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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好婚了，沙漠里没有一家像样的饭店，我们也没有请客的预算，人都散了，只有我们两个不知做什么才好。
“我们去国家旅馆住一天好不好？”荷西问我。“我情愿回家自己做饭吃，住一天那种旅馆我们可以买一星期的菜。”我不主张浪费。
于是我们又经过沙地回家去。
锁着的门外放着一个大蛋糕，我们开门进去，将蛋糕的盒子拿掉，落下一张纸条来——新婚快乐——合送的是荷西的很多同事，我非常感动，沙漠里有新鲜奶油蛋糕吃真是太幸福了。更可贵的是蛋糕上居然有一对穿着礼服的新人，着白纱的新娘眼睛还会一开一闭。我童心大发，一把将两个娃娃拔起来，一面大叫：“娃娃是我的。”荷西说：“本来说是你的嘛！我难道还抢这个。”于是他切了一块蛋糕给我吃，一面替我补戴戒指，这时我们的婚礼才算真的完毕了。这就是我结婚的经过。
悬壶济世
我是一个生病不喜欢看医生的人。这并不表示我很少生病，反过来说，实在是一天到晚闹小毛病，所以懒得去看病啦。活了半辈子，我的宝贝就是一大纸盒的药，无论到哪里我都带着，用久了也自有一点治小病的心得。
自从我去年旅行大沙漠时，用两片阿斯匹灵药片止住了一个老年沙哈拉威女人的头痛之后，那几天在帐篷里住着时总有人拖了小孩或老人来讨药。当时我所敢分给他们的药不外是红药水、消炎膏和止痛药之类，但是对那些完全远离文明的游牧民族来说，这些药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回到小镇阿雍来之前，我将手边所有的食物和药都留下来，给了住帐篷的穷苦沙哈拉威人。
住在小镇上不久，我的非洲邻居因为头痛来要止痛药，我想这个镇上有一家政府办的医院，所以不预备给她药，请她去看医生。想不到此地妇女全是我的同好，生病决不看医生，她们的理由跟我倒不相同，因为医生是男的，所以这些终日藏在面纱下的妇女情愿病死也不能给男医生看的。我出于无奈，勉强分给了邻居妇人两片止痛药。从那时候开始，不知是谁的宣传，四周妇女总是来找我看小毛病。更令她们高兴的是，给药之外还会偶尔送她们一些西方的衣服，这样一来找我的人更多了。我的想法是，既然她们死也不看医生，那么不致命的小毛病找给帮忙一下，减轻她们的痛苦，也同时消除了我沙漠生活的寂寥，不是一举两得吗。同时我发觉，被我分过药的妇女和小孩，百分之八十是药到病除。于是渐渐的我的胆子也大了，有时居然还会出诊。荷西看见我治病人如同玩洋娃娃，常常替我捏把冷汗，他认为我是在乱搞，不知乱搞的背后也存着很大的爱心。
邻居姑卡十岁，她快要出嫁了，在出嫁前半个月，她的大腿内长了一个红色的疖子，初看时只有一个铜板那么大，没有脓，摸上去很硬，表皮因为肿的缘故都鼓得发亮了，淋巴腺也肿出两个核子来。第二天再去看她，她腿上的疖子已经肿得如桃核一般大了，这个女孩子痛得躺在地上的破席上呻吟，“不行，得看医生啦！”我对她母亲说。“这个地方不能给医生看，她又快要出嫁了。”她母亲很坚决的回答我。我只有连续给她用消炎药膏，同时给她服消炎的特效药。这样拖了三四天，一点也没有好，我又问她父亲：“给医生看看好吗？”回答也是：“不行，不行。”我一想，家中还有一点黄豆，没办法了，请非洲人试试中国药方吧。于是我回家去磨豆子。荷西看见我在厨房，便探头进来问：“是做吃的吗？”我回答他：“做中药，给姑卡去涂。”他呆呆的看了一下，又问：“怎么用豆子呢？”“中国药书上看来的老法子。”他听我说后很不赞成的样子说：“这些女人不看医生，居然相信你，你自己不要走火入魔了。”我将黄豆捣成的浆糊倒在小碗内，一面说：“我是非洲巫医。”一面往姑卡家走去。那一日我将黄豆糊擦在姑卡红肿的地方，上面差上纱布，第二日去看疖子发软了，我再换黄豆涂上，第三日有黄色的脓在皮肤下露出来，第四日下午流出大量的脓水，然后出了一点血，我替她涂上药水，没几日完全好了。荷西下班时我很得意的告诉他：“医好了。”“是黄豆医的吗？”“是。”“你们中国人真是神秘。”他不解的摇摇头。
又有一天，我的邻居哈蒂耶陀来找我，她对我说：“我的表妹从大沙漠里来，住在我家，快要死了，你来看看？”我一听快要死了，犹豫了一下。“生什么病？”我问哈蒂。“不知道，她很弱，头晕，眼睛慢慢看不见，很瘦，正在死去。”我听她用的形容句十分生动，正觉有趣，这时荷西在房内听见我们的对话，很急的大叫：“三毛，你少管闲事。”我只好轻轻告诉哈蒂耶陀：“过一下我来，等我先生上班去了我才能出来。”将门才关上，荷西就骂我：“这个女人万一真的死了，还以为是你医死的，不去看医生，病死也是活该！”“他们没有知识，很可怜——。”我虽然强辩，但荷西说的话实在有点道理，只是我好奇心重，并且胆子又大，所以不肯听他的话。荷西前脚跨出去上班，我后脚也跟着溜出来。到了哈蒂家，看见一个骨瘦如柴的年轻女孩躺在地上，眼睛深得像两个黑洞洞。摸摸她，没有发烧，舌头、指甲、眼睛内也都很健康的颜色，再问她什么地方不舒服，她说不清，要哈蒂用阿拉伯文翻译：“她眼睛慢慢看不清，耳朵里一直在响，没有气力站起来。”我灵机一动问哈蒂：“你表妹住在大沙漠帐篷里？”她点点头。“吃得不太好？”我又问。哈蒂说：“根本等于没有东西吃嘛！”“等一下。”我说着跑回家去，倒了十五粒最高单位的多种维他命给她。“哈蒂，杀只羊你舍得么？”她赶紧点点头。“先给你表妹吃这维他命，一天两三次，另外你煮羊汤给她喝。”这样没过十天，那个被哈蒂形容成正在死去的表妹，居然自己走来我处，坐了半天才回去，精神也好了。荷西回来看见她，笑起来了：“怎么，快死的人又治好了？什么病？”我笑嘻嘻的回答他：“没有病，极度营养不良嘛！”“你怎么判断出来的？”荷西问我。“想出来的。”我发觉他居然有点赞许我的意思。
我们住的地方是小镇阿雍的外围。很少有欧洲人住，荷西和我乐于认识本地人，所以我们所交的朋友大半是沙哈拉威。我平日无事，在家里开了一个免费女子学校，教此地的妇女数数目字和认钱币，程度好一点的便学算术，（如一加一等于二之类。）我一共有七个到十五个女学生，她们的来去流动性很大，也可说这个学校是很自由的。有一天上课，学生不专心，跑到我书架上去抽书，恰好抽出《一个婴儿的诞生》那本书来，书是西班牙文写的，里面有图表，有画片。有彩色的照片，从妇女如何受孕到婴儿的出生，都有非常明了的解说。我的学生们看见这本书立刻产生好奇心，于是我们放开算术，讲解这本书花了两星期。她们一面看图片一面小声尖叫，好似完全不明白一个生命是如何形成的，虽然我的学生中有好几个都是三四个孩子的母亲了。“真是天下怪事，没有生产过的老师，教已经生产过的妈妈们孩子是如何来的。”荷西说着笑个不住。“以前她们只会生，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是知难行易的道理。”起码这些妇女能多得些常识，虽然这些常识并不能使她们的生活更幸福和健康些。有一天我的一个学生法蒂玛问我：“三毛，我生产的时候请你来好吗？”我听了张口结舌的望着她，我几乎天天见到法蒂玛，居然不知道她怀孕了。“你，几个月了？”我问她。她不会数数目，自然也不知道几个月了。我终于说服了她，请她将缠身缠头的大块布料拿下来，只露出里面的长裙子。“你以前生产是谁帮忙的？”我知道她有一个三岁的小男孩。“我母亲。”她回答我。“这次再请你母亲来好了，我不能帮忙你。”她头低下去：“我母亲不能来了，她死了。”我听她那么说只好不响了。“去医院生好么？不怕的。”我又问她。“不行，医生是男的。”她马上一口拒绝了我。我看看她的肚子，大概八个月了，我很犹豫的对她说：“法蒂玛，我不是医生，我也没有生产过，不能替你接生。”她马上要哭了似的对我说：“求求你，你那本书上写得那么清楚，你帮我忙，求求你——。”我被她一求心就软了，想想还是不行，只好硬下心来对她说：“不行，你不要乱求我，你的命会送在我手上。”“不会啦，我很健康的，我自己会生，你帮帮忙就行了。”“再说吧！”我并没有答应她。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早就忘记了这件事。那天黄昏，一个不认识的小女孩来打门，我一开门，她只会说：“法蒂玛，法蒂玛。”其他西班牙文不会，我一面锁门出来，一面对小女孩说：“去叫她丈夫回来，听懂吗？”她点点头飞也似的跑了。去到法蒂玛家一看，她痛得在地上流汗，旁边她三岁的小男孩在哭，法蒂玛躺的席子上流下一滩水来。我将孩子一把抱起来，跑到另外一家邻居处一送，另外再拖了一个中年妇女跟我去法蒂玛家。此地的非洲人很不合作，他们之间也没有太多的爱心，那个中年女人一看见法蒂玛那个样子，很生气的用阿拉伯文骂我，（后来我才知道，此地看人生产是不吉利的。）然后就掉头而去。我只有对法蒂玛说：“别怕，我回去拿东西，马上就来。”我飞跑回家，一下子冲到书架上去拿书，打开生产那一章飞快的看了一遍，心里又在想：“剪刀、棉花、酒精，还要什么？还要什么？”这时我才看见荷西已经回来了，正不解的呆望着我。“哎呀，有点紧张，看情形做不下来。”我小声的对荷西说，一面轻轻的在发抖。“做什么？做什么？”荷西不由得也感染了我的紧张。“去接生啊！羊水都流出来了。”我一手抱着那本书，另外一只手抱了一大卷棉花，四处找剪刀。“你疯了，不许去。”荷西过来抢我的书。“你没有生产过，你去送她的命。”他大声吼我。我这时清醒了些，强词夺理的说：“我有书，我看过生产的记录片——。”“不许去。”荷西跑上来用力捉住我，我两手都拿了东西，只好将手肘用力打在他的肋骨上，一面挣扎一面叫着：“你这个没有同情心的冷血动物，放开我啊！”“不放，你不许去。”他固执的抓住我。
我们正在扯来扯去的打架时，突然看见法蒂玛的丈夫满脸惶惑的站在窗口向里面望，荷西放开了我，对他说：“三毛不能去接生，她会害了法蒂玛。我现在去找车，你太太得去医院生产。”
法蒂玛终于在政府医院顺利生下了一个小男孩，因是本地人，西国政府免费的。她出院回来后非常骄傲，她是附近第一个去医院生产的女人，医生是男的也不再提起了。
一天清晨，我去屋顶上晒衣服，突然发觉房东筑在我们天台上的羊栏里多了一对小羊，我兴奋极了，大声叫荷西：“快上来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