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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阿亮你难道没喝到失态过吗？阿亮说没有，顶多话多一点。厦门酒友在一起喝酒，喝多了都是我一家一家送。像这种擦屁股的事情我干得很多。最讨厌的是喝完酒后调戏妇女的，这种人不能跟他一起喝酒，尽给你惹事！我问他有女的调戏男的吗？他端着杯子想了一会说：“啊！这种情况也有很多，酒会使人的控制力下降，他们潜意识里的东西就暴露出来了。人大概有三个层面的意识，比如说会凭着习惯做一些事情。一个酒鬼走路迷迷糊糊看见汽车也会躲，吃完饭还会结帐、数钱，知道把钱揣到口袋里。有些人接着喝会失去意识，完全想不起来自己在干什么。比如一个平常十分斯文的人突然秽语连篇，或者一个非常绅士的先生调戏起妇女来了。这说明这个人潜意识里就有这种倾向。只不过教育或者社会风俗使他这种行为没有被激发出来，现在酒这个媒介把它一下给激发了。然后这个人又清醒了，慢慢驱虎进笼。时间长了大家忘了他的这种行为，其间会被当成笑话说说。因为这个不是这个人的常态，只有在很特定的情境下才会出现。还有一些人喝完酒有暴力趋向，比如会自残或者打人什么的。啊！这个我亲眼见过。我见过一个酒鬼从三楼跳下来，当时摔得不能动了。后来楼上又下来几个人把他抬到医院去了。服侍酒鬼是个相当要需要爱心的工作。有些酒鬼喜欢说话，说个不停。就那么几句，比如‘我是什么样的人？’或者竖起一个小指头晃来晃去说：‘这点酒，算什么呀！算什么呀！’最讨厌的还有人用手肘勾着你脑袋，头抵着头。你又不敢使大劲拽，醉鬼力气大着呢！万一拽个身首分离，可怎么办？”
阿亮说，话痨算是好对付的，话痨总有说累的时候。最怕酒友是个胖子，如果他又住在楼上，而且没有电梯，那就遭罪了！
他又讲了一个故事：“我有个朋友身高一米八几，体重近两百斤。有一回喝多了，我们三四个人送他回家。真是扶到东来又到西。一边一个人架着，后面还跟着一个托腰的。不然他就一路往下滑。到了他家所在的小区我脑子都蒙了，他家在六楼，这个醉泥鳅如何上得上去？他已经站都站不起来。我们在楼下按电铃，按了两声对讲机开了。他老婆在里面问：‘又喝多了吧！’楼下几个酒友说：‘不多！不多！就二两，单位招待，没办法哦！’这时候旁边有个人说：‘快闪开，上面要扔东西了！’接着大家四散跑开，我还在那里发楞。跑到草坪上的人冲我喊：‘阿亮，快闪开！’我这时脑子里电路才被接通了，撒腿就跑。跑到小区的绿化带里然后朝楼上看，六楼的纱窗推开，从上面扔下一个大黑包。”
阿亮说，他还在奇怪楼上扔下来的是什么东西，那几个人倒是配合默契地把黑包给打开了。有防潮垫、被子，还有一盘蚊香。那几个人把防潮垫铺开，把睡得像死猪一样的胖子搭过来放倒。然后盖好被子，在上风口把蚊香点好。有个人说把口袋掏掏，然后掏口袋，把驾照、钱夹、工作证、身份证，还有钥匙串都装好，夜里让小偷给偷走了可不是玩的。剩下来的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二百来斤连贼也没奈何了。他老婆就抱着手臂站在窗前看着，一直看他们弄好了，才把灯灭了。几个人忙了半天连声谢谢也没捞到，站在那里抽了根烟，就摸摸鼻子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了。
大清早，鸡不叫狗不咬的。那胖子醒了，像鲁智深一样摸摸脑袋，一头雾水。说了一声“惭愧！”然后撅起屁股收拾防潮垫、被子，他知道那里有绳子，把它们捆成一卷，背在肩头上像个长年打短工的人似的。他又按响了六楼的门铃，叮——叮——叮。门开了，胖子背着铺盖卷轰隆轰隆上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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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96 邓丽君的名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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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甘鹏
邓丽君的纪念馆开在高雄爱河边——但她和这个城市的渊源其实不大。就好像在桂林也开有一个邓丽君纪念馆，邓丽君自然是没有去过桂林亦没唱过什么和桂林有关的歌。只是桂林和高雄一样是旅游大城，这背后的潜台词也算明显，丽君搭台，旅游唱戏。
拿到的高雄旅游手册第一页就印着邓丽君纪念馆的介绍，坐上出租车，不用告诉具体地址，司机已经能报出门牌号。因为一直有大陆游客拿着简体字写的地址纸要打车去往。当地人倒是不怎么去的。也问了高雄本地的朋友，要么是不知道，要么听说过但没去过，也没有特别想去。提起逝去的歌后，台湾人对凤飞飞的感情似要更深一些，对他们而言，邓丽君是个很早就离开台湾发展的耀眼名字。
台湾人可能没办法理解邓丽君对大陆来的人们的意义。改革开放的符号、抚慰人心的天籁、某种意识形态的探寻……
以我本人来说，我是80后，我听流行音乐并没赶上“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的年代，但印象中小时候录音机里永远传着“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的柔软歌声。那是童年的背景音。
台北的“筠园”去过，背山面海，风水宝地。
高雄的这个纪念馆，之前有沈阳的朋友去过，我对他拍回来的照片大为不满——为什么好好的“邓丽君纪念馆”，被拍成了那副样子？
当我到了位于爱河边的邓丽君纪念馆门前时，我发现我错怪朋友了。不是他的错，这个纪念馆本就简单，它是一个车库改建的。
门外的风景还算不错。蓝天白云是高雄的常态，爱河边也缀满色彩斑斓的花朵。是邓丽君歌曲中“如果我要谈爱的时候，我有四个愿望……”那样明亮愉快的调子。
而门里是另外一重世界，昏暗是首当其冲的感受。车库只是做了最简单的装修，墙壁裸露的砖头上刷了白漆，天花板吊了彩条。邓丽君的大幅照片挂着，有不少居然是泡沫纸打印的，已经卷了边。
物品却都是货真价实的宝贝——邓丽君的宾士车、邓丽君的舞台服装、邓丽君的香奈尔与路易威登项链还有包包手表，甚至她的床、沙发、脚踏、体重秤，家中曾摆放过的假山石……都在此了。位于香港赤柱的邓丽君故居几年前出售了，这些大件小件、随身细软，都被一起打包回了台湾。操持这个纪念馆的是邓家大哥邓长安。他在靠里面的房间摆了一个桌子，接受参观者的问询，馆内亦出售一些周边商品。馆内张贴了告示不许对人合影，但买了商品可以。还有一个捐款箱，像庙里的功德箱，捐款100元可合影并得到一本相册。100元是以人民币计算的，箱里也都是人民币，看到一张港币，台币完全没有。
和我同去的《新快报》的记者朋友一会儿就受不了，她觉得阴森森，怕，拉我赶快走。我是不怕，还在邓丽君的床前合了影。我想生性调皮的邓丽君也该理解我的这番好玩的情趣。
只是她若有灵魂在人间，恐怕是不会喜欢来这里的。看心爱的衣服上积了厚厚的灰。
离去已快20载，一代歌后、一块丰碑。
朋友说：这些东西若放到大陆去，或者卖到大陆去，一定价值连城。或者拉大陆投资修成一个纪念馆，一定不是这个样子。比如开到我们东莞去……
我去过大陆的邓丽君衣冠冢。在上海的福寿园。一个商业墓地，因此算是做了软性宣传。那里修筑了邓丽君的汉白玉像，办有小型展览，奖杯与服装，灯光精心打下来，映照出一代歌后的风光。
我们从纪念馆出来，沿着爱河边走一走。高雄没有太多高楼大厦，街上的招牌也不比香港北京上海。城市旧旧的，计程车不多，大多空车跑着。导游和司机都说：请你们陆客多消费啊，带动我们的经济。
记得80年代末，谁家若有台湾亲戚，带回来高级家电和红包，邻里都羡慕。90年代涌现台湾偶像，晚会上齐秦张信哲一出，毛阿敏陈方圆都靠边站。如今可说是风水轮流转了。提起上海北京，那些没有太多离开台湾本土的台湾人，比如的士司机，都会说，“好地方啊！”
爱河边走着，这里没有做什么夸张浮夸的雕塑，没有什么新装修出来的高级防护栏和健身设备，只是点缀得很好看的花朵与青草荆棘。街边有老旧的小花园，出来散步的太太带着家里的小狗，微风中一起晒太阳。
台湾的经济不好，大陆的经济好。大陆拥有台湾现在没有的火箭式蹿升的经济，有大兴土木的工程建设，还有不太缺的工作机会。但不得不承认，台湾恰拥有大陆所没有，或是被破坏过又被忽视，没有真正重建起来的某些东西。
还是回到邓丽君的话题来说，大陆的流行音乐到今年，重生已经33年。大陆的歌手崇拜过邓丽君、模仿过邓丽君、从邓丽君那里吸取过营养。但当大陆的经济都好到让台湾人都羡慕的时候，我们的流行音乐还是依赖台湾的包装制作，歌迷在疯狂消费的还多是来自台湾的偶像。
我们都买得起当年邓丽君才买得起的名牌包了，我们早不再用得着偷偷摸摸听她的磁带了，卡拉ok录像厅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但“十五六岁的姑娘小伙年轻又漂亮，心中的偶像有太多来自台湾和香港”，情况还是一模一样。
。。c o m
VOL。97 腰
t。xt‘小~说~天~堂
作者周耀辉
（《一个身体》系列）
在他呼唤我之前，我已经看到他。
咖啡店的玻璃窗好大好干净，从这边看过去那边的世界，我不肯定是更加真实还是更加虚幻，总之，恍惚。当然，我也明白，恍惚的，其实是我。
我从坐下那一刻开始不时看着窗外的世界，究竟他会不会按着我们昨夜约好的，出现？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真的等着他，还是等着某一种情绪。
口中的拿铁味不浓不淡， 一如我的期望。人大了，失望多了，不可能容许自己期望太高。
况且，他不过是我来到t市度长周末晚上回到旅馆一时寂寞而上网而打招呼而聊了几句而交换了头像之后见面的人。
我怀疑我还记得他的样子吗？我只清楚记得他腰上文了一条蛇，从左边腋下一直绕到右股之上。在我进入他身体的时候，我看到了。
他在我面前坐下来，说：不管你昨晚为什么再约我今天见面，我想带你逛逛我的城市，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