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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第一次在UCLA的重症监护中心见到金塔娜时，我低声对她说：〃你不会有事了。〃我在这里，你不会有事的。为了动手术，医生把她的半边头剃光了。我能看到那道长长的切口，还有那些弥合切口的金属钉子。她又只能通过一根呼吸管进行呼吸了。我在这里。一切都好了。
等到她终于能开口说话那天，她问我：〃你什么时候就得走？〃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吃力，脸上绷得紧紧的。
我说除非我们两个一起走，否则我不会离开。
她的脸松弛了下来。她又睡着了。
那几个星期间，在我看来，这是自我们从圣莫妮卡的圣约翰医院把她带回家那天以来，我许给她的一个重要诺言。我将不会离开。我将会照顾她。她将会好起来。我还想到这是一个我无法实现的诺言。我没办法永远照顾她。我没办法永远不离开她。她已不再是个孩子。她已成年。这些是所有的母亲所无法阻止或者解决的事情。除非她因为某些事情而夭殇，比如贝斯·以色列北院发生的事情就差点要了她的命，除非她在UCLA不治身亡，否则我会在她之前离开人世。我记得在律师的办公室讨论时，我曾被〃先死〃这两个字弄得心情抑郁。我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每当和律师讨论过之后，我总会以一种新的眼光泰然看待〃相互的灾难〃这个词组。然而，有一次，我从檀香山坐飞机到洛杉矶，飞机颠簸得厉害，我想象到这样一种相互的灾难，却无法接受。在我的想象中，飞机将会坠毁。奇迹般地，她和我将会在坠毁中生还，抓着飞机的残骸，在太平洋中漂浮。我面临一个进退维谷的困境：我当时正来月经，血液会引来鲨鱼，所以我只得抛弃她，独自游开，留下她一个人。
我能做到这一点吗？
所有的父母都会有这种为难的感觉吗？
母亲九十岁那年，在接近死亡的时候，她曾对我说她不怕死，但她不能死。〃你和吉姆需要我。〃她说。当时我弟弟和我都已年过花甲。
你不会有事的。
我在这里。
在UCLA的几个星期间，我注意到一件事，就是我认识的人，不管他们是在纽约，在加利福尼亚还是在其他地方，他们都有一种通常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人士才会有的思维习惯。他们绝对相信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他们绝对相信手边拥有的电话号码、某位合适的医生、某个主要的器官捐赠者、某名能在州政府或者司法部帮忙的人就能够解决问题。实际上，这些人处理问题的能力非常巨大。实际上，他们打个电话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在这一生中的多数时间，我也曾对自己控制各种事情的能力深信不疑。如果我母亲突然在突尼斯住院，我能够安排美国大使馆给她带几份英文报纸，让她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到巴黎和我弟弟汇合。如果金塔娜突然在尼斯机场碰到什么难题，我能够安排英国航空公司的某个人让她乘坐英航的班机到伦敦找她的表亲。然而由于我天生多虑，我总是有一定程度的恐惧，总是担心生活中有些事情是我所无法控制或者处理的。一些终究会发生的事情。这一次就是其中之一。你坐下来吃晚饭，而你所熟知的生活已经终结。
金塔娜昏迷不醒地躺在UCLA时，我跟很多人聊过天，他们似乎都没有这种恐惧。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能够得到解决。他们只需要了解清楚便能解决它。他们只需要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就能解决它。他们需要答案。他们需要〃预后〃。
我没有答案。
我没有预后。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
有两种可能，我后来知道，这两种可能都是错的。一种可能是她摔倒了，摔倒造成的创伤引起血液流进她的大脑；她先前为预防血栓而服用的抗血凝剂有引发这种情况的危险。第二种可能是在摔倒之前，血已经流进了她的大脑，并导致她摔倒。服用抗血凝剂的人容易流血。他们轻轻一碰就淤血。血液中抗凝剂的浓度单位叫做国际标准化比率，它很难得到控制。血液必须每隔几个星期，有时候每隔几天，就进行检测。服用的剂量必须做出一些复杂的微调。对金塔娜来说，理想的国际标准化比率是2？2，上下波动不能超过0？1。飞往洛杉矶那天，她的国际标准化比率超过4。这是一种可能导致自发流血的浓度水平。我到了洛杉矶，和主刀医生交谈，当时他说他〃百分之百地肯定〃脑出血是摔伤造成的。其他几个和我交谈的医生则没有这么肯定。其中有个医生说飞行本身也会致使脑内血压增高，最终导致出血。
我记得我一再追问医生这一点，我自己（不止一次）试图控制局面，得到答案。我在UCLA医疗中心咖啡馆外面的院子给他打电话。咖啡馆的名字叫〃医学咖啡馆〃。这是我第一次到医学咖啡馆，有人跟我说过这个咖啡馆最惹人注意的常客，一个秃顶的矮子（我想他可能是神经精神医学研究所的一个病人，得到可以在周围走动的许可）。那人有一种强迫症，会在咖啡厅里尾随女性，不停地吐口水，说着诸如她太丑了、她太贱了、她真是一件毫无价值的垃圾之类的脏话。那天早上，这个秃顶的矮子正好一路跟着我走到院子里，所以我很难听清楚医生说的是什么。〃那是因为摔伤，有一根血管破裂了，我们看到了。〃我想他是这么说的。这似乎没有完全回答我的问题……就算有一根血管破裂了，那也绝对无法排除血管破裂在前并且引起摔倒的可能……但正是在医学咖啡馆的院子里，在这有个秃顶的矮子朝我脚下吐口水的院子里，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无关紧要。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只能把它当作既成的事实来接受。
这通电话，是我到洛杉矶的第二天打的。我记得医生在电话中还跟我说了几件事情。
我记得他说她的昏迷可能会持续几天到几个星期。
我记得他说至少要再过三天，才有可能知道她大脑里面的情况。医生说他〃很乐观〃，但没法断言。接下来三四天之后，将会出现很多更严重的问题。
她可能会受到感染。
她的病情可能会转变成肺炎，可能会转变成血栓。
她的大脑可能会继续积水，那就得再进行一次手术。
我挂了电话，走进咖啡馆。杰里、苏珊·泰勒和我弟弟的女儿凯莉和罗莉正在里面喝咖啡。我记得在犹豫要不要把医生刚才提到的更严重的问题说出来。看到他们的脸时，我明白了，我没有理由不说出来：在我来到洛杉矶之前，他们四个人就已经在医院了。他们四个人早就听说了这些更严重的问题了。
十二月和一月间，金塔娜在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呆了二十四个日夜，当时我在床边的桌子上摆了一本简装的《重症监护：一个医生的手记》。这本书的作者是约翰·穆雷，他在1966至1989年间出任旧金山加州大学医学院肺病和重症监护分部的主任。《重症监护》逐日记录了穆雷医生在旧金山综合医院一段为期四周的日子。他当时是该院的主诊医生，所有的病人、驻院医生、见习医生和医学院学生都在他的管辖之下。我一遍又一遍地看这本书。那段时间我每天和贝斯·以色列北院的医生打交道，从书中学到的知识对我很有帮助。例如，我得知通常很难准确地判断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拔管，也就是把病人的呼吸管拔掉。我得知拔管判断困难通常是因为重症监护中常见的水肿。我得知这种水肿通常不是潜在的疾病引发的，而是静脉输液过量的结果。静脉输液过量的根源是无法区分正常的水合状态和过度水合状态，这是一种诊断上的失误。我得知很多年轻的住院医生在拔管这个问题上，也会犯同一种诊断错误：因为后果是不确定的，他们倾向于过了插管所必须的时间才施行这项手术。
我学到了这些知识。它们派上了用场：不时试探着问几个问题，或者清楚地表达我的愿望。我曾经〃怀疑〃她是不是〃积水〃了。（当然了，我并不知道，我只是看到她的样子。）我搜肠刮肚地使用〃积水〃这个词。说出〃水肿〃时，我注意到医生脸色一沉。我还〃怀疑〃她如果积水不是这么严重的话，呼吸会不会更顺畅一点。（当然了，我不是医生，但从逻辑上来讲似乎是这样的。）我还〃怀疑〃如果她之前服用过利尿剂，是不是就不能拔管。（当然了，这是一种家居疗法，但如果我觉得自己像她这样，那么我会服用速尿灵。）有《重症监护》当指南，和医生的交谈显得直接而切中肯綮。我能够得知自己是否帮得上忙。每当医生把我前一天对他提出的建议应用到治疗中，我就知道我帮上了忙。
这次不一样。我在贝斯·以色列北院能够为水肿出谋划策，我觉得其中很荒谬的一点是水肿不是脑外科手术。这次是。当UCLA的医生对我说〃顶叶〃或者〃颞叶〃时，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大脑的哪个部位，更不用说知道它们指的是什么了。我想我能理解〃右额叶〃。我去了UCLA医学中心的书店。我买了一本书，封面称该书〃概述了神经解剖学及其功能与临床应用〃，是一本〃优秀的美国医学执照考试参考读物〃。这本书的作者是医学博士斯蒂芬·瓦克斯曼，纽黑文的耶鲁大学神经学系主任，书名叫《临床神经解剖学》。我如愿以偿地翻阅到一些附录，例如〃附录Ａ：神经系统检查〃，可是当开始阅读书上的内容时，我想起的只有一次旅行的经历。那是在印度尼西亚，我没办法搞清印度尼西亚语的语法，看不懂这种使用在路牌、招牌和广告牌上的官方语言，结果迷了路。我曾经请教过美国大使馆的人，问他如何区分动词和名词。他说在印度尼西亚语中，同一个词既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这次看《临床神经解剖学》，我似乎又搞不清它的语法了。我把它放在比弗利·威尔郡酒店的客房中，放在床边的桌子上，接下来五个星期，它将会一直呆在那儿。
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如果《纽约时报》还没有送到，我还不能靠玩它的填字游戏来暂时忘记痛苦，我就会继续看《临床神经解剖学》，但我连〃附录A：神经系统检查〃都看不太懂。起初我看的都是一些浅显的指示（问病人总统的名字，让病人从100每隔7个数字数到0），但过了几天之后，我的注意力好像集中在一段神秘的内容上。那段内容是用来测试记忆力和理解力的，附录A称之为〃镀金男孩的故事〃。瓦克斯曼博士建议将这个故事说给病人听，然后请他们用自己的话复述一遍，并解释故事的意义。〃三百年前，一个教皇举办了加冕仪式，有一个小男孩被选中扮演其中一个天使。〃
这是〃镀金男孩的故事〃的开头。
虽然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病人可能会难以记清故事的细节（三百年前？扮演其中一个天使？），但这个故事到这里还是讲得很清楚。
下面是这样的：〃所以他的外表必须越华丽越好，从头到脚被包了一层金箔。小男孩生病了，为了他的康复，医生使尽一切办法，但没有揭掉致命的金箔，他没过几个小时就死了。〃
〃镀金男孩的故事〃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想说明〃教皇〃是靠不住的吗？它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