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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在量胎儿头的尺寸。
“石医师，您看得出是男是女吗？”妈妈问。
医生笑笑，有点奸诈的样子，说：
“我只看得出是个婴儿，看得出他没有两个头、六只脚。至于是男是女——您一定得知道吗？”
妈妈无所谓地摇摇头。
“对嘛！”石医师把超音波关掉，“人对这个世界已经掠取无度，您不觉得保留一点天机、一点对自然的惊讶，比较美好吗？”
妈妈有点诧异地、仔细端详着这个名气很大的德国医生；他显然向来不告诉产妇胎儿的性别。石医师大约有五十岁，一头鬈曲的黑发下有一双特别柔和的眼睛。
“不要忘记吃每天的维他命……”医生一边嘱咐，一边记录检查结果。
“石医师，”妈妈突兀地插话，“您为人堕胎吗？”
医生愣了——下，摇头．“不，绝不。”
“为什么？”妈妈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
“我爱生！我只负责把生命迎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不切断任何生命。”石医师回答得很干脆。
“那么，”妈妈迟疑地问，“我产后，您是否肯为我结扎呢？”
医生柔和的眼睛笑着，“如果您绝对坚持的话，我当然会做，但是，亲爱的安德烈斯的妈妈，我会花整个下午的时间试图说服您不要结扎——”
“为什么？我只要两个孩子。生了老二之后，我就三十八岁了，年龄也不小了。为什么不结扎？”妈妈真的诧异了。她回忆起美国人办的台安医院，在怀安安时，护士就例行公事似地问她产后要不要顺便结扎。
“因为，”石医师好整以暇地说，“结扎是无法挽回的。您想想看，人生无常，万一孩子出了事，您若想再生，结扎了就不可能了，那多可惜！您可以吃避孕药，或者装避孕装置，当然，最好的办法，是让男人结扎，因为男人结扎，不但手术简单，而且随时可以挽回……”
“像您这样的女性，”石医师正视着妈妈，“为什么不多生几个？”
妈妈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我我我——我已经三十八岁了——”
“三十八岁算什么！”医生很诚恳地说着，“您有能力抚养孩子，您有时间和智慧培养孩子……您这样的妇女不多生几个孩子，谁该生呢？”
“唉！”石医师似笑非笑地继续说，“你们这些解放了的女性最难缠！”
“您自己有几个孩子？”妈妈不服气地问。
医生笑笑：“五个！”
“哦——”妈妈没有声音了。
一个阳光懒懒的下午，妈妈和几个三姑六婆在艾瑞卡家中喝咖啡。艾瑞卡的儿子已经读研究生了，周末回家来，像圣诞老公公驮着一大袋脏衣服，丢给妈妈洗。有写不出来的专题报告，艾瑞卡就到邻居家去为儿子求救——邻居中反正有的是经济学博士、心理学博士、医学博士、文学博士。
“要男人去结扎？”艾瑞卡差点打翻了咖啡，“当年我不能吃药，因为我对药物过敏，然后装了避孕环，阴道又不断地发炎，只好哀求我丈夫去结扎——你想他肯吗？”
三姑六婆全瞪大了眼睛，齐声问：“不肯？”
艾瑞卡摇摇头：“他宁可砍头！”
海蒂也摇摇头：“我那一位也不肯。”
苏珊勇敢地下结论：
“男人对自己缺乏信心，他必须依赖‘那个’东西来肯定自己。”
三姑六婆喝口咖啡，心有所感地点点头。
在当天的晚餐桌上，妈妈对爸爸特别殷勤，不但给爸爸准备了白葡萄酒和大虾，而且禁止安安爬在爸爸肩头吃饭。
吃过饭，爸爸正要推开椅子起身，被妈妈一把按住，她很严肃地说：
“你坐下。我有事情和你商量。”
“什么事？”爸爸脸色也变了。他一看妈妈表情就知道有什么灾祸要降临。他坐下。
妈妈小心地把石医师的话重述一遍，然后开始早就准备了一下午的说辞：“所以最理想的办法，是男人去结扎……”
爸爸脸色舒缓过来，说：“好，我去嘛！”
“男人结扎手术非常简单，几分钟就好，又不痛苦——”妈妈继续背诵。
“好嘛，我去结扎嘛！”
“而且，结扎并不影响男人的能力，你不要有什么心理障碍，有信心的男人——”
妈妈突然停下来，定定地看着爸爸，“你刚刚说什么？”
爸爸耸耸肩：“我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去结扎嘛！怎么这么罗嗦。”
他推开椅子，到客厅去找儿子玩。客厅响起父子俩追打的笑声。
妈妈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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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聊的下午，安安说，妈妈，讲讲我小时候的故事吧！
妈妈说，好，你是个婴儿的时候，吃奶像打仗一样，小小两个巴掌，紧紧抓着妈妈的乳房，嘴巴拼命地吸奶，好像整个人悬在乳房上，怕一松手就要掉到海里去了。不到一分钟，就把奶吸得光光的，再去抢另外一只奶……
那个时候，你一天到晚黏在妈妈胸上。
后来呢？
后来，你会爬了，妈妈在哪个房间，你就爬到哪个房间，像只小狗。妈妈一离开你的视线，你就哭。
后来呢？
后来，你会走了，每天就让妈妈牵着手，走出前门，穿过街，到对面找弗瑞弟玩。
门铃响起来，在角落里玩汽车的华飞一边冲向门，一边嚷着：“飞飞开，飞飞开！”
六岁的弗瑞弟站在门口：“安安，赶快来，我妈在院子里发现了个蚂蚁窝……”
“蚂蚁？哦？”飞飞圆睁着眼睛。
弗瑞弟和安安已经冲上了街。两个人都赤着脚。妈妈来不及叫“过街之前要先看左右”，近三岁的飞飞也赶到了马路边。妈妈在后头喊：“停！”
飞飞在路缘紧急煞车。
“有没有车？”
飞飞头向左转，向右转。
“没有。”
“跑！”
长着一头鬈毛的小皮球蹦蹦过了街。
妈妈走进厨房。她今天要烤一个香蕉蛋糕。栗子树青翠的叶子轻轻刮着玻璃窗，妈妈有点吃惊：这小树长这么高了吗？刚搬来的时候，比窗子还低呢！和煦的阳光透过玻璃，把晃动的叶影映在桌面。三支香蕉、两杯面粉、一个鸡蛋———
后来，安安就自己会过街了。这条街是个单行道，车不多，每半个小时有辆大巴士喘着气通过。飞飞爱那巴士的声音。有一次，妈妈在厨房里读着报纸，喝着咖啡，耳里不经意地听着巴士轰轰的声音由远渐近，然后，停了下来，就在厨房外边。妈妈啜一口咖啡，看一行字，突然跳了起来，转了几个弯，冲出门外，果不其然，一岁半的飞飞，个子还没一只狗儿的高度，立在街心，挡着大巴士，仰脸咕噜咕噜吸着奶瓶，眼睛看着高高坐着的司机。
后来，大概是安安离开幼稚园没几天的时候吧，他和弗瑞弟勾肩搭背地出现在妈妈面前：“妈妈，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去游戏场？”
妈妈呆住了。那个有沙堆、滑梯的游戏场离家也只不过四百公尺吧？可是，孩子自己去？种种可怕的布局浮现在做母亲的脑里：性变态的男人会强奸小男孩、小女孩，会杀人弃尸；亡命之徒会绑架小孩、会撕票；主人没看好的狗会咬人，把肠子都拖出来；夏天的虎头蜂会叮人，叮死人……
“妈妈，可不可以？”有点不耐烦了，哥儿俩睨着这个三心二意的女人。
妈妈离开书桌，单脚跪在安安面前，这样两个人的眼睛就可以平视了。妈妈握着孩子的手，慢慢地说：
“你知道你只能走后面那条人行步道？”
安安点头。
“你知道你不可以跟陌生人去任何地方？”
“知道。”声音脆脆的，“他有糖我也不去。”
“如果，”妈妈说，“如果他说要带你去看兔子呢？”
小男孩摇头：“也不去。”
妈妈站起来，摸摸孩子的头：“好，你们去吧！”
两个人学着出草的番人，呼啸着追逐而去。
从此，安安就像一个云游四海、天涯飘荡的水手，一回家就报告他历险的过程：游戏场边有一片大草原，埋在草丛里全是土拨鼠。草原上一棵不知名的枯树，枝桠上永远停满了乌鸦，在那儿对着天空“嘎嘎”叫着。树丛里则有野兔，好大的耳朵，尾巴却那么短，身体很胖，有一只九斤重的猫那么大。秋千旁边那棵树，结满了绿色的豆豆，豆豆还附着一片像蜻蜓翅膀似的薄薄的筴，你把这豆子往天上一丢，它掉下来，那翅膀就一直转一直转，像降落的直升机，也像蝴蝶———
“妈妈，”一大早，安安竟然已经穿戴齐整，立在妈妈床前，“我想去幼稚园。”
妈妈扑哧笑了，“你已经毕业了，还去幼稚园？再过一个月，你要上小学了。”
安安赖着扭走，非去不可。
蓬头垢面的妈妈穿着睡衣，坐在床沿，托着下巴看着儿子，心想：我的天！这家伙还不懂什么叫“毕业”！可是，回头想想，他怎么会懂呢？
廿分钟之后，母子两人来到了幼稚园门口。安安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这个地方，有他喜爱的朋友、他熟悉的玩具、角落、气味……
推开门，安安站住了。正在嗡嗡钻动的小萝卜头停下手中的活，回头看立在门口的人。安安伸手抓着母亲，有点慌乱地问：
“我的朋友呢？”
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庞。
“我的朋友呢？”
他困惑地看着妈妈，一边缩脚往门外倒退。
“你的朋友，安安，”妈妈把门掩上，“和你一样，长大了，离开幼稚园了，准备上小学了。”
安安低着头，用脚尖直蹭地，“他们——不会再来了吗？”
“不会再来了。幼稚园已经过去……”
小男孩怔怔地站着，哪里传来吉他琤琮和孩子们的歌声。半晌，他挣开母亲的手，两手塞进裤袋，径自往大门走去。
“妈妈，我们走吧！”
就在这个伤心的暑假，安安发现了地下室的麻布袋。
他们在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安安和弗瑞弟是警察，全身披挂，树枝手枪插在腰间，绳索和钥匙吊在肩上。弗瑞弟的三岁半的妹妹是小偷，两只手被胡乱绑在一块；两岁半的飞飞是警犬，正在地上努力地爬，脖子里圈着一条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