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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山腰调整过后，我们就加油冲刺起来，可能是身体已经适应，接下来的路程感觉十分轻松，最后终于看见了正在放篝火的山顶大本营，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我们慢慢地爬，不过多久，就爬到了山顶，坐下喝水后，山顶的所有人几乎都在等零点的到来，慢慢的，下面的县城开始放起火花，一瞬间安静的小城吵闹起来，山上的人也噪起来，往死里叫喊，甚至还有县武装部的同志拿着79冲锋枪往天上扫射，这场面比迷笛音乐节嗨几个档次，大家开始围着篝火唱起歌来，也不知道是谁还把录音机给提到了山上，大家就都不能自已了，我后来发现，这帮藏民才是真摇滚，差点向他们竖了个农金礼，很是酷炫。
这种热闹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我和父亲也拿着蹿天猴和二踢脚加入狂欢。半个小时的欢乐时间结束后，一切安静下来，只剩下零星的鞭炮声，父亲说：“去撒隆达吧！”在篝火旁100米左右，挂满了藏民们祈祷用的经幡，我和父亲拿出隆达，使足力气撒向天空，嘴里喊着藏语，父亲说赶紧许个愿，那晚的夜空真的特别美，看得清整个银河，甚至能看到卫星发着光慢慢在天空移动，我向天上撒着隆达，心里也开始祈祷，希望神灵保佑，能够治好父亲的病。
有道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在山顶休息了整整两个小时，我们开始下山，但是这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来的路途是如此的艰险，前面不断有人摔倒，大家笑着互相搀扶，气氛很是愉快，忽然前面绑在一起的三个年轻人滑倒了，三个人一路滑了下去，手中的手电在不断摇晃，这时候他们三人还在发出大笑声，我们刚开始也觉得很好玩，但看着他们慢慢滑出了视野，周围的人开始焦躁起来，此后我们又往下慢慢走了十多分钟，山下突然传来警笛声，慢慢的就有消息传到我们这边，说是滑下去的三个人，两人死亡，一人重伤。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只有男孩子才能爬这座山，这座圣山是吃人的，欢快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父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我们沉默着开始慢慢下山，直到靠近一个大岩壁，我们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上山那条原路，那个岩壁约有七八米高，非常陡峭，我看着下面倒吸了一口凉气，父亲说：“我来开路，你跟在后面。”然后抓着旁边一个用来挂经幡的铁丝开始往下爬，我跟在他后边，也抓着那个随时可能被扯下来的细铁丝一惊一颤地下坡，父亲的鞋因为打滑，好几次险些摔倒，我吓得不轻，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急忙抓住父亲的袖口，胡言乱语了起来：“爸爸，你可不能死啊！我死了没关系，我来给你开路啊！”父亲显然也被这句话惊到了，回过头看着语无伦次的我说：“傻孩子说什么呢，你老爸我可是瓦尔特，不会死的。”听到这句话，我的心好像也安静了下来，然后父亲牵着我的手说：“赶紧的，回家吃羊肉。”我和爸爸有惊无险地下了那个岩壁，接下来的路程就相当安全，只是我因为体力透支，两腿已经不听使唤，连走动的时候都没有知觉，回到家吃了两口饭，便睡了人生中最舒服的一个觉。
那个春节过后，那年的时间便异常的匆忙，父亲和母亲为了看病，辗转在北京和上海，直到我高一上到半学期，不经意间听到母亲和外婆的电话，外婆跟母亲说：“回来吧，回来就好了。”
终于在一天放学后，我见到了十个月未见的父亲，瘦得皮包骨头，那个时刻精神抖擞的中年大叔，已经成了一说话都咳嗽不停的瘦弱的病人，因为巨大的落差，我一个人跑到厕所哭了一分钟。
父亲坚持要回到老家，几天后便匆忙启程，临走那天清晨他亲了我的额头说“再见了孩子”，然后在家人的簇拥下上了回家的车，不知为什么，父亲不打算让我见他最后一面，然后一个月后我回到老家，看见哭泣的母亲，便已确认父亲过世，我突然意外的豁达，这个倔强的老头到死还在耍帅，风一般的走了，那天我收拾着老爹的照片，坐在院子里晒了一下午太阳。
那以后的几年，我就没再爬过圣山，我的姨夫有一次死缠滥打求我跟他上次山，估计是为了安慰我，但早已没了第一次的感觉，上山速度极快，撒隆达挂经幡也完全不知道许什么愿，很无趣地就回来了。
我想登山那天父亲是跟我撒了谎的，其实瓦尔特也会死，毕竟英雄也只是血肉之躯。我的父亲，不算什么大英雄，他没有到过萨拉热窝，更没有保卫过它，但是他到离开那天都一直在守护着我们一家三口的小热窝，前几天看《lone survivor》，马库斯说：“我想我的一部分死在了那座山上。”我很是喜欢这句，我想我的一部分也死在了那座圣山上，跟我的父亲一起。
扬卡洛夫，自黑民族学者。@扬卡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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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96 那天下午我在旧居烧信
txt？小？说？天堂
作者荞麦
1999年的夏天，世纪末的告别。说起来，那是我此生唯一能经历的一个世纪末。高三结束的暑假，皮肤晒得漆黑，知了没完没了地叫，还有铺张的阳光……但回想起来总有一种新生的快感：终于告别了暗无天日的高中时光，可以去读悠闲的大学了。因为填报志愿保守，数学考试发挥不好，考上的大学并不令人满意，但都无所谓了。只要能熬过那段时间就是胜利。只要没有掉队，没有被扔进不可想象的结果中（落榜或者重读）就是胜利。
迈上崭新旅途的一个仪式，便是烧掉秘密抽屉里的所有信件。宁静得没有一丝风的午后，我在屋子后面的树荫下，挖了一个不大的坑，准备好了火柴。
信件那个时候在乡下是多么奇特的东西啊。初中时任何一封无意义的信件都会让我兴奋很久，也让老师们惊恐莫名——信件！老师们都会先拆开看一遍。但这样的情形不会出现很多，几乎没有人会给我们写信。信件简直是神圣的。
高一刚开学的时候，同宿舍的人都有初中同学来信，我内心羡慕，却想不出有谁会寄信给我。结果还是收到了信，别人递过来时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写信的人在情理之中，但我却也没有预料到。他是初三时我们班的体育委员。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早晨站在前面给全校领操，手臂伸得笔直，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把自己绷得那样直。一起出黑板报的时候，他趁别人不注意，笑眯眯地看着我，一边快速在黑板上写了我的名字，又迅速擦掉了。
隔了几天，他神秘兮兮地塞给我一张小纸条，我不敢打开看，夹进课本中。回到家之后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才小心翼翼地把纸条从书里拿出来，紧张万分地摊开，纸条上写的是——“防止近视的三条秘诀”。
他给我写信，字体宽大工整，内容乏味。而我回复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保持这种通信行为，免得成为一个收不到信的可怜人。那是高一，每个人都在跟初中同学恋恋不舍地写信，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高中的新生活慢慢展开，旧相识很快变得无话可说。有一天我回最后一封信给他，敷衍说：“学业要紧。有缘再见。希望以后我们能上同一所大学。”内心当然觉得不可能（谁知道后来他真的跟我上了同一所大学，并且在我肌肉拉伤时送来两张信纸，正反两面都写满了字，写的是——肌肉拉伤要注意的若干事项）。
大概是高二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我的桌上堆满了信件。
当时我只觉得莫名其妙，打开信件读了几封才知道是因为我投稿的一篇文章发表了，发表在很多高中生都会订阅的一份作文杂志上，并附有通信地址。我被那么多信件震惊了，心情澎湃地连夜给全国各地的人回信。第二天，更多的信件摆到了我的桌子上。班主任站在讲台上面冷冷地看着我和我面前的信件。
连续几天之后，我已经不想再给任何人回信，也不再拆开那些信了。信件多得变成了负担。来信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好久之后我去传达室玩，还偶然看到一堆班主任扣住扔在那边的信。我也没有拿回来。
信件就是这样慢慢失去了魔力。我一下子被陌生人的好意喂饱了。
把这些信烧掉，没什么可惜的。扔进火里，一会儿就成了灰。我很认真地烧，每封信都拆开，先烧信封，再一张信纸一张信纸地烧掉。
最后烧到z写给我的几封信。其实我们在同一个城市，没有必要写信。但是，你知道，信件是一种古典的抒情。
z陪伴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阶段。经过高三上学期漫长的炼狱之后，到了下学期我们整个班级都存在一种崩溃的情绪：快结束吧，随便怎样。有一度我们几个人已经处于放弃的状态：东游西荡，找各种东西消磨时间，对高考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我迷恋一本关于游戏和漫画的杂志，就是在那上面，我读到z写的文章，署名后面竟然还留着电话。
百无聊赖的下午，监狱放风般的体育课上，在两个女同学的怂恿下，我们一起跑到传达室，由我出面给他打了电话。
通过两通电话的愉快闲聊之后，我们见了面，打了一次羽毛球。大概源于我的情绪压抑，急需排解。每个周末有限空闲的下午，我们便会约了一起游荡，随便聊些什么。他说有一家面店很好吃，只是很远，我们好像去吃过一次，想来却宛如梦境：我们真的去那么遥远的地方吃过一碗面吗？
但我确实记得两个人曾经在微微春雨中跑去看油菜花，他还帮我带了一副望远镜。结果雨越下越大，我们便站在屋檐下躲雨，看着春天里的麦田。在回忆中，这一切像是一部悠长而没有结尾的日本电影。我并不觉得那是恋爱，只是读书读得快厌倦死了的叛逆行为。
有一天晚自习的时候，隔壁班的一个男生走进来，递给我一封信，是z写的。写到他在楼下的操场上，仰头看着这一排教室的灯光，想到我就在其中一间的灯下……
那是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后来还有好几封类似的：情意绵绵又语焉不详。
我把他写的信都认真看了一遍。有些还读了第二遍。然后我一咬牙，统统都扔进了火里。扔进去的瞬间，一种轻松和对自己决绝的赞许油然而生。
就是那个暑假，z骑着自行车，从市区出发，花了半天的时间，经过遥远的路途，问了很多人，竟然找到了我乡下的家。快到的时候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匆匆跨上一辆车，在半路截住他。我们站在炙热的太阳底下，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他满头大汗，似乎有很多话想说，而我只是劝他回去。于是他无奈地站了一会儿，便掉头又骑着自行车踏上漫长的归�