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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作答，朝堂上众人无不交口称赞。
皋陶制典成书，是前所未有之功。九典的内容并不是凭空抛给天下众君，这么多年来，皋陶考诸史料、访问长者贤人，与各部君首甚至民众商议，待到九典颁布之时，已是顺理成章。
若说如今还有什么事情的重要性堪比治水，那便是皋陶制典了，所以伯禹也没有打断子丘的宣讲，很耐心地等了三天。
三天之后的朝会上，伯禹终于向群臣讲介绍了他的详细治水方案。天子重华道：“治水之策看似完备，但伯禹大人如何能保证各部遵行、中华有治？”
伯禹答道：“臣此行本就打算向皋陶大人请教，恰逢皋陶大人为国作典功成，此乃天命所归。天子将颁行九典于天下，那么禹治水之时，便宣九典于各部，以之治世。”
伯禹治的仅仅是水吗？江河奔流、沧海桑田，本是自然之天道，若无人烟城廓、村寨田园，水根本就不需要去治，正因为有人类社会的出现，此事才会变得有必要。所以治水亦是治世，以人道合天道，借治水推行皋陶之典，便是治天下。
重华点了点头道：“伯禹大人将以何人为辅？”
伯禹：“请天子派伯益为辅。”
伯禹举荐了一名助手伯益，这也是皋陶私下里向他推荐的。传说伯益有神异，精通鸟兽之言，而且擅驱禽兽听命。这听上去似是巴原宗门众兽山擅长的秘法，实际上还是有所区别，伯益乃国中贤士，甚至被后世尊为畜牧之祖。
豢养家禽家畜，自古有之，而伯益对此做了系统性的总结，教会人们如何更好地培饲与选育、使用各种禽兽。他传授的技艺完全是民用化的，各部普通民众皆可掌握。
伯禹治水可以号令各部民众，但城廓村寨之外山川野地众多，他也不可能通知山野禽兽配合，所以需要伯益的协助。
朝会之后，伯禹领天子命出发，他要穿过中原一带的湖泽、渡过大河与淮水，首先到达相柳部。虎娃则与伯禹就在蒲阪城外告别，约定于巴原东海再见。伯禹渡大河登岸南行，却没有坐车，甚至连鞋都没穿，就是赤着一双脚步行。
副手伯益随行，巫知隐迹不现，丙赤和丁赤则拉着白香木马车跟在后面，车中装着行路所需，包括帐篷、干粮等物。
……
相柳原是共工之臣，共工部撤封后，部民分裂为大大小小的很多支势力，后来天子帝尧又册封了三位伯君，相柳是其中之一。因为这场大洪水，有的部族损失惨重、很多民众迁移，相柳部却趁势坐大，吸纳了很多势力归附，如今俨然已有取代当年共工部的势头。
这一日，相柳召各支部族首领议事，就连同受中华册封的另外两位伯君，在相柳面前亦是毕恭毕敬。有属下向众首领汇报道：“伯禹已奉天子命南行，有飞天之辇却不乘坐，竟赤脚步行。”
相柳冷哼道：“崇伯鲧治水时亦常赤脚步行，他这是效仿其父以搏名望。……他在路上又做了些什么？”
属下答道：“伯禹每至人烟聚集处，不论是何部族、是何城廓，必寻参天之木，将天子新近下令颁行的五教、五刑、九德之典烙刻其上，使民众皆可见之，并教以读诵。”
相柳皱眉道：“他有这等心思，倒是投天子所好，难道忘了他与重华有杀父之仇吗？……其人治水之策，是劈开巫云山引巴原东海下行，人多言不利于我等之炎帝旧部。”
一旁又有人说道：“伯禹此举，对君上您未尝不是好事。当年帝江大人欲一统大江两岸各部，可惜未能功成。如今若真要劈开巫云山，重辰部亦将受重创，恐无力再牵制我等。
炎帝众旧部远徙南方，已群龙无首多年，幸有相柳大人出世，声威更胜帝江当年。正可用此事引民意，以炎帝旧部之名诘难伯禹，亦是诘难中华天子。民心若动，无人听伯禹之言，君上则可登高而呼，大势成矣。”
相柳展颜笑道：“我已有安排，各地族老将迎路诘问伯禹，他想走到这里可不容易。及其来时，天子任命鲧之子治水、将不利诸炎帝旧部之言，当已传遍四方。我等君首不好不奉天子之命，但民意沸腾，伯禹必有求于我等，正是可作为时。”
话刚说到这里，忽又有属下来报——伯禹已入相柳之地！
相柳惊愕道：“他不是赤脚步行吗？怎会来得这么快！我安排各地族老以炎帝旧部之名，迎路诘问其治水之策，难道也没有动静吗？”
属下低头答道：“各地族老，至今仍多以炎帝旧民自居。伯禹出炎帝令，令众人皆听其详述治水得失。如今众族老亦随伯禹而来。”（未完待续。）
006、巫知
伯禹虽是赤脚步行，但是连日不休、每天都在赶路，速度丝毫不慢，甚至超过了普通的车马。在树上烙刻下五教、五刑、九德之典，是他在路上想出来的主意。
上古时生态环境很好，哪怕是人烟聚集之地，也不乏生长了数百上千年的参天古木，而且就在村寨城廓之中。伯禹与挑选硬木树种，在树干上剥掉一块树皮，将这一片削平，刻字于其上。树还是活的，为了使字迹能长期保存，他们还将刻好的字烙至炭化。
皋陶作九典，搬到了朝堂上整整一车简，禹不可能在树干上烙那么多。之所以挑选这几部，因为它们恰是各地民众都需要了解的，而且要义总结得非常精练。
比如最重要的《五教》，就刻“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十个字，言简意赅。为何这么简练、甚至是惜字如金？以皋陶之才，扬扬万言也不算难事，他的学生子丘在朝堂上宣读九典，可是向众臣解说了整整三天，但真正难的是化繁为简。
须知古时各部民众几乎都不识字，若文意深奥，大家根本就听不懂，若不能有很精练的总结，人们也根本记不住。所以五教的核心就是这十个字，伯禹将它们烙刻在树上。不认识字没关系，伯禹只要对着字迹介绍一遍，大家也都能理解、都能记住。
既然民众不认识字，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将它刻在树上呢？刻与不刻，其意义与作用完全不同，刻在树上就等于刻在民众心中，使之逐渐成为民间风貌。
并不是所有人都听见了伯禹当时的介绍，其他人再经过这里就会问树上刻了什么？那么知道的人就会再向他介绍，字在这里便是时时提醒、勿使遗忘。
另一方面，若仅是口口相传，时间久了，难免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刻字于树便是“明正其典”。只要能背下来五教者，其实就等于认识了这十个字，他们也会纠正其他人的口传之误。况且部族中总有人是识字将来继续向大家解讲。
《五教》是天子推行的教化，是国中所有民众都应遵行的规范，仅仅将典籍传给各部贵族是不够的，《九德》亦如此。
总结《九德》之要义，只有二十七个字，真正需要记忆和理解的，其实是十八个字，树干上都能刻得下。九德是对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品行评判标准，比如天子应九德皆备，伯君应有六德，贵士应有三德……那么平民呢？平民有五教嘛！
皋陶作九德，并不仅是天子评价臣民的品行标准，也是臣民评价天子的品德标准，那么全天下的人都应该清楚，使之成为指导日常言行的准则，才具备真正的教化意义。
那么皋陶之典还有那么多其他的内容呢？树干上根本刻不下，伯禹只选择最精要的部族，而且是能被民众所理解与掌握的。另一方面，哪怕全刻到树上也没用，还是那个原因，绝大部分民众都不识字。
皋陶九典的全部内容，是各地官员以及部族首领应该掌握的，也只有他们才可能完全掌握，比如五服、五礼、九亲等等。这些贵族阶层也形成了最早的知识分子，或者说这个时代最新的知识分子。
随着文字出现，“知识分子”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或者说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就是伴随着文字出现的。在上古时期，原始的知识分子都是部族中的长者或祭司，他们掌握了历代传承的经验和知识，能用于指导生产与生活。
而文字出现之后，成了知识与经验最好的传承载体，知识分子就成了掌握文字与典籍之人，他们往往都是贵族。
当年帝尧年代曾有命令，各部首领应学习文字，族中子弟也应该掌握文字。到了帝尧执政后期，有了一个约定俗成之规，识字之人才能够成为伯君，因为那样才能看懂天子所颁布的政令文书。
那么在此之前的政令都是怎么颁布的？直接派使者口述！效率极低，不仅很不方便而且容易出现各种疏误。虎娃曾生活的巴原，也刚刚经历了这个阶段。
帝尧下令让各部贵族学习文字，这无疑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自中华文明诞生之初，平民亦可学习文字，但往往只有贵族才有条件去学习与掌握它。学习文字并非贵族特权，这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所不一样的地方；但知识分子往往出身于贵族阶层，这也是社会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伯禹这一次只是赶路，每到一地休息时，顺便烙刻教化典籍于沿途，并向聚拢而来的民众介绍。亦有当地官员和各部首领听闻消息，亲来迎接并挽留款待，伯禹皆一一拒绝，并没有在路上耽误时日。他率天下各部民众治水，将来还会再来的，如今要先赶到相柳部。
渡过淮水，进入原共工部的领地后，沿途有各地族老迎路。所谓族老并不一定是贵族，而是各村寨中的长者。在这个年代，人们的夭折率很高，所以平均寿命很短，但真正的长寿者往往年纪却也不小。
众族老活得足够久，经历的事情足够多，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所以在部族村寨中很受尊敬，按上述鱼贯文字的说法，他们也算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者都是炎帝旧部的族老，他们原本都是打算拦路诘问伯禹的。
在这个时代，很多普通村寨族人一辈子的活动范围，往往也超不出家乡周围几十里，平日所闻所知，还是历代口口相传的往事。由此也可知，崇伯鲧组织这样的族人迁徙，是多么地艰难，而如今伯禹还要在大江两岸再来一次。
这些族老在村寨中受人尊敬，他们拥有历代传承的经验和知识，又世代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同样有一种固执的自我认知，那就是仍以炎帝旧民自居。他们拦路诘问伯禹，当是受了相柳的暗中挑唆。
而对于这种人服方式，便是利用他们自己的固有观点，伯禹很干脆地出示了炎帝令，众族老当即率民众下拜。伯禹当然不是要以炎帝令号召他们，如今已非炎帝当朝，那样就有谋逆反叛的嫌疑了。他只是要让各地民众能耐心地、不带着抵触情绪地听他介绍治水方略。
伯禹也没有忘了自己一路上都在做的事情，每到人烟聚集处宿营，便在树干上刻下教化之典并向民众介绍，此时身边又有了各地族老追随。
各地族老跟着伯禹做什么？伯禹不仅对他们介绍了治水方略，还做出了治水之后的承诺。但这些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实，还要到相柳那里邀集各部族首领共商。于是众族老便跟着伯禹一起要见相柳与各部首领，他们也要参与商议。
还好众族老出门，都有族中青壮后生跟随照顾，再不济都能弄一辆牛车拉着，路上倒也不给伯禹添麻烦。巫知隐迹不见，伯禹只带了一名随从伯益，也只有一辆马车，可是等他到达相柳部君首驻地时，却跟着一支浩浩荡荡数百人的队伍。
还没等相柳反应过来，伯禹就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