联合王国净得的货物和双方迄今尚有争议的物资的结算额118美国政府在联合王国的剩余库存60
重行分配的石油储存90
保留在联合王国供民用的租借物资：非作战用的飞机以及在联合王国及其殖民地的固定设施中属于租借援助的部分382总计650
R·G·D·艾伦教授扼要地讲了九项特别协定的总的影响。他的结论是：（1）对于在战争中毁坏的或消耗的互助物资，并不承担财政义务；（2）总吨位为一百吨和一百吨以上的海军舰艇和商船可予以归还；（3）联合王国军队在对日作战胜利日掌握着的租借军火和其他供应品的所有权可由美国收回，尽管这种权利一般将不予行使（它们的财政价值也不予以结算）；（4）油管协定货物、“民用物资”、剩余库存物资、石油以及上列其他项目概由双方卖出和买进，结果联合王国负下六亿五千万美元的净债务。
这样，在1942年通过空前努力建立起来的，并在1944年达到顶峰的互助和资源共享的体制，于对日作战胜利日便在财政方面结束，到1945年12月31日在供应方面也结束了。对日战争胜利后的供应账目的清理方法在1946年3月得到了解决，这一篇章的结束是令人满意的，但奇怪的是很少令人注意。
加拿大在1913年几乎完全是一个农业国，到1944年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工业大国了。这时，它的国民收入有百分之八十来自工业。加拿大的工业生产指数从1939年上半年的一百升到1943年年底的二百七十五。
因此，加拿大既是英国和联合国家其他国家的谷仓，又是它们的兵工厂。从1943年9月到1945年9月这一时期，加拿大生产的军火有百分之五十七——总值为五十亿美元——是供互助的（主要供给联合王国），百分之二十九供给加拿大自己的作战部队，百分之十四供给美国。
这项非常重大的贡献所涉及的财政问题却是难于处理的。加拿大在战前，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对英镑区有出超，而对美国则有入超。在战前，出超是以可兑换的英镑偿付的：1940年由联合王国用黄金支付了二亿五千万美元，但是在英镑区的黄金和美元储备枯竭以后，黄金支付就无法继续下去了。结果，加拿大把军火卖给美国，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同财政部长于1941年3月20日所述的那样，加拿大政策的基本原则是“设法使联合王国在我国采购不至于因为缺乏加拿大元而受到妨碍”。这个政策也适用于英镑区的其余地方、苏联、中国、法国和希腊。
进一步提出的原则是：（1）不去造成无法收拾的国际战争债务，“这种债务曾严重地妨碍了加拿大从1914…1918年战争的影响中恢复过来”；（2）不去向美国要求租借援助。
在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过程中，加拿大采取了下列措施：（1）收回总值八亿加拿大元的加拿大证券（主要是政府和国营铁路的证券）。（2）早在1942年，加拿大政府就给予联合王国政府一笔七亿加拿大元的战时无息贷款。这笔贷款的收益是用来缩小加拿大的英镑差额的，而以前出于权宜之计，曾经容许把这些差额积累起来。联合王国政府同意用它在加拿大出售或变卖联合王国拥有的加拿大证券的收入来支付这笔贷款。（3）1943年间，加拿大偿付给联合王国二亿多加拿大元，这是联合王国在加拿大建造军需品工厂花掉的。这样，加拿大便取得了这些工厂的所有权。（4）加拿大根据1942年战时拨款（联合王国财政）法赠送给英国十亿加拿大元，这使联合王国的加拿大元收益可以用在英镑区的其他地方。
这样，在战争时期，到1943年3月31日为止，从下列各项中就提供了二十七亿加拿大元（约六亿英镑）： 项目加拿大元（百万）
（1）收回800
（2）贷款700
（3）工厂200
（4）赠予1；000
总计2；700
加拿大的互助协定自1943年9月1日生效，互助帐目的支出如下： 年份加拿大元（百万）其中给联合王国1943年…1944年772723
1944年…1945年932719
1945年…1946年767670
总计24712112
从1943年9月1日到1945年9月1日实行的互助制度，是根据加拿大1943年5月20日和1944年5月23日的两项法令（前者拨出十亿加拿大元，后者又拨出八亿加拿大元）以及1944年2月11日的互助协定。
协定规定用“作战物资”作为援助，而不是用现金，按照通例，这些作战物资不一定要归还给加拿大，但船只和救济用的物资除外。 加拿大并没有要求“逆”互助。 经与联合王国商定：联合王国收到的加拿大元——包括加拿大为了维持其海外部队所支付的费用、联合王国对加拿大的出口商品等，就其超出联合王国在加拿大的使团、办事处和其他日常需要的直接开支的总数的部分而论，将……由互助委员会用以支付提供给联合王国的作战物资的费用，从而把需要由互助基金来支付的物资供应保持在最少的限度。
这样，联合王国除了获得这笔十亿加拿大元的赠款和按照互助协定提供的价值二十一亿一千二百万加拿大元的作战物资外，从1943年4月1日到1946年3月31日，为军火、粮食和原料，包括其他英镑区的赤字（即三亿六千万加拿大元），支付了大约四十亿加拿大元的现金。
就整数而言，战争时期，英镑区对加拿大的赤字，超过七十三亿加拿大元（约十六亿四千万英镑），由下列几项予以弥补： 项目加拿大元（百万）
赠款和互助3；100
加拿大海外部队的费用2；200
出售证券和工厂1；000
出售黄金（400）和贷款（700）1；100
所以，经过几个月的磋商后，同美国的租借债务的结算才取得一个“非牟取暴利的”结论，而同加拿大的互助协定则从一开始就是“非牟取暴利的”，因为并没有设想任何“补偿”，而根据互助协定提供的物资，一般说来，也不要求归还给加拿大。
1946年3月6日缔结的协定仅仅规定联合王国付给加拿大一亿五千万加拿大元来结清两国政府间的所有战时债务。欠加拿大的那笔用于英联邦飞行计划的四亿二千五百万加拿大元的债务勾销了。两国政府商定在1951年1月1日前讨论关于七亿加拿大元贷款的利息问题以及任何当时未曾付清的贷款差额的偿还问题。
最后，作者向战时的财政部长伊尔斯利先生、财政部次长克拉克先生和加拿大银行行长格雷厄姆·托尔斯先生致谢，感谢他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始终表现的友好态度与同情谅解的精神。
戴维·韦利爵士
第六卷 战时中东
本书为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东的作品，它与行将问世的《国际事务概览》丛书战时编其他某些著作有所不同，论述的是一个特定地区的政治、经济事件和概貌。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的一体性发轫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在大约从1800年起到1945年的期间，由于该地区同欧洲各帝国主义的特殊关系而有所加强，迨飞机和视沙漠为通途的摩托车辆问世，于是横亘于“近”东与“中”东之间的叙利亚沙漠不再成为障碍，原有的划分也就消除，上述地缘政治的一体性乃益臻巩固。
本书探究的首要目的，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凡有提到历次战役之处，都只是为了提供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所需。从战后直至1950年5月25日英法发表关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和平与稳定的声明，乃至接踵而在次月爆发朝鲜战争为止的这段时间中，中东的权力交替更迭，作者拟另撰续编，加以探讨。
本书若干专门章节，承蒙各位特约作者惠赐鸿文，谨此申谢；有关权威人士，对于书中研究的事件，掌握着第一手的极为可靠的知识，笔者有幸得聆教益，并此谨致谢忱，碍于事关机密，未能一一道明。全书取舍编排以及有所议论之处，均由笔者负责。
乔治·柯克 1952年6月 本书主要引文均已获得许可，参考的著述于第一次提到时一律在注脚中详细注明书名、作者和出版者等。
0导言
中东在当前这个时代，早已不复是旧世界最文明、人口最多的地区了，然而它却在另一方面重新赢得了它古时的中心地位。1896年苏伊士运河通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环球航空线路开辟，从那时以来，在基督纪元的第二十世纪里，中东就成了世界上两个主要的人口和权力集中地区之间交往捷径的必由之路。这两个地区，一是印度、东南亚和远东；一是北大西洋两岸的北美和欧洲。它们是人类生活和行动在地理上的两极。主宰中东，就是握有使两极直接交往的孔道保持畅通无阻、予以封闭或迫使重新开放的权力；在一场除了原来的欧洲交战国之外、俄国、日本和美国终不免卷入的世界大战中，这样的权力乃是一笔头等重要的资产。
1940年夏，法国沦陷，意大利参战，中东战场的重要性陡增，并且从此以后始终是一个全局安危所系的战场，直至轴心国部队全部被驱出北非，而使战争从突尼斯经由西西里推回到欧洲大陆上。英国部队从敦刻尔克海滩撤退以后，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属地就成了轴心国唯一可以在陆上进攻英国的陆军、基地、盟国、委任统治地和属地的唯一出击场所（从意大利经海路前往为它占有的海外领土，纵使要同地中海的英国海上力量正面交锋，但比起进犯全民同仇敌忾、誓死保家卫国的不列颠岛来，毕竟还不是那么困难）。1940年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自然可以和1798年的拿破仑有同样的梦想，要把埃及当作一块跳板，借以从大陆欧洲由陆路进犯印度；1941年12月，日本参战，反共产国际公约的欧亚两洲签字国大有希望会师印度洋，以便征服象一大串花彩似地挂在印度洋沿岸的英联邦领土。
这些希望落空了，这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由于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此人就是温斯顿·丘吉尔。1940年9月5日，他宣布决定从英国给中东的英国陆军派遣强大的增援力量，这可以说是一项英勇的决策，堪与公元前211年罗马元老院在汉尼拔的大军兵临罗马城下之际，派遣罗马援军去西班牙的决策伦比；堪与公元622年罗马皇帝赫拉克利当波斯军队已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岸边扎营之后，亲率远征军从君士坦丁堡解缆启航，直捣波斯心脏的决策媲美。这决不是他偶一有之的英姿风发；尽管他的大胆决策立奏奇效，英军屡战屡捷，但是在这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