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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另一个人改变自己的人生，最终就会搞得像我。”
当你失去他（她）时，你怎么办呢？年轻时不懂得的装逼道理，在某个时刻会忽然醍醐灌顶：比如，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终将一个人来一个人走。新闻里每天都在上演孤独的故事：那个因为门没关好无辜被杀的人，也有挚爱的家人，但最终只能独自面对生与死，他在自己家里被杀，凶手甚至不慌不忙地用他的菜刀把他分装进他的行李箱。可就算，临终环绕身边的是亲人又能怎样？他们握着你无力的手，温柔地鼓励，你也终将独自面临最后的白光，走马灯一样闪过你的一生。
回去的路上，她和汪欢实从爱情聊到了死亡，汪欢实说她“解high”——稍微大个几岁就能装尤达大师、心灵鸡汤。她恍然明白，自己已经变成当初自己厌恶的“过来人”。
第三天，汪欢实带她去看798里不要门票的展览，他带着她倒了两次公交车，只为了指着其中一幅照片告诉她：“这幅画我三年以前在创意市集上看到过，当时卖50块我没舍得买，你看后来在香港拍卖居然值5万了！”
“你怎么50块都没有？”
汪欢实不好意思地低头：“女朋友想吃冰淇淋。”
她想了想，严肃地恭喜汪欢实：“幸好你跟她分手了，你女友绝对是扫把星转世。”
汪欢实却说：“就算回到当初我也会买冰淇淋不买画的，那天是我们的初吻耶！”
第四天，汪欢实教她打网球，她汗都没出，汪欢实捡球捡到腰肌劳损。她想，她会坚持打网球，很多人在生命里来来去去，总要留下一些什么，比如，庞城留下了一段感情。
第五天，汪欢实送给她一本食谱，叮嘱她即便他离开，她也应该好好照顾自己。
第六天，他们坐在阳台上，喝了一瓶红酒，看了一次日出一次日落。
第七天，她告诉汪欢实，她已经不想死了，就算庞城离开了她，她的人生也还是要继续。
还是隔着阳台，汪欢实吻了她，他身后是已经整理好的两只行李箱。
他说：“这世界上再浓烈的情感也不该逾越作为人想要活下去的本能。”
她站在阳台上抽第三支烟，对面阳台的汪欢实就那么忽然的消失了，像从没有出现过一样——她终于完成了她幻想中的走马灯，回顾的只有爱情。但她想，这不会是她临终的那个。
她终于放下了支撑在阳台上的双臂，虽然她还是不知道怎么释怀：假如，当年庞城不是暑假租了她隔壁的房子，就不会因为帮她捡晾在阳台上掉下去的鞋认识她；假如，那年庞城买了那幅画没有买冰淇淋给她，或许就没有那个吻；假如，那次闹分手她换了号码不要换回来，庞城或许就不会为她放弃出国读书的机会……假如没有过去，他们不会有七天前因为一件小事的争执，不会有她愤而离开没告诉庞城自己要出差，不会有庞城因为担心她没带钥匙又赌气不肯打电话却执意为她留着门……假如这一切，有任何一件事改变了轨迹，今天，应该就不会是庞城的“头七”。
可庞城已经走了，一个一米八五的人，只带走一只行李箱，一只登机箱。她哭着想，如果不是迷迷糊糊中他以为是她回家，也不至于如此措手不及……她真是他的扫把星啊，她却还是必须苟活于这世上。
她手上还拿着庞城的信：
“下次吵架，你不要离家出走了好么？你说，如果我向你求婚，我们应该像交换戒指一样交换人生的一个秘密。我现在告诉你我的秘密，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奶奶迷信，让我认过一个狗爹，给我取过一个好养活的孬名。别人的孬名顶多叫狗剩、拴柱，我比较倒霉，还得随狗爹姓汪，叫欢实……我想向你求婚，我的秘密说完了，你的呢？”
是啊，她的秘密是什么呢？或许是，她会把这个故事假装成别人的故事那样讲出来。
或许是。
滕洋，作家、编剧。「一个」常驻作者。微博id：@短短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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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661 我没有成为自己不喜欢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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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严明
小时候，我家住在一个镇的中学里，离镇上还有几里地，是被村庄包围的一块地方。那是一个什么都贫乏的地方和年月，就是在那儿，好几样最初的职业梦想萌生了：卖冰棍、放电影、照相师、当兵……第一个想法就是卖冰棍。卖冰棍的大哥实在太酷了！他们一般骑着自行车来，后座上驮着个木箱，箱中的小棉被内便是码放整齐的夏季里最晶莹剔透的宝贝。
后来想想，那些其实是硬邦邦的老冰棍，奶油冰激凌之类高档货是后来才有的。有时冰棍还分颜色，有黄色和水红，有点水果的味，更加诱人，后来才知道里面无非是一些色素和香精吧。这些全不要紧，要紧的是他们的到来。冰棍哥哥穿着背心、戴着草帽、脖上搭条毛巾、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的身影实在太帅。他们手中还有一个能发出声响的“宝物”：锯开竹筒，只留下竹节的圆片部分，在边上钻个孔，拴根小绳，绳尾系一粒小圆珠子。这个宝物持在手中，像扇扇子一样摇动，珠子打在竹节两面，便会发出连续而清脆的哒哒哒哒声响，我们都叫它“冰棍摇子”。小贩摇着它可急可缓，免去了吆喝的劳累。那个声响，与冰棍哥的帅气、水果冰棍的清凉甜美是浑然一体的。曾经，我很认真地问过爸爸：我长大可以卖冰棍么？
每年，当听到卖冰棍的摇响第一串哒哒声，我和妹妹一定惊喜地对望：啊，夏天来了，卖冰棍的来了。然后会去找爸爸商量，我们是不是可以买？买，是艰难的，天天吃冰棍，实在是太奢靡的消费。好，就算不买，我在家中也可以听着那些勾魂摄魄的哒哒声响，判断出它们的方位、远近，以及小贩的数量。只有在极热的夏天，我们小孩子需要老老实实午睡，醒来后，便可以从大人那儿领到一角钱去买上两只冰棍吃。吃的时候是不能胡乱跑动的，因为有时冰棍保存得不够好，有要融化的倾向，我与妹妹需在地上摆一个脸盆，然后围在那儿蹲着吃。爸爸还会在边上看着，不时指点我们应该怎样吃才不至于浪费：化了的冰水不要流到手上，吃到尾声时冰棍快散架了要用手在底下护住，最好及早吃到嘴里落肚为安……
后来，爸爸还曾给我做了一个“冰棍摇子”。做好之后我就喜不自胜地摇着它在校园里飞奔，引得别人狂笑：你光摇，你的冰棍箱呢？搞得我又很羞愧地回到家中。
我家所住的中学里，有位老师的哥哥是照相师傅，姓曹，一只眼睛是瞎的。小时候刚见到他时，觉得他那只塌陷的眼眶很可怕，后来慢慢发现，他是极有本事的，人也特别和蔼。每到毕业季，他便来学校内住上几天，做做给师生们拍毕业照的生意。那些天，是我和小伙伴们非常欢乐的日子。下午的操场上，围观他摆弄那些照相设备、组织学生老师们站队。就见他在三脚架上摆弄一番后，头钻进一块大的黑布里，黑布一直在动，不知道他在黑布里面做什么，我们只能等待。
终于，头从大黑布里伸出来，看得多了之后，我们都知道关键时刻到了，也跟着屏息凝神。曹师傅手捏着一个椭圆的“皮球”，另一只手在大相机的旁边优雅地举起食指，“好，看我这里，不要眨眼睛……”噗嗤一声，曹师傅捏下了皮球并弹射般地松开。我揪着的心也松开了，知道结束了，他搞定了。
照相真是有一种果断的帅。
中途曹师傅回去换胶卷，我们也会跟去倚在门边看，见他坐在床边两手插在被窝里摆弄，只见被子在动，怎么也不明白那是在里面做什么。觉得他就像一个魔术师，能操作一种神奇，能将人的像弄到纸上去。
在几天的工作快结束的时候，他偶尔会给邻里的教师子女拍几张照片，不要钱的。有一次得知要给我和妹妹照相，妈妈还慌忙让我和妹妹回家换上整洁点的衣服，纽扣全扣齐了去照。似乎是几天来的辛苦陪同有了回报，那么神奇的人，竟然还可以这么好。太想当曹师傅那样的人了，只是觉得他的那套家当太高级了，需要全部买来才可以当吧。这个念头在一个少年心里滋生着，像是遇到了一座大山，自己是根本没法逾越的。只能想想作罢，那实在不像做个“冰棍摇子”那么简单了。
总结那些儿时的职业梦想，它们隐约是这样的：有用是必须的，还要够帅。像曹师傅和冰棍哥那样，在被需要时会如约而至、风驰电掣而来。
上初中时一度喜欢武术，其实就是被电影《少林寺》闹的，买了好多《武林》杂志看。看了李小龙的故事，又想练截拳道。记得一次，父亲一声不吭在院子里的树上吊起了一个沙袋，我问他：“弄这是做什么？”他说：“给你练嘛。”
喜欢过的事不少，回想起来，父亲还都是支持的。高中时，父亲曾许诺：“等你考上大学了，给你买一双拳击手套和一个相机。”父亲以前教过体育，特别喜欢拳击，一直到现在还每周末看电视上的《武林风》节目。至于为什么想给我买相机，我一直也不太清楚原因，大概这些都是他心目中想玩又没有玩过的好东西吧。
在我要去上大学前，父亲去百货大楼花了八十多块钱给我买了一把广东产的红棉牌吉他，应该是看我当时对音乐太痴迷了吧。在他的极力主张下，我和妹妹读的都是师范院校，在我们即将迈出家门的时候，他凭自己的经验替我们选择了一种旱涝保收的“稳妥”。
可惜我实在不是个受得住“稳妥”的人。离家转眼二十多年了，我竟然还是一个看上去毫无定性的人。毕业后分配在外地的中学教书，没两年就辞职跑掉，让父母揪心了好些年。后来搞音乐，颠沛流离十年，他们也是极为牵挂。直到后来做记者，经常给他们寄些报纸，感觉他们才安下心来。又十年之后，我又跟爸妈说，我又想辞职了，去搞摄影，他们再次陷入了无边的担忧。
我这代人，跟上辈人的交流着实很少，或者基本不交流，更多的情感都闷在心里。国人的情感，太内敛也太压制并且好拖延。现在每天我的儿子临睡前一定认真地跟我说“爸爸晚安”，我都很慎重地也跟他说晚安。我常想，我都从来没有跟我的父亲说过一声“晚安”，更不要说“我爱你”了。父母与子女间只有些最基本的关心，我也只在一些生活变动的节点上知会他们，这个节点又新成为他们担忧的起点。
父母年龄越来越大，让我这个已经习惯在外奔突的人越来越心有惴惴。特别是我的父亲七十多了，身体不好。这几年的暑假，我都会带儿子回老家与他们同住些日子。每次都发现他们又老了一些，尤其是父亲的说话、思维都不似以前。记得有一次在老家，父亲在说到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