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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不能抵押。但凡能干点买卖，我也不愿意干这个，谁不是早晨起来天天咳嗽？”
八月，我采访时任山西省长的于幼军。他说：“山西以往总说自己是污染最重的地方之一，我看把‘之一’去掉吧，知耻而后勇，以‘壮士断臂’的决心来治污。”
我问：“之前也一直在说治理污染，但关闭了旧的，往往可能又有一批新的开出来，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以前管不住？是因为责任制和问责制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真正落实。就算经济总量第一的地方，考核官员时，环保不达标，就要一票否决，钱再多，官员提升无望。”
我问：“也有人怀疑，它会不会只是你任期的一个运动，过去了，可能会恢复常态？”
他沉默了一下，说：“我刚才说到的，一个是责任制，一个是问责制，只要这两条能够认真坚持的话，我想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反弹。”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在污染发生前，就让公民参与进来去决定自己的生存环境？”
他说：“你提了一个很对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公民运动，让公民知道环境到底有什么问题，自己有哪些权利，怎么去参与，不然……”
他没说下去。
一个月之后，临汾黑砖窑事件，于幼军引咎辞职。孟学农任代理省长。一年之后，襄汾塔儿山铁矿溃坝，二百七十七人遇难，孟学农引咎辞职。我从家乡人嘴里听到一句惨伤的自嘲：“山西省长谁来干，临汾人民说了算。”
临汾八年内换了五任班子，塔儿山溃坝事件中，被判刑的官员副厅级干部四人、处级干部十三人、处以下干部十七人。当年送我小蝌蚪的小男孩，是国土局的一个科长，服刑一年。
在临汾时，我曾去龙祠水源地拍摄。
没有太多选择。临汾下面的尧都区有三个主要的水源地：龙祠、土门和屯里。根据环保局二〇〇五年六月的监测，土门向供水厂联网供水的十五口水井，总硬度和氨氮浓度大多严重超标；屯里的水源地由于污染过重，在二〇〇三年十月被迫停止作为市民集中式饮用水源。
山被劈了三分之一，来往的煤车就在水源地边上。水源地只有十亩左右，“最后这点了，再没有了。”边上人说。
我站在栅栏外面往里看，愣住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山西。
附近村庄里的小胖子跟我一起，把脸挤在铁栅栏上，谁都不说话，往里看。水居然是透亮的，荇藻青青，风一过，摇得如痴如醉，黄雀和燕子在水上沾一下脚，在野花上一站就掠走了，花一软，再努一下，细细密密的水纹久久不散。
一抬头，一只白鹭拐了一个漂亮的大弯。
这是远古我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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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61 红色复写纸
tＸt｜？小说天堂
作者荞麦
四年级时，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过分心事重重的小孩。这一年我们换了一个新的数学老师，是个大概已经五十多岁的老人，姓金，个子矮小，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表情严肃，充满了很少见的尊严。他是因为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从城里退到老家我们这所乡村小学的。说到底，我们已经受够了那些嬉皮笑脸满口乡音的业余乡村教师了。每个人都企图获得他的欢心，这种竞争性的讨好令班上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氛围。我比所有的小孩都小一岁，成绩不错，爱好表现，一向很受老师的喜欢，自以为这次也不会例外，却大失所望：他似乎对我这个优等生毫无好感，表扬时总是相当平淡且漫不经心，批评起来倒不遗余力。他很少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不管我如何把手举得很高。一种故意为之的冷淡，敏感的小孩子却全都意识到了。这让我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中：从前的羡慕和嫉妒正渐渐转化为轻视和幸灾乐祸。
我的同桌是个杀猪人家的小孩，名叫晓梅，她成绩不好，但对此毫不在意，有种听天由命的乐观。在20年前的乡下，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像我的父母一样，期待孩子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他们中的大部分对于命运这件事早就安之若素，让小孩读书不过是因为大家都在读罢了。那个时候，农村和城镇之间隔着几乎天涯海角的距离，人们普遍都觉得自己的小孩以后不过还是在家种田，最多学门手艺，并不想做太多无谓的挣扎。晓梅家就是如此，她母亲早就想好以后让她去当一名裁缝。她父亲是个杀猪好手，在很难吃上肉的时候，他们家显然不缺肉吃，也相对富裕，加上她天真又大方，在班上有种大姐大的气质。我们有次出去野餐，其它小孩不过带点玉米，她却带了一些“蹄筋”，一种只有在宴席上才能吃到的东西。虽然最后因为根本没人会做饭，谁也没有吃到这道菜，但她的慷慨让大家都折服了。
我们是好朋友，虽然我妈对此相当不满，她觉得我应该跟成绩好的女生做朋友，但她怎么会知道成绩好的女生之间除了微妙的竞争根本不存在友谊的可能呢。晓梅有一种对我的敬畏和保护，她甚至也感觉到了金老师对我莫名其妙的不喜欢，她觉得：“金老师讨厌极了。”她可能是班上唯一不想去讨好金老师的人，仅仅因为他不喜欢自己的朋友。
期末考试前，金老师给大家做了一次强有力的动员，他拿出一支崭新的钢笔，说会用它来奖励这次数学考满分的人。如果不只一个，那么他就再去买几支，但是，“这次是我出的卷子，很难，估计很难有人拿满分。所以……”他拍了拍那支钢笔，“可能这支钢笔最后还是我的。”
我激动难耐，不是为了那支钢笔，而是觉得可以通过这次考试一举扭转他对我的态度。晓梅也说：“我觉得你肯定能拿满分，期中考试你就是满分。让他看看你的厉害。”还有其它一些人，他们总是偶尔漫不经心，但带着一种试探对我说：“你这次会拿到钢笔吧？”我就说：“很难说啊，我很粗心的。再说我也不想要他那支钢笔。”但我知道，如果这个班上有人得满分，那一定是我，我会让他知道：我是这个班上最聪明的小孩。
直到发卷子时我都没有改变这个想法。然而金老师却在开始就遗憾地表示：“果然如我所料，没有人拿满分。”其他人都如释重负，他们总是习惯于所有人都一样，一样没出息。有人在偷偷看我，但直到此时，我依然觉得这不可能，一定是哪里搞错了。我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等着奇迹发生。然后卷子发了下来，我拿了98分，一个微不足道到可笑的错误，一个低级到让我悔意钻心的错误就那样摆在那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金老师继续表达着他的得意和遗憾：“可惜啊，有些同学，总是在关键的时候粗心了……”我知道他在说我，他透过老花镜看过来的目光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遗憾和安慰，好像一切本该如此。我看着那个答案：31。如果我写的是32，那么此时我正在接受他的表扬，接过他递来的钢笔，他或许会第一次尝试用一种新的、有内容的目光看着我，并为他一直对我的忽视感到愧疚。
我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就那样拿起笔，把1改成了2。
晓梅此时正好扭过头来，她或许看见了，或许没有。下课铃响了，休息，下一课点评试卷。
随着金老师走出去，整个教室里一片沸腾，男生们纷纷冲出去玩无聊的游戏。晓梅问我要不要出去踢毽子，我摇摇头，从书包里拿出了几张红色的复写纸，像献宝一样给她看。蓝色的复写纸在乡下已经算是稀少之物，更何况这是红色的，是南京的叔叔回乡下时给的，我甚至都没舍得拿出来过。我把它垫在本子的两张纸之间，在前一张纸上写：晓梅。后一张纸上就印出两个红色的字：晓梅。她惊讶地像看着一个奇迹。然后我慷慨地递过去给她：“送给你。”
她更惊讶了：“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我沉着地回答：“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她能看懂我眼神里的祈求……但她似乎对此视而不见，只是兴奋地在复写纸上写起字来，于是两页纸上留下了一黑一红的字：最好的朋友。
下一课开始点评试卷，点评到我犯错的那一条，金老师报出了正确答案：32。并讲了解题过程。我浑身或许都在发抖，两个念头交替出现：放弃吧？试试吧？如果放弃的话，被人家看见我的答案是32又该如何解释？改回去吧。但1改成2很容易，2改回1则太难了。几乎在一种矛盾的冲动下，我举起了手，说了人生中最愚蠢的一句谎话：“老师，你改错试卷了。”
我想，在看到我试卷的那一刻，他当然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用一种意味深长又相当意外的表情看着我，仿佛不相信我竟然真的这么做了，又仿佛发生这一切早在他意料之中。而我则用一种侥幸的表情看着他，并且表现得相当镇定。
“这个……不太可能啊。”他看着我的试卷说，修改有点生硬，但也不是那么明显。他是个老人家，一时的心软让他无法说出“你是不是自己改了答案”这种话。他咂摸着嘴，拿不定主意。教室里一片寂静，同学们均迷惑不解，就在我们相持不下的时候，晓梅忽然举手了。
“怎么了？”金老师问她。
她看都没有看我，只是说：“金老师，我作证。”有谁的铅笔盒掉了地上，有人短暂地叫了一声，寒风从打碎的玻璃窗一角吹进来。我死死地盯着试卷。时间好像已经过去了一整年那么久。
她继续说：“我证明……试卷发下来的时候确实就是32，她还跟我讨论了一下，说这个答案应该是对的，可能是老师批改的时候弄错了。”
这次全班哗然，我猛然抬头看着金老师，他正震惊地看着晓梅。大家都喜欢的、有着奇特权威的女生，她为我做了伪证。
金老师又沉默了一会儿，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他转身疲倦地走回了讲台，背影像是一头已经累坏了的牛。然后他在讲台上了呆坐了一会儿，面无表情地宣布他改错了试卷，我的成绩是满分，并且把那支钢笔奖励给了我。我走上去领那支钢笔，他还是那样眼神空洞地看着我。他是一个老人了，如果他年轻一点，一定不会任由事情这样结束。
就在那一刻，所有人都羡慕地看着我，但我却忽然觉得自己可能再也不会快乐起来了。满分不会让我快乐，钢笔也不会，金老师虚假的表扬也不会，以后再好的成绩都不会了。从此后，我就永远是一个作弊的小孩。我拿着钢笔走下去，晓梅正笑着为我鼓掌。
放学之后，我没有等晓梅，独自走回家，在路上把那支钢笔扔进了河里。
小学毕业之后，妈妈担心我跟晓梅这样成绩不好的小孩混在一起会耽误前途，硬是把我转学到了邻近的镇上去读初中。我跟晓梅刚开始还在周末时偶尔见一面，后来就越来越见不到了。我们都认识了新朋友，有了新的青春期烦恼，并且再也没有谈论过那件事。她不负我妈的期望，慢慢变成了一个问题少女，传说整天跟小流氓们混在一起，还被人看见和男生在草垛后面脱掉了上衣。这好像就是她的命运，一个过度轻信的、慷慨的、被几张红色复写纸打动而作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