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话说回来，以色列这种合法罢工，其实在西方社会是很常见的。通常的模式是某个行业、某个人或某些人牵头，提前申请罢工，在具体的表格上写上具体的罢工天数，并写清楚起止时间，之后就可以一切按照程序来进行。
像我二〇〇四年赴希腊采访奥运会的那次，在希腊看到的公交车司机大罢工，正说明罢工现象的普遍。因为欧洲杯的比赛时间和公交司机的工作时间冲突了，看不了比赛让他们很生气，他们就决定要罢一次工。按理说，比赛看不了这也怨不了政府，要找只能找欧足联，但他们也找不到欧足联头上，政府就成了替罪羊。
那天，到了罢工生效的时候，公交车司机把车开到一半，就把钥匙一拔，回头冲乘客喊：“大家下车，时间到了。”之后车就停在了大马路中间，司机走了—这事儿警察来了也没用。乘客也不吵不闹，大家都表示理解，那是司机在维护他们的正当权利，都是下来之后各自想办法离开。唯一比较尴尬的是，公交车在街上一停，交通就堵了个一塌糊涂。
那次公交车罢工只批了二十四小时，于是到第二天早上罢工结束的时候，警察都在公交车边上等着了，司机必须来把车开走，否则，哪怕超时一分钟，那些司机就要倒霉了。当时这事儿我看得极其新鲜。
“人民公社”基布兹。
在以色列最大的收获之一是走访“基布兹”。关于基布兹我曾有耳闻，所以去之前我就认为，它会是我们拍摄内容中最特别的，也是上点儿年纪的中国人感觉最亲切的部分。
1、物质按需分配
基布兹是希伯来语“团体”的意思，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的话，基布兹就是以色列的人民公社。以色列政府规定：基布兹是一个供人定居的组织，它是在所有物全体所有制基础上，将成员组织起来的集体社会，没有私人财产。它的宗旨是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己动手、平等与合作。简单地讲，基布兹就是一个公有社会，共同劳动，按需分配，实现内部民主和平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现在在以色列，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基布兹，每个城市也都有块区域归基布兹，大的基布兹甚至相当于一个小城市。它们已经逐渐演变成工农业结合的社区，里头有工厂、牧场等“人民公社”需要的部分。
我们去的那个基布兹，是个高度发达的人民公社，那里无论是主持人还是大学教授或者是清洁工，待遇都是一样的—房子按人头来分，都是在大食堂吃饭，也不需要货币，人们需要什么，比如游泳、健身、看电影、消费，等等，只要提出都能被满足。他们的小孩儿一生下来就有福利，医疗、保险等，从生到死，基布兹全都包。唯一的一点儿区别体现在人口上，人多的房子会大点儿，人少的房子也就相应地小点儿，孩子多的家庭，分到的东西相对多些，反之就少些。
不仅如此，基布兹里还有很多车，比如说成员要去见一个距离基布兹很远的朋友，那么只需要在电脑上登记，就可以随便开走其中一辆，加油、维修什么的，根本不用操心。包括小孩儿，到了一定的年龄也都给配上自行车。到了吃饭的钟点，自行车往路边一放就行，根本不用锁，因为绝不会有人偷。
这样的“人民公社”，物质也是极为丰富的，一般来说，基布兹里一个庄园的产值，有时候甚至能够抵上中国中西部好几个城市的产值总和。所以，基布兹里的人，日子过得好得很。
2、全体大会做主
在基布兹，每个周末的晚上都要开一次全体大会，除了公布上周“公社”的产量、销售以及结余等情况外，还要讨论前一周积累下来的要处理的事，比如，某人的孩子去特拉维夫上大学—基布兹里没有大学—需要一笔费用，全体大会就要表决，通过了才能上；而某人要出国旅游需要费用，同样需要全体大会表决决定。
我们一行五人在“公社”拍摄期间，刚开始有人专门陪同、接待，但走着走着，到了饭点竟然没人提吃饭的事儿，我们又累又饿，还是在公社外解决了吃饭问题。后来才知道，这是事出匆忙，陪同人员并没有提前申请预算导致的。
在基布兹里，谁都没有权力单独决定公共开支，公社成员来了朋友，只能用自己的配给请客招待，如果要从公社走账，则必须提前一个星期向全体大会申请。比如我们来了，就得提前问：“有拨儿中国人要来吃饭，请不请？”
基布兹内部的一切事务，都以全体大会的形式讨论决定，包括选举领导。
我走访的那个基布兹的负责人，就是全体大会表决出来的。他是个农民，平时也需要干活儿，不能脱产。我们在地里找到他的时候，他穿着绿色汗衫、土黄色短裤及一双旧兮兮的凉鞋，头发乱糟糟的。就是这个怎么看都是标准以色列农民形象的人，却管理了几万人，规模简直和我们的一个大型国企不相上下。在基布兹里，大家推选管理者，不看别的，只要能保证公开公平就行，对道德水平要求反而比较高。比如，房子已分完了，但“公社”又加盟进来几个人，这些人要有住处，问题怎么解决？找到了房子，但房子不可能一模一样，可能有大小或朝向的区别，又要如何体现公正？
在基布兹里，能担任最高长官的机会只有一次，任期一到，不管干得有多好，哪怕是带领大家将产值翻了十番，都不能连任。和我们接触的这位基布兹的最高长官，很受大家好评，他手下有很多高级工程师，比他牛多了，但都很服他，他也乐于为大家服务。
3、想进“公社”不易
听基布兹的负责人说，“公社”里的人素质普遍都很高，高级知识分子、政治家、政客、律师等，不一而足。以色列有很多任总理，都是不同的基布兹的一员。所有基布兹里的人都不领工资，只领一定的配给，干活儿完全出于自觉。
我问负责人：“公社里的人，能在外头兼职吗？比如说一个大学教授，在公社教中学生，但在外面的大学还有工作，怎么兼顾？”他想都不想，就像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一样，平淡地告诉我，进到基布兹以后，就成了基布兹的一员，至于还要不要在外头工作，全看成员自己的意思，反正他们在外的一切收入都要上缴，再按照一定的配给分配。
为什么基布兹的人素质普遍比较高？首先是门槛问题，自私些的，谁愿意到基布兹里自讨苦吃，把自己的财产拿来和别人共同分配？并且，想进基布兹还需要事先申请，不是同意过按需分配的日子就可以，只有全心全意想为“公社”服务，又有一技之长，同时还愿意按照“公社”的游戏规则办事的，才有进入的资格，而且基布兹里的社会角色还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会出现某一类别的人员，比如工程师过多的情况。
基布兹的人数占到以色列全国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公社”里不配军队，也没有犯罪，可以说是以色列相当主流的“社区”，甚至中国还有很多考察队到以色列考察过。
在世界上有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多少年来都追求着共产主义，到最后要么是走了样，要么就是另起炉灶，就连始终坚持公有制的古巴，现在也已经允许私有了。然而在以色列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公社”竟然顺利地运转了六十多年，到现在还红红火火，显然除了制度保证它存在的合法性之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公民的素质之高。
不过，联系到在以色列的这几天，我们接触到的独特的宗教文化和历史背景，我也就能理解，生活可算寡淡的基布兹，深深扎根于以色列这样的国家，是有其合理性的。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每个周六，信奉犹太教的以色列人都要过安息日，根据《圣经》所说，上帝创世纪六日后的第七日是休息的日子，从周五日落开始，到周六晚上结束，这一天，一切活动都被禁止，包括禁止生火做饭。
大人们有信仰，可以坚持下来，而孩子们不懂事儿，很容易违反教义，那么怎么办呢？以色列人为了达到传承文化的目的，就把最好吃的点心都留到安息日，在这一天，孩子们也从来不会被责骂，在高高兴兴的心情中，他们感受到了主的光芒。
也许就是通过这个，我理解了以色列人的信仰。
4、他们对我们的感情
以色列有一项全球顶尖的沙漠滴灌技术，它使世界上八十多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受益，可以说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在一九四八年，那时以色列刚建国，几乎有一半国土都是荒漠。忧心的以色列人就把土壤样本送到美国，让世界上最权威的研究土壤的大学分析那样的土壤适合种什么。一个月之后，测试报告出来了，说来也好笑，居然是什么都不适合，因为那是荒漠。
以色列人却不服输，靠着自己的勤劳和技术，愣是发明了沙漠滴灌技术。从一九六四年应用以来，这项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耕作方式，对世界上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业生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后三十年，以色列的农业用水总量一直稳定在十三亿立方米，而农业产出却翻了五番。
在基布兹参观拍摄的时候，我就看到农田里面密布着用来滴灌的输水管线，当地人很自豪地说：“那些美国人说我们什么都种不出来，你看，我们还不是全都种出来了！”
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如此先进，按道理说应当是绝对保密的，但他们并非如此，或者说起码他们对中国人是极为慷慨的—中国西北部的很多省份都采用了滴灌技术，那全是以色列无偿援助的，而之所以这样，那是因为以色列人觉得中国人好，所以才这么帮中国人。
至于以色列人为什么觉得中国人好，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儿：当年曾经有数万犹太人为了逃避纳粹的屠杀，最后流亡到了上海，在那里他们得到了中国人无私的帮助，所以以色列一直对中国抱有感激之情。这种传闻我本来半信半疑，去了以色列之后，我才知道那是真的。
对于历史上帮助过他们的人，这个民族有着强烈的感恩之情，所有到以色列去的中国人，都能感受到当地人发自肺腑的友好。我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以色列要把滴灌技术无偿输出给中国。
这是一个经历了太多苦难的古老民族的宝贵品质。
第二十二章“名记”
“名记”（1）
在一九九六年五月，带着一身疲惫，我奔回南京，结婚去了。
十三、〃名记〃
我从北京回来后没多久，就进了我在江苏台的第一个正经栏目，新创办的深度报道类新闻栏目…《都市传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生涯。
1文笔得到公认
从《奔向亚特兰大》组回到台里，我进了江苏台二套《都市传真》栏目，在这个新闻专题栏目组，拍摄、编辑、写稿、配音，我都自己来，一个月忙下来工资有一千七八，比起当年干临时工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简直好到天上了。更重要的是，我到了该栏目后不久，从临时工转正成了记者，从此结束了在江苏台低人一等的生活。当上了体面的记者之后，我整个人都精神多了，社会责任感空前高涨，陆续做了一些相当有影响的报道。一下子，我就找到了一种做名记的感觉。
那时，凡是有重大题材，主任几乎都点我去做。一九九六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闭幕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