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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列宁颇为内行地告诉张逸仙，在当今世界上，德国人的炸药最出色。尤其是他们研制的“黑索今”炸药，熔点为204。1°C，压药密度为1。77/厘米3，爆速达8600米/秒，是最好的高能炸药。由于它是用石蜡、树脂、动物胶包覆炸药外表，具有一定的粘度，非常适合隐藏于各种物体之中。搞秘密行动的人，都喜欢这类黑索今炸药。
张逸仙想起了在救国军时曾使过的梯恩梯炸药，便问道：“教官同志，梯恩梯炸药是军队常使用的一种炸药，它的效能如何？”
邱列宁点点头，“TNT是威力很大的炸药，它的爆速可达每秒6970米，热安定性能极高。不过，它的原料甲苯来源于战略物资——煤焦或石油，在战时往往战略物资往往受到严格控制，这样，TNT的产量会减少的。”
“教官同志，”张逸仙越谈越有兴趣，“我在国内同日本人作战时，常发生炮弹炸膛的事故，这是为什么？”
邱列宁倒真是个行家，他稍稍思索了一会儿答道：“排除人为的因素和机械故障，能使炮弹炸膛的，大概还有一种因素，那就是装弹火药发生了问题。”
“火药发生了问题，是梯恩梯吗？”张逸仙很认真地问道。
“不，是黄色炸药，”邱列宁说道，“它的主要原料是源于羊毛的黄色染料——苦味酸。它的优点是取材方便，爆速高，机械感度低，但苦味酸极易与金属发生反应，形成苦味酸金属盐，这种盐的机械感度很高，做炮弹火药时，稍不留意就会发生火炮炸膛事故！”
这时，张逸仙简直是对邱列宁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决心利用一切机会向邱列宁学习，把极其珍贵的军事知识带到国内去，带到与日本侵略军拼杀的战场上去。
以后，张逸仙又学会了燃烧化学，可以用极其简陋的材料配制炸药。苏联的正规培训为张逸仙的爆破技能打下坚实基础，在以后的岁月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威力。
在学校受训期间，班与班之间的学员不能交流，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缪勒尔的儿子鲁迪。小伙子也就十七八岁，长得英俊漂亮，在莫斯科附近一所军事航空学校学习驾驶。鲁迪聪明好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由于这个班的学员只有张逸仙会英语，故两人常在一起玩耍。为了锻练学员的意志，学校开设了野外生存的课程。教官带着学员来到距莫斯科400公里的伊凡诺夫山丘进行反追捕训练。学员2－3人一组，只携带少量的面包、食盐和水，在内务部队和军犬的追逐下拼命狂奔。
杨奠坤和张逸仙还好些，两人都打过游击在山里转过。可苦了那些德国、波兰的学员，没跑出一公里就被发现，很快就被“逮捕”，取消了训练资格，留在下一期继续训练。
内务部队的一个大尉逐渐发现，那两个中国人是最难对付的。一天下来，竟不见踪影，他甚至怀疑他们脱离了训练区。不过，从某些遗留的痕迹上的判断，他们的确还在训练区。
杨奠坤和张逸仙忍着饥渴潜伏在灌木丛的一个长满荒草的大坑里。内务部队的士兵几次从他们的头顶边走过，都没有发现他们。
入夜，两人啃了几口黑面包，继续潜伏。
张逸仙感到有点寂寞，便小声问道：“小杨，听说你在磐石打过游击，说说看。”
这是杨奠坤颇为自豪的一段历史，他开口说道：“那是1932年的春天，我奉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命令，前往磐石开展工作。那里靠近中朝边界，群众的觉悟很高。中心县委组织了一支小型武装‘打狗队’。我到那里以后，整顿了‘打狗队’，并利用‘反日会’的关系，组成了‘工农反日游击队’。当时李红光任队长，我任政委，声势很大，震动磐石。”
“那你怎么又搞起国际工作了呢？”张逸仙问。
“我们‘工农反日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他们出动三四百人围剿我们，在游击战中我腿部负伤，组织上安排我回哈尔滨养伤。这样，那里的工作就交给杨靖宇同志来完成。我伤养好后便留在了满洲省委。1932年冬，经满洲省委同意，在王东周同志的介绍下，我参加了国际情报工作，并组成了由王东周、我和高成儒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开展北满地区的国际情报工作。”
张逸仙听罢不由暗自佩服，杨奠坤当年只有23岁，就已有了丰富的革命阅历。
“砰！砰！”两发绿色信号弹划破夜空，这是训练结束的信号。杨奠坤、张逸仙从草丛中站出来，向集合地走去。
第3节 精英纷至沓来
就在杨奠坤、张逸仙等人进行特殊训练的时候，又一批中国学员从中苏边境出发了。
这次越境的中国学员仍是三名，为首的叫陈冰岩，当时只有18岁，是吉林三师（校址阿城）的学生。1933年5月，经三师文牍熊锄辛介绍，参加了国际情报组织的工作。1934年秋，先期回国的黄振先在召集受训学员赴莫斯科训练时，推荐了陈冰岩。
陈冰岩三人越境的地点仍是中苏西部边境。三人从哈尔滨出发乘快车，经昂昂溪、扎兰屯（海拉尔）到达嵯岗。嵯岗是个小站，下站是扎兰诺尔煤矿。当时日苏敌对，国境线很紧张。边境设有岗楼、暸望塔，苏联边防军在境外驻扎军队屯垦。种地的犁架也是用炮架组成的，全由军人操作，农民已撤走。满洲里有日军守备，扎兰诺尔有暸望塔，上面有探照灯。日军一般不敢出来活动，苏军不怕，有时骑马过境到菜地买菜。距扎兰诺尔十多里有一个车站，驻有警备队，有些平房。陈冰岩三人越过铁路，穿过一片荒地，看见一个地窝棚，住一个种菜的老百姓。陈冰岩上前打听道：“大叔，过境的路怎么走？”
那农民仿佛很有经验似的，连头都没抬，用烟袋锅一指：“向北走三四里就过了。”
陈冰岩三人等到深夜继续前行。面前是一片草原，没有路标，他们只好顺着马车的车辙走。走了一段路，进入苏联一侧。绕过一座小孤山，有一个村落叫喇嘛街，开始有人来往。陈冰岩见人就找会中国话的，因为他们俄语不行，最后把他们送到了边防军的一个哨所，恰好护送他们的情报部的一位中国同志在那里。双方对答了接头暗号。陈冰岩说：“我们要去莫斯科。”
那位中国同志点头说：“我等你们好多天了。”
过境后一切很顺利，第二天乘快车到赤塔转西伯利亚大铁路，行程一周到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后，陈冰岩三人仍是先住在米黄色的小楼内。这一回女将军米勒接待了他们。据说，米勒是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便当过军事间谍，是个神秘人物。
米勒身材丰满、金发碧眼、和蔼可亲、待人态度十分耐心。中午，米勒亲自下厨为他们做饭。饭后稍事休息，米勒便亲自驾车把他们送到了莫斯科郊区森林中的“军事情报学校”。
这是一期很短的训练班，学期只有三个月，属于学校的第四期训练班。训练班只有9名学员，其中5个中国人，2个蒙古人，2个东欧人。
在五个中国人中，除同去的两人外，还有两名新学员。其中有一个叫王耀南的中国人，俄文水平极高，常担任学校的翻译，俄文名字叫伊万诺夫。陈冰岩也起了个俄文名字，叫玛雅利，是校长缪勒尔给起的。
他们学习的内容与杨奠坤他们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政治课、军事爆破、军事化学、游击战术、秘密工作法。配炸药、做爆破机、做燃烧弹。不知怎么搞的，陈冰岩对这些事感到恐怖，仿佛他们是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陈冰岩的这种认识，主要是基于对情报工作特殊性的无知。这一点被细心的王耀南看了出来，他是位职业革命家，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
一天王耀南和陈冰岩一起在学校的操场上散步。这时，夕阳西下，大地一片金黄。
两人拣了一块干净的草地坐下。
王耀南开口说：“玛雅利，我看你的思想不对头，上爆破课程时不专心。”
陈冰岩见王耀南主动提及此事，便毫不犹豫地开了腔：“我们干革命的，是靠光明正大的手段去斗争。要么口诛笔伐，要么刀枪相见。怎么能干些暗杀、放火、爆炸的勾当呢？”
王耀南冷静地看了看他，问道：“请问，我们动用这些手段对付的是谁？”
“当然是日本人和那些汉奸。”陈冰岩回答。
“对付这些人，我们还用讲究什么光明正大么？”王耀南反问。
“反正敌人用过的手段，我们来用，我感到不舒服。”陈冰岩说完注视着远方。
“玛雅利！”王耀南有些激动，“当我们坐这里享受落日的余辉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国内有多少同志关在监牢，有多少同志惨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我们的力量太弱小了，要想反抗反动势力就必须付出多得多的代价。当你看到成千上万的同志倒下的时候，你不会去想任何事情，那就是复仇，不惜一切代价复仇！”
王耀南的话深深震撼着陈冰岩的心灵，他头一次感觉到“革命”是这样的惨烈。
陈冰岩望着激动得满脸涨红的王耀南，不由低下了头。
王耀南语重心长地说：“同志，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搞革命我们内行，搞军事我们是外行。抓紧时间学习军事技能，争取早日归国报效国家！”
“可我们是在为苏联服务。”陈冰岩突然说道。
“可我们共同的敌人，却都是日本帝国主义！”
陈冰岩无言以对，面对浑身溢着革命热情，对敌人无比愤恨的王耀南，他还能说什么呢？只有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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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实践课中，陈冰岩认真学习爆破技能，还不时地虚心向俄语好的同学请教。由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化学知识，很快地掌握了各种复杂的爆破技能，成为同期学员中的佼佼者。
陈冰岩越学越精，他考虑到今后工作的特殊性，尽量把配炸药的每种化学原料成份记在脑子里，不用笔记。而且还特别留意这些原料在城市中普通的西药店中是否可以买到。日积月累，加上勤奋苦学，陈冰岩终于成为一名出色的爆破“专家”。
看到陈冰岩的进步，王耀南喜上眉梢，他多次夸奖，陈冰岩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后来，缪勒尔给学员们的一次讲话，使陈冰岩促动很大。
缪勒尔讲道：“反动派对待革命者是残酷的，我们没有必要对他们留情。既然反动派喜欢残酷的手段。那么，我们对他们就施行残酷的手段！”这时，陈冰岩想起了中国的古训，“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1934年11月7日，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7周年纪念日。在莫斯科红场照例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军事情报学校选派了一部分学员到红场参加庆祝活动，杨奠坤、张逸仙有幸目睹了这一盛况。当斯大林出现在列宁墓上的观礼台时，他们也和欢乐的人群一起激动得热泪盈眶。尽管后人对斯大林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在当时，他在国际战士的心中是崇高伟大的。
斯大林的讲话铿锵有力，他用低沉的嗓音说道：“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国家，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尽管她面临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但却依然傲然挺立。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国家骄傲吧，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欢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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