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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万的人仍然留在他们的村庄里，但是从前维持他们生活的土地，却由于与以色列划定的停战界线而同他们隔绝了。
据估计，在这个总数中，不到五分之一暂能自给或另有生活着落，而其余则全然无依无靠。难民当然要求重返家园和收回田产，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领导人却不敢告诉他们这只是痴心妄想。以色列必须对这批遭劫的人们归还其全部的家园和土地——这已经成了一项必须要顽固坚持的阿拉伯政治原则了（在这个问题上表示公开异议，对一个阿拉伯政治人物来说是会发生人身危险的，不管他私下会怎么说）；一些政治上不负责任的出谋划策者则鼓励难民坚持要求，寸步不让，并拒绝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于1950年初成立，代替了单纯的救济组织）让他们在适宜的阿拉伯国家土地上重新定居和再建家园的建议。阿拉伯各国政府本身（阿卜杜拉国玉的政府除外，由于他希冀巩固其已经扩大了的约旦王国）却都不大赞助这种重新定居的建议。1949年联合国经济调查团所建议的重新定居计划的费用，由于世界物价的上涨而增大，远远超过了联合国会员国自动捐款的总数。朝鲜战争产生了一个新的难民问题，在大多数国家的眼里较之现在的阿拉伯难民问题更为迫切。
1952年中，一个旅行者发现大多数的阿拉伯难民都处在极为悲惨、无人过问的环境中，靠着仅有的一点救济苟延残喘。
（2）以色列的经济问题
阿拉伯人特别抱怨的有一件事：阿拉伯人原有四百万到五百万英镑的款子存放在银行里，由于这些银行在巴勒斯坦分治时划归以色列控制，结果作为敌产被没收了。以色列政府一贯宣称，它将考虑发还这笔款子，并按照规定数目接纳一部分回乡的阿拉伯难民，或用其他方式作出贡献以改善这批难民的处境。但这必须成为与阿拉伯各国谈判总的和平解决方案——包括阿拉伯各国停止对以色列的经济抵制一的一个组成部分。诚然，以色列在物质上所能提供的东西是极为有限的，因为以色列取得独立和打败阿拉伯人所付的代价也并不小。除了以色列最强壮的男人的伤亡外，所耗费的金钱就达一亿英镑，平民财产的损失在一千万英镑以上。在阿拉伯各国方面，战争所造成的当前的物质损失比较起来还不象今后在民族心理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那么重大。犹太复国主义者搞垮英国委任统治的权力以及同阿拉伯人打仗，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移民自由。一旦以色列宣告了独立，以色列的大门就必须对移民敞开，让其无限制地流入，这在政治上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军事上无疑也是有利的。到1950年底，流入的人数已达五十万人，大约比在委任统治结束时巴勒斯但犹太人的人口又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在本一古里安的领导下，以色列进入了和平时期的生活；他不断表现出令人钦佩的精力和才略，并且充满了高度的信心。当时有一种倾向，人们都相信紧接着政治上智胜英国政府和军事上战胜阿拉伯人这两个奇迹之后，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也将会同样象奇迹般地得到解决。以色列的主要出口物是柑橘和钾碱，但缺乏足够的能源（特别是从伊拉克把从基尔库克油田通至海法炼油厂的输油管失掉后），也缺乏大多数重、轻工业部门所需要的主要原料以及人与牲畜所需要的基本粮食和饲料。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依靠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的超人的智慧和计谋，并得到世界犹太人在财政上的不断支援，才能从无到有搞起来。
1948年，即巴勒斯坦战争的那一年，通过犹太人联合会的呼吁，美国方面的私人捐献就有一亿五千万美元（1950年降至八千六百万美元）；1949年初，进出口银行给予以色列一亿美元的贷款，后来又增加了三千五百万美元。估计头三年中，作为赠予、贷款或投资，在美国为以色列募集的款就超过了四亿美元。在1939年前，移民“先驱者”（哈卢齐姆）都要经过仔细的选择和训练，以便一到巴勒斯坦就能在经济上发生作用，但是这种办法对独立后的年代里大量流入的移民就不能适用了。移民的数目激增，住房供应跟不上，即使是利用原来阿拉伯难民丢下的村舍也无法满足需要，而可以利用上的资源也不足以给移民安置就业，从事生产。
此外，新的移民成分上也参差不齐，因为大多数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创造性热情所感召的人们，过去移民时早就被接纳到以色列来了。那些被准许离开东欧国家的犹太人，大部分只是些从铁幕后面共产党统治下逃出来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中间有相当数目的一部分还打算干他们那小本经营：的老行当，都跑到特拉维夫、海法和耶路撒冷等城市去，使那儿已经拥挤不堪的人口更加拥挤。从也门、伊拉克和利比亚来的东方犹太人，、带来了社会和经济同化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为了拯救他们。使他们摆脱阿拉伯人报复的危险和离开还是中世纪犹太区的那种生活环境，曾组织了不断的空运，从美国和其他地方流入的资金，原来是打算投向那些增加出口、代替进口或满足基本需要的各项计划中去的；但这些目标是否正在达到，有人表示非常怀疑。根本的问题是：这个国家1950年的出口（由于缺乏原料，商品范围非常有限），仅仅相当于其进口的八分之一，它将怎样来承受每年超过现有人口百分。之二十的移民所同时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它将怎样维持一支按比例看来数目很大而又装备精良的军队，以阻止阿拉伯各国发动“第二个回合”的冒险行动；以及它又雄心勃勃地要为组织起来的工人谋求中欧的生活水平。而在执政的以色列工党（在本…古里安领导下）和遍布各地的犹太工人总工会联盟中，这些工人的政治影响虽然高于一切，但其实际生产效率却难以维持这样的虫活水平。1950年，以色列政府采用了一种政策，把新来的移民都直接迁到工作营（“马阿巴罗思”）——特别是那些人口比较稀疏的边疆地区的工作营。在这些地方，他们可以被安置到农耕、公路建筑或植树等工作方面，或者他们可以在工业中找到固定或临时的就业机会。可是，这仅仅是治标的办法，因为世界物价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上涨，使财政部长的困难与日俱增。政府企图在最基本的食品和衣着方面强使消费者接受一种节约的制度，但是由于商品和外汇的黑市猖獗，使这种企图大部分归于失败。这种黑市使以色列镑的自由兑换价格大为降低，牌价从二点八○美元兑换一以镑跌到非正式的喊价仅有六角美金。为了努力在“经济生存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制造一个转折点，以色列政府于1952年2月13日开始推行其所谓的新经济政策，把以色列镑的汇率从二点八○美元逐渐压低到仍然不现实的一美元这个数目：侈民入境在1952年也削减到只有1951年数字的百分之十三点五。
1952年6月的管制外汇和发行强制性公债，使货币流通量暂时减少了百分之十五；可是到12月份，数字又超过以前5月1日的最高额，而至1953年2月还在上升。出口在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51年头七个月的百分之十六点七跌到只有1952年同期的百分之十三。前几年富有魅力的种种预测如今部被抛弃了。举个例子说，本一古里安所宣布的雄心勃勃的造林计划已经公认是“投资年限长，对生产远水救不得近火，结果是弄得财力大为枯竭”。
前财政部新经济政策的总管在回顾一年来的实施情况时，不得不把以色列描绘成“一个贫穷和不发达的国家”，又“缺少保证购买力扩大的潜力和资产”，新经济政策不是“而且也并不打算作为一帖可以治好我们经济生活中种种毛病的万应灵药，而这种种毛病则是需要和可能、目的和手段之间相差悬殊所造成的结果”。
后记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我社重印了由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主编的十一大卷《国际事务概览·战时编（1939…1946年）》（现改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供广大读者阅读参考。
这套丛书从1939年法西斯德国入侵波兰前夕的欧洲写起，一直写到战后的1946年，并叙述了1945…1950年中东地区的形势。正如“出版说明”中所说，这套二战史大全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注释详尽、文字流畅、叙事生动。书内引用了大量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档案材料以及国家首脑、重要人物的私人笔记、回忆录等第一手材料，对于了解1939…1946年的国际关系史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战场上，前苏联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在击败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本丛书编著者都是英美学者，他们往往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观察问题，在字里行间对前社会主义苏联或多或少地加以贬低，对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也很少提到。凡此之类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1995年4月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