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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家平常就她和外公两个人，非常省吃俭用。外公在高干招待所上班，经常不在家住，所以他的粮票、油票、副食票就都省下来了，这样每次我妈的同学们来，才有一大桌好吃好喝的。
2、老实巴交的外公
我外公是一个善良且寡言少语的人，我现在都记不清他曾经跟我说过的话。可这么善良老实的一个人却偏偏长了特别凶的一张脸，还有一副大嗓门儿。因为文化程度低，表达有障碍，容易着急，一张嘴就是一嗓子，很吓人，院子里的小孩儿大多都怕他。
外公是常州武进人，本来是做金银首饰的工匠，抗战爆发后，老百姓往内地撤，在逃难的路上外公认识了外婆，然后就结伴儿逃难到了重庆。当年漂亮的外婆之所以嫁给外公，也是因为穷，当年我外婆姐妹两个，妹妹被抱到了别人家养。
一个外地人来到重庆，那时候也没地方让外公继续靠做首饰的手艺谋生了，老实巴交的外公就在一个饭店当服务员，后来西南局进驻重庆办公，外公又在西南局的高干招待所当服务员。其实当时外公有个远房亲戚混得不错，开了个比较大的饭馆，就在解放碑，但是外公没有去投奔他，而是靠自己赚钱养家糊口。经常听外婆回忆说，外公在西南局的招待所经常可以见到贺龙、陈毅、邓小平这些大人物，据说，外公还和周恩来的一个侄子有些交往，但当时并不知道他和周恩来的关系。
外婆跟我说，那个年代，想在重庆出人头地、过得比别人好，只有两条路：要么跟政府的人混，要么跟袍哥混。袍哥是重庆特有的江湖文化。当时重庆盛行一种民间帮会组织，叫袍哥会，里头的成员被称作袍哥。当时的重庆人甭管是干什么的，即便是擦皮鞋、饭店跑堂的，只要跟袍哥沾上边儿，就能混出头来。但是外婆总是跟我说：“你外公，又不跟政府搞在一起，袍哥也不沾，就是老老实实地一个人拼搏。”
很多人会习惯性地认为，儿时生活在“母系氏族”里的孩子，性格中很可能会出现诸如胆小、软弱等缺陷，但是我自认为好像没有。也有很多人认为，父母离异的孩子的性格会有缺陷。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青春期吧，父母离婚了。其实我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父母冷战的气氛中度过的—他们从我小学四年级时就开始冷战，到我高中毕业才离婚—这么多年的家庭矛盾，确实给我带来了痛苦和阴影，但我自己觉得我的性格似乎也没什么障碍，人格似乎也挺健全的。所以我在《非诚勿扰》节目中，一听有些人动辄说不找单亲家庭的，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会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得这种想法很多时候都是人云亦云的想当然的结果。
第四章我的外婆（二）
3、扛电影胶片机的老爸
我父母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同学，一九五九级的。那时候北广刚建校，他们算是新中国广播电视界的“黄埔一期”。一九六三年毕业后，他们分居两地，父亲被分配到西安，母亲被分配到重庆。
父亲被分到西安后参与了创建西安电视台，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电视台的前身，据说当时参与建台的总共只有七个人。母亲被分到了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小时候，我就住在电台的宿舍区里，到了周末就去重庆日报社家属区看外公外婆。
外婆年轻时很漂亮，我妈也继承了她的长相，听说当年我妈还是北广的校花。一开始我以为只是别人随口的奉承话，后来碰到很多我父母的同学，那帮老头老太太都这么说，我就相信了。当年在北广，我爸妈恋爱的消息传出后，其他同学都感到很意外。据说当初追我妈的人挺多，其中有条件相当不错的，但她最终和家庭出身不好但学习成绩不错的我爸走到了一起。在当时，他们是典型的两个不同阶级的年轻人的结合，留给了周围人太多的不解。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在那个年代，他们对爱情有着比较纯粹的追求，我妈又属于当时的“文艺青年”，胸怀“进步思想”，所以和我爸走到了一起。听说，他们那个班里最后结婚了的有好几对儿。
当初他们走到一起是有很大阻力的，来自两个家庭的阻力，按当时的话说叫“来自两个阶级”。
我爷爷是小资本家，在那个年代，家庭成分不好，但是我父亲成绩不错，做人也低调，加上那时“文革”还没开始，所以考上了大学。父亲家的亲戚们对过去还是挺在乎的，我到爷爷奶奶那里去的时候，叔叔姑妈们偶尔讲起过去，多多少少流露出了对没落大家族的怀念—以前还不敢多怀念，改革开放之后就越发怀念了。虽然爷爷家也不是多大的豪门旺族，但是在叔叔姑妈们的感情世界里，却饱含了对昔日辉煌的留恋，并很愿意把它放大—因为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没有一个混得特别好的，基本上都在工厂里。
而我外公外婆是穷苦出身，他们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所以，家里谁＇·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要是敢在他们面前议论时政、说一点儿“非主旋律”的话，外婆立马就翻脸。我年少轻狂时不知道因为这个被外婆骂过多少次。
于是，一边是旧社会的小资产阶级，一边是旧社会的底层劳苦大众，当我父母要结婚的消息传到两个家庭时，可想而知会遭到怎样的反对。反对得比较激烈的是我外婆，这也为我父母的婚姻埋下了隐患。
我父母一个被分到了西安，一个被分到了重庆。那个年代有很多夫妻都有过类似这样的大学毕业后分居两地的经历。那时想调动工作，尤其是跨省调动，非常困难。他们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先是在西安团聚，最后才一起调回到南京，因为我爷爷奶奶都在南京—虽然折腾了两次，但最后能到一起，很不容易了。
到南京之前，我并没有跟我爸在一起生活过。他一直在西安，也就是每年到重庆来探亲一次。在童年的很长时间里，我对父亲的印象都很模糊，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他像播音员一样好听的普通话和他用的照相机—都是禄来、哈苏之类现在仍然价格昂贵的德国高级相机。
我爸是摄影记者，我们家有很多照片，都是当年他当新闻记者时拍的，那是我们家非常宝贵的一笔财富。那时候还没有摄像机，都是电影胶片机，新闻记者都用这种机子，现在电视台里拍胶片机出身的摄像几乎没有了。
当年我父亲扛着电影胶片机几乎跑遍了陕西所有的县，也拍摄过很多中央领导到陕西视察的新闻。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陕西参观访问，我父亲在旁边拍摄，他的同事把他也拍进了照片里。小时候在家里，每次我看到这些珍贵的文献式的照片都觉得父亲很伟大。那些泛黄的老照片当年都保存在家里的很多电影胶片盒里，那些铁质的大盒子后来主要用来放我的饼干之类的零食。遗憾的是，几次搬家加上后来父母离婚，其中一部分相片再也找不着了，非常可惜。
父亲给我和我哥拍过很多非常生动的照片，现在看来都是很有技术含量的。现在的单反相机都是自动对焦、自动测光，虽然也可以手动，但是相机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作。当时父亲用的是双反相机，取景一个镜头，成像一个镜头，取景还是竖式的，用好这种相机拍出好照片是相当需要技术的。当时我爸拍了很多我和我哥打闹玩耍的照片，手动曝光，手动快门，还要抓情绪，考虑构图，还不能浪费胶片，拍完之后，还要自己在暗房冲洗。小时候看这些照片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自己玩相机了，再看那些照片就知道厉害了。老爸现在退休多年了，我哥要送台相机给他，让他没事儿拍着玩儿，结果他却说不拍了，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这些日本相机我不会用。
4、第一次去西安
我父母在西安团聚后，我去过西安两次，都是去过暑假。我还记得在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去西安的情形。
放假以后，外婆买了火车票，把我送到菜园坝火车站，找了个列车员熟人把我送上火车—以他们的社会关系，最多也只能够上列车员了。说是让列车员关照我，但人家忙着呢，哪顾得上我。那个列车员阿姨就只是把我弄到列车员休息室，让我在里头坐着。我也听话，挎着一个小包就傻乎乎地坐着，看见她开始扫地了，我还过去帮忙。列车员阿姨连忙说：“别动别动，好好坐着，别乱跑！”我就又乖乖地坐下了。
那时从重庆到西安要坐两天火车，出门前外婆一再叮嘱：“中途在哪儿停站都别下，等所有人都下的时候你再下，那是终点站。记住，等一车的人都走的时候你再跟着走。”我懵懵懂懂地点头说好。
其实那会儿我已经明白了，尤其是一路听见广播里报站，等到听见“西安站到了”，我也就毫不迟疑地跟着下车了。但是西安站那么大，对于一个八岁的小孩儿来说，那个世界瞬间变得不知道有多大，有那么多火车来来往往，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我就记着外婆叮嘱的—跟着大人走。于是，我就跟着我们那一列车上的我认得的人走。出去以后是哪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爸妈和哥哥会来接我。
当时也就到大人屁股那么高的我，在黑咕隆咚的夜里，也不知道害怕，谁也不认识，就那么懵懵懂懂地出站了，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出站没走多远就听到了我哥叫我的声音。
暑假过完，我又按照之前来的程序，坐上回重庆的火车。想想现在的父母，之所以不敢让孩子这样出门，恐怕也是因为现在的社会治安没有当时那么好了。
西安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大雁塔、华清池、兵马俑这些著名景点我都去过，但没什么印象了，只对一顿饭印象特别深。
我第一次去西安，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父母特别高兴，带我们下馆子。那是一个国营大馆子，叫“五一饭庄”，当时是西安最高级的大饭店之一。下馆子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非常新鲜和高级的体验，因为在重庆，节俭的外婆认为下馆子是有钱人和不会过日子的人干的事儿。她什么都是买回家自己弄，把家里的伙食操办得很好，所以我在重庆就没有下过馆子。
那天在五一饭庄我和我哥一人点了一碗面，是有浇头的那种，还有两屉小笼包。那是我第一次吃小笼包，一口下去我就震惊了，完全没想到世界上还有那么好吃的东西。回重庆之后，我对小笼包子的幸福回忆持续了将近一年。童年的我心里暗暗地想，我要是当了皇上，天天让御膳房做小笼包子给我吃！直到今天，熟悉我的朋友、同事都知道小笼包子仍然是我最爱的食物之一。
几个月前，在化妆间我偶然跟黄菡讲起这段经历，没想到她也在西安待过，家里人也带她在五一饭庄吃过饭，甚至也特别说到了那里的小笼包。更想不到的是，她在西安待的那段时间也是一九七八年。黄菡比我大四岁，当时她在西安上学，住在亲戚家。听了她的话我就想：一九七八年，一个八岁的男孩儿，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儿，互相不认识，可能在同一天，在同一家饭庄，吃着同样的东西。三十多年后，当年的两个小孩儿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