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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为何选择刘备？当时有几个选择，一是曹操，但曹操手下能人太多，一个政客而没有其他军事等能力，在曹操那里是得不到重用的。一个是袁绍，但袁绍是一个刚愎的人，且袁家家族人太多在那里也发挥不了权术。另一个刘表，一是刘表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在政治上没有霸心。二是当时诸葛亮仅仅是一个小辈，从心里可能就有些轻视。因此，选择刘备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第一个预见天下三分，并提出促进天下三分的战略决策，努力使预见成为现实，基本上揭示出了三国历史的进程。
三顾茅庐时，诸葛亮二十七岁，他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提出鼎足三分，联孙抗曹，进而统一天下之路，即著名的“隆中对”。《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北宋时期的兵法家何去非也指出，“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隆中策”中诸葛亮首先以极高的战略眼光系统地分析了当时形势。“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当时曹操占据中原，控制着中央政权，有绝对的政治、军事优势，因此应排除向曹操控制地区发展的可能，暂时把他放在一边。而刘备要“兴汉室” “伸大义于天下”的对象是曹操，现在虽不能与之抗衡，却是争夺天下的最终对手。那么，联合孙权就是不容忽视的策略手段：“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孙权集团的势力仅次于曹操，根基较深，地势险要，欲成霸业就要争取他的协力合作，是战略性的联盟对象。诸葛亮不管曹操视为退，主动与孙权谋和视为进。
那么，刘备应往何处图谋发展呢？第一步是夺取刘表的“用武之地”荆州，第二步再往巴蜀取刘璋的“天府之国”益州。占据荆、益两州作为根据地，建立基业，稳定后方。同时“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孤立曹操，诸葛亮就此提出了建立联吴抗曹统一战线的设想。这样就可守可攻，能与曹操、孙权形成鼎足而立的局势。
最后，待到时机成熟就可图谋中原：“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分两路发动北定中原的强大攻势，收复长安、洛阳，击灭“汉贼”曹氏集团。到那时，东吴也只有纳土归降的出路了，实现最终政治目标、成就统一帝业了。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统率80万大军饮马长江，席卷荆襄，直逼江南。想乘势一举歼灭占据江东的孙权及正待发展地盘的刘备，从而吞并天下。当时刘备仅1万兵力，孙权也只有5万精兵。曹操的一纸讨伐檄文传到东吴，令孙权集团一片震惊，主战与主和两派争斗激烈，主和派占上风，孙权则动摇难定。在这种危急复杂的情况下，诸葛亮肩负起联吴抗曹的重大使命，作为刘备一方的代表，只身出使江东，与东吴上下各方进行斡旋、说服和斗争。
诸葛亮的出现引起了投降派的敌意，面对以张昭为首的文官集团的挑战和责难，他义正辞严、口若悬河，从容不迫地运用多种语言技巧“舌战群儒”，将投降派的观点一一驳倒，使群儒“满面羞惭”、“尽皆失色”。基本上扫清了东吴集团内的降曹论调。
面对东吴主战派将领周瑜的摆架子、卖关子的态度，诸葛亮又用激将法，正话反说：“曹操极善用兵，天下莫敢当。向只有吕布、袁绍、袁术、刘表敢与为敌。今数人皆被操灭，天下无人矣。独有刘豫州不识时务，强与争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将军决计降曹，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贵”；又从其痛切之处着手，巧妙改动《铜雀台赋》，提议只要献出“二乔”送与曹操，如范蠡献西施之计，保证能让曹操百万雄师卸甲卷旗而退。年轻气盛的周瑜果然勃然大怒，发出“吾与老贼誓不两立！”的宣言，并求孔明助他一臂之力，激励周瑜协力抗曹的目的达到了。
再说诸葛亮在曹兵败溃的亡命途中，令关羽把守最后一道防线。曹操被捉，“义重如山”的关公却动故旧之情而放虎归山。这就是后人评说不一的“华容放曹”。惋惜之余，掩卷思之，并不是诸葛亮用人失误，使曹操得了逃逸的机会；诸葛亮以大政治家的眼光把握全局，看清了孙、刘联军打败曹操后的形势。此时刘备力量还很弱小，若杀曹操，其子必置东吴于不顾而倾力复仇，刘备将腹背受敌。北方将重陷军阀混战的局面。况且曹操战败，已无南下进攻、消灭孙刘联军之力，而弱小的刘备就能在曹、孙之间并立，在互相牵制的间隙中争取时间、积聚力量，发展地盘。权衡利弊，诸葛亮宁愿暂且放掉曹操，以便统一北方，形成鼎足之势，才能有机会图谋天下。
当曹操败退，原本是主要矛盾的曹与孙、刘的矛盾，随着北方压力的减轻退而成为次要矛盾。战略要地荆州的归属问题，使得孙、刘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如何处理孙刘关系，是否继续维持联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战略原则问题，将是能否真正建立和维持“鼎足”格局的关键所在。战后诸葛亮趁周瑜、曹仁厮杀之际，派兵巧妙地从曹军手中袭取南郡、荆州、襄阳，为刘备谋取了安身立足之地；而周瑜空费兵马钱粮却一无所获，必不会善罢甘休。在这个问题上，既不能放弃荆州这块根据地，也不能由此引起孙、刘自相杀伐。诸葛亮从维护联盟大局出发，灵活处理矛盾。他劝刘备“立纸文书，暂借荆州为本，待我主别图得城池之时，便交付还东吴”。“今只要两家和气，休教曹贼笑话。”当刘备要求都督荆州全境、孙刘联姻之事传到曹操之耳时，他正在写字，竟“手慌脚乱，投笔于地”，可见曹操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刘备向西发展占领益州入川，关羽镇守荆州。诸葛亮郑重叮嘱关羽牢记“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八字方针，关羽没有真正领会其重要意义，而是两个拳头打人。当曹操诱使孙权联攻荆州时，孙权派诸葛瑾上门找关羽“求结两家之好，并力破曹”，关羽却口出狂言拒绝联姻，触怒了东吴，使得孙刘联盟破裂，给孙权以可乘之机。因此就在关羽北拒曹操节节胜利之际，急功近利的孙权乘机“白衣渡江”偷袭荆州，造成荆州失守、关羽败亡的惨剧。刘备的版图顿时削减了一半，给蜀汉统一大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仍以大局为重，不主张东征伐吴。而刘备不理解伐吴与蜀汉存亡利害相关，怒发冲冠为义弟报仇，听不进诸葛亮、赵云的劝阻，将十几年辛苦经营的局面置之不顾，定下先灭吴后灭魏的错误决策，倾举国之兵讨伐东吴。这场战争极大地损伤了蜀汉的元气，蜀汉政权从巅峰一落千丈，往日兴盛景象一去不复返，刘备也走上覆灭之路。虽说关、张、刘三人之死各有原因，或骄傲自大，或粗暴寡恩，或义字当头，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能正确贯彻执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以致孙刘联盟破裂。诸葛亮隆中拟定的从荆、益两路北伐的钳形攻势计划，也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空想。从而使后世同情蜀汉事业的人们，面对滔滔东逝之水，抒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的感叹。
刘备创业未半，饮恨白帝城而终，将风雨飘摇中的蜀国和懦弱无能的幼子托付给了诸葛亮。诸葛丞相独立支撑起蜀汉江山，这就为调整政策，重修东吴旧盟提供了可能。吴蜀化干戈为玉帛，一洗前朝旧怨，从此断绝同曹魏的关系，重新贯彻了隆中策的外交路线。吴蜀重修旧监，令曹丕大惊，亲征伐吴。诸葛亮派赵云领兵出阳平关直取长安，从而协助了东吴战胜魏军。
孙权称帝，引起蜀汉朝臣不满。诸葛亮却派陈震为使前往祝贺，并写下“绝盟好议”说服群臣认识此乃抗曹的需要，亦可免除蜀汉北伐时的东顾之忧。因此，在刘备死后的几十年里，蜀国和东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盟邦关系。不仅未发生冲突、战争，东吴还曾出兵配合诸葛亮的北伐。吴、蜀两国成犄角之势牵制着曹魏，谁也消灭不了谁，使弱小偏僻的蜀国能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中维持近半个世纪之久。这是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显示了诸葛亮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恢复孙刘旧盟，平定南方叛乱，解除了后顾之忧，诸葛亮便进一步“治戎讲武”。亲率大军六出祁山，以一州之地与力量超过自己数倍的魏国抗衡，将一生的最后岁月全部投身于北伐事业。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同时也包含着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不息，直到以身殉职的可贵品质，如果不是刘备而是刘禅，别说三顾茅庐，就是八顾茅庐之恩，诸葛亮也不会出山辅佐，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也超越了单纯的“愚忠”的范围，这样的“知遇之恩，死而后已”有很大的爱国爱民的思想成分。正因为爱国爱民，诸葛亮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完成理想事业，也极为符合当时人民群众的某些愿望和要求。杜甫在《蜀相》中对诸葛亮为国家事业忠心耿耿，奋斗不息的精神给以崇敬，并抒发了对一个未完成事业的贤相惋惜之情。
前后《出师表》情真意切，极为真挚感人，写出了一代贤相的铁骨铮铮，忠君之意，拳拳爱国之情。读来令人潸然泪下。仿佛诸葛亮一生为国家事业忠心耿耿，奋斗不息，呕心沥血，为国操劳的形象就在眼前，历历在目。回顾自己的一生，自与刘备出山以来，不辞辛劳，夙兴夜寐，勤于政事。对于刘禅，诸葛亮怒其不争，哀其不兴，尽力辅佐，但结局正如他自己所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非臣所能逆睹也。
杜甫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将诸葛亮的德才智兼备、开明、智慧、高尚的人格力量和自强不息的意志品质完全刻画出来了，富有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可歌可泣。他的光辉形象永存人间，“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虽然如此，但诸葛亮是人而不是神，他的神机妙算、精于谋划助刘备开拓了三分天下，也正是由于他的心胸不广，使得刘备死后的蜀汉人才凋零，以至于“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也正是由于他的事事躬亲，使得蜀汉在他去世后顷刻间土崩瓦解。诸葛亮不得已而扶阿斗，但他却没有找到继续扶阿斗的人。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人人都说关羽是古今中外“义”的化身，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义”的化身，诸葛孔明只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重情义的人。一代诸葛武侯，其情，苍天可表；其义，大地动容；其智慧，千百流传；其忠诚，后世景仰。
古语有云，世事如棋。生活中每个人如同棋手，其每一个行为如同在一张看不见的棋盘上布一个子，精明慎重的棋手们相互揣摩、相互牵制，人人争赢，下出诸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