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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末期，不管一般维也纳的小店主或是工匠多么反犹太，法律也好，政府机构以及“受过教育”的人也好，特别是维也纳的医学界，都反对这种歧视行为。在弗洛伊德行医时，约是从1880年到20世纪初，维也纳医学界多数的领导人都是犹太人，即使不信犹太教，也是具有犹太血统的。根据奥匈帝国史学权威麦卡特尼（Ｃ。A。McCartney）的研究，1881年弗洛伊德开始执业的时候，维也纳六成以上的医师都是犹太人；到了1900年，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医学讲座、各大医院主任、军方外科总医师、皇帝御医，以及为皇族接生的产科医师，几乎都是犹太人。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声称因为自己身为犹太人才不能得到神经医学正教授的资格，实在有违事实。不管是不是犹太人，跟他执业、在医学上的地位，以及是不是为维也纳医学界所接纳，根本没有关系，特别是这个医学界本已是犹太人的天下。
事实上，维也纳医学界发现弗洛伊德令人无法苟同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这个医学界相当“犹太”。第一波反对弗洛伊德的声浪就是精神分析的信仰者所发出的，他们宣称弗洛伊德破坏犹太的医学伦理，说他不仅不肯办义诊，还口口声声地说精神分析不可免费，如果不收取相当的费用，病人从治疗中得到的好处就很有限。对大多数秉持犹太传统的维也纳医师，弗洛伊德简直是“不道德”。当然有很多医师是以赚钱为目的，包括一些人称“吸血鬼”（“Renex”）的犹太医师。在不得不注重那些“吸血鬼”的医术时，一般医师还是会把病人转介给他们。但是大家还是认为这些“吸血鬼”是可耻的。然而，即使是最可怕的“吸血鬼”在大学医院当主任的同时，还是会照顾贫苦的病人；尽管贪婪，依然大力宣扬医学伦理和无私的奉献。
弗洛伊德就不一样。他耻笑这种做法，直接向最崇高的犹太医学伦理挑战。他把行医当做是一种“交易”。更糟的是，维也纳医师开始猜想：说不定弗洛伊德是对的。然而，就心理障碍或精神治疗而言，坚持高收费有“疗效”而且“无私”，实在是大害。
更让人困惑的是，弗洛伊德坚决主张医师和病人之间不可有任何情感。做医师的当然都知道对折磨、死亡、痛苦，必须习以为常，而且要无动于衷。因此，医师不治疗自己家人是很合理的。然而，医疗信念的中心思想就是——关爱和照顾是适用于任何病症的处方。当然，没有爱心，也可治好骨折，但是有爱心更佳，而且受病痛折磨的“人”最需要一位有爱心的医师。弗洛伊德却要医师摒除同情心，不可对病人发生兴趣。他还说，关爱对病人有害无益，因为这样病人会变得更依赖，阻碍疗效。所以，不要把病人当作是自己的兄弟，而应将他们视为“物体”相待。
如此，原本救人一命的医师就有可能沦为“工匠”。对维也纳所有的医师来说，不管是不是犹太人，这和他们当初行医的使命相悖，等于是公然侮辱他们的自尊和专业。更令人难堪的是，许多人由此产生怀疑，至少从精神分析的层面而言，弗洛伊德或许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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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弗洛伊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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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一位犹太资深外科医师哈耶克（MarcusHajek），不但是大学医院的耳鼻喉科主任，而且拥有“正教授”的头衔。有一天，他在我家吃晚饭时说道：“但是，假如弗洛伊德说的没错，精神分析就是一种麻醉药了。当医师的不管其中的危险性，故意让病人上瘾的话，不但是犯罪的行为，也有违医者神圣的职责。”
把精神分析当作是治疗和科学方法来讨论，比探讨其伦理价值的来得多。弗洛伊德是属于维也纳“现代医学”的第二代。所谓的“现代医学”，历经一个世纪以上缓慢的孕育过程，最后终于在维也纳开花结果，也就是在弗洛伊德出生的前几年。到了弗洛伊德那一代已意识到，医学所能成就的和“前科学时代”的医学，也就是莫里哀（Ｍoliere）戏剧里那些可鄙的庸医所为，可谓有着天壤之别。“现代医学”不仅能做诊断、治疗，且是一门可学、可教的学问。那一代的“现代医学”成果非凡，比方说细菌学的研究发展，使得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能力大为提升；借助麻醉进行外科手术，由于消毒和无菌的进步，使得病人在接受手术后，不至因感染而死亡。
约在1700年，由于荷兰的布尔哈夫医师（Boerhave）②以及英国的西德纳姆医师（Ｓydenham）③的出现，医学才不再是江湖郎中的信口开河，并脱离了以往空洞的理论与臆测。疾病都是特别的，有其特殊的缘由、症状与治疗方法。细菌学的大胜利就是由弗洛伊德那一代的医学所缔造的，正因为他们证明了每一种感染都是很特别的，因为某种特殊的病菌、由独特的带原者传播，如跳蚤或蚊子，并以某种方式对特别的组织产生作用。在现代医学史上，一旦忘记布尔哈夫和西德纳姆给我们的教训，如主张顺势疗法的哈内曼（Hahnemann）学派又很快地就会被人讥笑为“无稽之谈”（弗洛伊德出生时，哈内曼刚好过世）。然而，精神分析学派却认为所有的精神失调都可依循一个通则；许多执业者（虽然不包括弗洛伊德本人）并宣称，精神病是“情感的”而非“肉体的”疾病，是由本我、自我与超我表现出潜意识里的性压抑而来。
有人告诉我，在1900年左右，维也纳医学会曾在派对中演出一出讽刺短剧，模仿莫里哀的剧作《想像的病》（LeMaladImaginaire）。其中有个庸医说道：“如果病人爱上母亲，是因为患了精神病；反之，若他恨母亲，也是同样的精神病。不管是什么病，原因都一样；不管原因为何，都是一样的病。治疗方式也相同：21个小时的心理治疗，收费奥币50克朗（Kronen）。”⑤
当然，这是对精神分析的嬉笑辱骂，却又一针见血，弄得哄堂大笑。有一位精神分析医师就告诉我，那天他就在场，那时的他还是位医学生，不但不以为忤，甚至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对任何熟悉医学史的人来说，如果精神分析的方法令人质疑，那么效果呢？医学会领导人物看过太多的病例，知道医学并非纯然理性，有些是神奇而无法解释的。因此，精神分析就着重于效果的发表并强调对比试验。维也纳医师要求精神分析的效果时，不禁感到困惑。弗洛伊德本人是精神治疗大师，这点不容否定，但是精神分析的效果如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首先，弗洛伊德和他的信徒拒绝为“效果”下定义。所谓的“效果”是回复到原来的能力？还是焦虑的解除？精神分析真能“治愈”一个人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有些病人终身无法痊愈，或是必须一再地回去接受心理治疗？是否是慢性症状的减轻？如果病人对“治疗”上瘾，这样好吗？不管如何定义，治疗的结果要如何测试呢？每一个在维也纳执业的医师都看过“精神异常”的病人。这样的病人，特别是青少年，很多毋需接受治疗，自然而然就好了，至少症状消失了，或是有很大的改善。因此，精神失调自行痊愈的比例大约为何？而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病情改善的话，到底改善多少？以上问题所需资料皆不够。精神分析学家，始自弗洛伊德，都拒绝讨论这个问题。
似乎所有的精神治疗方法效果都差不多，或者都没有什么效果。到了1910年才有人出来挑战弗洛伊德学派，阿德勒（AlfredAdler）⑥是一个，还有荣格（CarlJung）⑦，以及德国的孔斯坦（OarkarKohnstamm）——今天“人文”，心理学的先驱，一位受人敬重、成功的心理治疗学家，他的方式和弗洛伊德学派完全相反，主张心理治疗师该融入病人的生活和问题中。
此外，还有各种信仰治疗法和意识疗法：精神派、催眠师、有一只“魔箱”的人，更不用说卢尔德（Ｌourdes）朝圣⑧和哈西德派（Hassidic）的神秘教士⑨了。
关于精神治疗效果的研究，约略形成于1920年，显示结果都差不多：精神治疗或许有神奇的效果，但数据不够完全，且不能证明哪一种方式比较好，或与另一种的差异为何。这代表双重意义：一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对某些人有用的特殊疗法，并不能用来治疗所有的精神问题；二是治疗成果言过其实。不管结论为何，都不是弗洛伊德以及精神分析学派能接受的，因为这等于全然否定弗洛伊德的理论。
记得有一天晚上，比勒（KarlBuehler）和摩根斯坦（OskarMorgenstern）⑩在我家餐桌上谈论到一项有关精神治疗效果的重要研究。布勒是维也纳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略微倾向弗洛伊德学派（他的夫人夏洛特就是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医师），而摩根斯坦当时还是个学生，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并成为统计理论的权威。比勒说道，效果可以显示，对许多心理疾病而言，精神分析是有力而特殊的一种治疗法。并且说，我们该好好研究精神分析可以适用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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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弗洛伊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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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斯坦回答说：“不对。如果看统计数字的话，要不是这个病人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心理疾病，就是病情之所以改善是由于病人对方法信赖产生的信心，而非方法本身所致。”
“不管怎么说，”另一位在座的眼科手术医师说，“弗洛伊德精神治疗法的效果不明显，因此没有医师可以凭着良心来推荐或运用。”
对维也纳所有的医师来说，最困惑的就是不知道弗洛伊德和他的弟子说的是“治疗病人”，还是“文艺批评”。前一分钟他们才试着去治疗某一种特别的疾病，比方说害怕过马路或是阳萎，下一分钟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字汇以及分析方式来看《格林童话》（Grimm’sＦairyTalse）或是《李尔王》（KingLear）。医师大都心悦诚服地认为：“对小说艺术而言，精神分析居功厥伟，”正如托玛斯·曼（ThomasＭann）在弗洛伊德80岁大寿的讲演中所言。对文化、文学、宗教以及艺术，弗洛伊德是最有影响力、想像力、慧眼独具的批评家；以上姑且不提的话，许多人都一致认为，他为长久以来紧闭的灵魂开了一扇窗。由于这点，他足被誉为“奥地利最重要的人物”。
然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像牛顿的物理学、康德的形而上学，或者是歌德的美学，可以成为一种治疗法吗？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声称，精神分析确实是一种疗法，但这点却是一般维也纳医师所不能接受的。
只要有人暗示弗洛伊德的理论是“诗”，而不是“科学”，他就觉得受到莫大的伤害。即使是他亲自邀请托玛斯·曼在他生日时演讲的，却又深深厌恶他的“赞美”。当然，不管精神分析是否是真正的科学，弗洛伊德还是伟大的艺术家。也许，他是本世纪最卓越的德语散文作家——他所写的，是那么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